专家点评
王永昌：尽早建设“生活大国”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者王永昌博士建议，加快推进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国民消费能力，从“民生”中要生产力，尽早实现我国从“生产大国”向“生活大国”，“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
王永昌说，建设“生活大国”，就是在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国家要着眼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国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需要，通过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促进国民经济与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协调并进。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一是独立住宅、汽车、各种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普及化，二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包括新的中产阶级形成、专业人员及白领职业队伍迅速扩大、加速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居住郊区化等。
王永昌认为，世界多数国家在向现代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成功转型与停滞不前的两种案例。西方发达国家在转型中“福利国家”理念骤然强化。美国在上世纪大萧条时期，通过罗斯福新政提高社会救济、调整劳资关系、扩大内需，成功摆脱困境。反之，以巴西、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相继达到或接近5000美元，此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被称为“拉美陷阱”。这些国家大幅度削减关税，过度依赖出口，内需不足；国民收入结构不合理，轻视民生问题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矛盾增多，城郊出现大量失地农民、贫民窟。
王永昌说，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汲取。建设“生活大国”必须首先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从国民收入分配看，近十几年来，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政府、企业比重不断上升；从国民收入支出来看，我国投资率近十几年来持续攀升，从“六五”到“十五”期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消费率却持续下降并严重偏低，远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从再分配调节来看，政府再分配中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社会保险缴款和收入税，支出主要是社会福利支出。从1992年到2005年，政府再分配收入在任何一年都高于再分配支出，有的年份高出一倍以上，说明政府并未发挥再分配功能调节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作用，政府再分配中筹集的收入，近一半用作与社会福利无关的用途。
王永昌建议，必须从民生出发建设“生活大国”、“消费大国”，改革国民收入分配体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打造橄榄形社会结构。在今后内需达到一定水平后，逐步降低出口退税率，将用于支持出口、补贴外国消费者的钱用于支持消费、补贴国内消费者。
“因病致贫”成最突出民生问题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老百姓反映最多的就是“怕得病”，一旦得大病就会出现中等收入的平民一夜之间变成穷人、家庭困难的贫民立即沦为赤贫的情况。病痛正在一步步地蚕食老百姓的收入，扩大社会底部的贫困阶层，而医保水平低也成为东部发达地区最突出的民生问题。
看病贵让穷人更穷
走访中，看病贵仍然是群众反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东部发达地区目前均有相当数量的群体因病致贫或返贫。
在上海市著名的产业工人聚居区蕃瓜弄社区，低保户潘文龙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靠吃低保过活，妻子2000年患肝硬化去世。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的儿子为了维持生活课余只好在学校图书馆打工，暑假里还在旁边的“不夜城”公司每天接4小时的电话，而贷款交纳的学费至今还没有着落。
上海市闸北区芷江西路街道交通社区是一大片棚户区，居住的2200多户有177户在吃低保，居委会民政干部侍道芳说，现在社区内的主要问题就是看病，“困难人群不能生病，一旦有病，生活马上会陷入困境。”
在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浙江省温州市有300多万名外来务工人员，记者发现，这里的用人单位不给农民工提供医疗保障已成为公开的潜规则。曹韶华在温州已经呆了九年，他说，在工作中来自政府的保障和保护很少，工人在这里打工生病了都是自费，小病去小诊所看，大病就回家了，有的出了工伤也拿不到足额补偿。
怕得病的不仅仅是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8月20日记者在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街道走访了部分患大病的居民，发现这些居民在患病前家庭收入和经济条件都在中等水平，本人也都享受医保，但患上大病后，这些小康之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有的一夜返贫，有的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现有的保障杯水车薪。
陈凤敏是上海市杨浦烟草糖酒有限公司的普通职工，从住房面积和家具摆设能看出这个家庭曾经的幸福。她说，2006年做的肝移植手术仅手术费就25万元，加上住院、买药等，共花了30万元。由于肝移植不纳入医保，巨额医药费中只有前期住院的几千元能报销，后期肝移植的所有费用均自费。移植成功后，每个月还要吃3000多元的药物才能保证不出现排异反应。家里现在每个月都入不敷出，只能靠亲戚帮忙。
不少民政干部告诉记者，当地很多去不起医院的群众，平时要么在家呆着，要么使用廉价药物，最终熬成大病。记者在天津市中低收入群体聚居区小海地居民区采访时，居民孙阿姨说，她的丈夫1992年下岗后养老、医疗什么保障都没有，看病全靠家里，这几年他有严重的腰间盘脱出，去医院做一次激光治疗要2000多元，由于掏不起钱，只能在家里生扛着。
上海市杨浦区民政局副局长虞军说，全区各级民政救助中医疗问题占到工作总量的90%以上，绝大多数困难群体都是因病致贫，而政府现有的救助力度十分有限。
医保面窄，标准低、门槛高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各地医保措施覆盖面窄、报销标准低、参保门槛高、操作复杂化，成为影响群众看病和参保的障碍。
一是住院押金高和报销标准低。一旦得了大病重病，只能报销在住院期间、医保范围内发生的医药费的50%-70%，而余下30%-50%的医药费和需自费购买的药物，就会成为压垮家庭的沉重经济负担。尤其是得大病需要住院治疗时，医院要求首付的住院押金大多在5000元至1万元，很多贫困家庭根本无力承担，这个矛盾目前非常突出。
二是医保报销的门槛费过高。记者调查发现，津沪鲁浙四省市居民参加医保后发生费用，必须要超过一定的门槛才能报销，就是这道平常人看起来并不高的门槛，卡住了很多低收入者的就医路。
天津市小海地居民刘淑兰大娘说，“医保规定门诊必须花够800元才能报销，住院门槛要1700元，我全家月收入才1900元，这么高的门槛老百姓怎么拿得起？”上海市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郑军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居民参加上海市普通居民医疗保险须个人交120元，但医保每年都有1000元的门槛费，有不少身体稍好一些的低保户认为他一年下来吃的药也不过1000多元，超出后能报销的部分又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交120元参保不划算，导致参保积极性不高。
三是医保存在较大政策空白点。近年来，因病致困的人群呈现复杂化，许多患大病的真正困难人群无法纳入政府保障，成为医保盲区。
记者在浙江省乐清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文件中“不予支付费用的诊疗项目范围”看到，名目繁多、名称专业的疾病让人眼花缭乱。而上海市规定对于开放性肺结核的第一次检查费用全免，但这在实际治疗时只占总费用的很小一部分。群众反映，开放性肺结核的前期治疗需要保肝、保胃，费用要2万多，最后真正由政府全免的只有几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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