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向新任教育部长写公开信

　　钱学森生前，曾多次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领导提出他那振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被称为“钱学森之问”。11月10日，安徽11位教授通过媒体发表一封公开信，把“钱学森之问”交给了取代周济的新一任教育部长袁贵仁。

　　这封公开信内容并不新鲜，但是由于它出现的时机恰到好处，它发问的对象又如此特殊，迅即在网上引起巨大反响。针对这封公开信，网络上的声音分为两派：一是认为这封信套话连篇充满阿谀之词，这是向教育部长“献媚”，二是认为在目前环境下能向部长发出公开信已属不易。

　　那么，这11位教授为什么联名向新任教育部长写公开信？他们对网上的批评作何反应？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公开信的作者——安徽大学芮必峰教授、安徽师范大学沈正赋教授和杨四平教授。

　　公开信反响大说明大家对教育有意见

　　记者：你们是怎么想起联名给教育部长写公开信的？

　　沈正赋：有三个契机。一个是钱学森老人去世，他提出的那个沉重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不容回避的。另一个契机是前任教育部长周济免职，大家对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寄予很大期望。第三个契机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定，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来反思教育问题，同时媒体也愿意推动这个事，于是就有了这封公开信。

　　芮必峰：我补充一下，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教育界对上一任教育部长的工作是不满意的，二是新任教育部长是安徽人，我们对他寄予厚望。

　　记者：这封信现在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你认为这说明什么？

　　杨四平：这说明社会各界对教育的现状是有意见的。中国要从教育大国实现向教育强国的转变，路还很长。

　　沈正赋：素质教育喊了多少年了，现在还是应试教育那一套，而且应试教育有越来越强化的趋势，这是残酷的现实。我有一位大学同学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我们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同时也是高等教育的受害者。应试教育就是用一个模子制造考试工具，我们考上了，受益了，但是永远跳不出这个模子，也就是受害者了。

　　不能指望我们对教育开出一个药方

　　记者：网上批评你们的声音也不少，有一种意见是认为你们光喊漂亮口号，没有对现存教育缺陷的批评，没有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

　　杨四平：他们说得很对。但是不能指望我们开出一个药方，列出一二三，我们只是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不可能像康有为那样提出具体的方案，我们个人也没有那样的能力。至于言辞，我们之所以不那么激烈，是因为感到太难，太艰巨，我们不是写杂文，发完牢骚拉倒。

　　沈正赋：我们就是抛砖引玉，发出这样一个信号，答案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寻找。一封信给不了答案，万言书也给不了答案。

　　记者：还有网友批评你们这封公开信就像写作文，结尾“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一定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这句话，是一个漂亮的尾巴，从1978年到现在30多年了，都解不开这道题，你们凭什么坚信不久的将来能解决？

　　杨四平：这是一个愿望，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愿望，我相信历史进化论，未来一定比现在好。

　　沈正赋：三十多年没解决，那就用四十年五十年来解决，我们相信一定会解决的。

　　记者：钱学森先生曾经回忆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物质条件跟现在根本没法比，但是同学们没有课业负担，学习很快乐，最终相当一部分学生都学有所成，现在的学生，物质条件那么好，却整天被作业压得喘不过气，一点也不快乐，我们为什么不能重新捡起当年那些教育传统？

　　杨四平：这是社会问题。以前的学生读书想的是如何报效国家，现在的学生读书想的是拿多少证挣多少钱，这个说不上卑鄙，也谈不上崇高，很多问题不仅属于教育部门。不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现存的思想品德教育是无力的。

　　沈正赋：完全复制那套传统肯定不行了，时代不同了。但是应该思考，有些传统是不是该保留下来？

　　教育部不要干涉高校具体教学事务

　　记者：教育部是高校的“婆婆”，你认为教育部和高校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才是适当的？

　　杨四平：教育部管大方向就可以了，不要干涉高校的具体教学事务。比如，高校评估搞了这么多年，高校的教育质量因此提高了吗？没有。而且到底是评估学术呢还是评估纸上文章？催生了形式主义和权钱交易，负面效应很大。

　　记者：你对公开信能否得到教育部的回复有什么样的期待？

　　芮必峰：我希望大家都来关注、讨论，这肯定有助于教育问题的解决。但教育问题是根本，也是“引子”，国家还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等进程。

　　沈正赋：对回复不抱大的希望。部长不回复，肯定有他的难处。

　　杨四平：没什么期待，能给大家提供一个争辩的契机就好。

　　记者：有网友批评说，公开信最后一句“排名不分先后”，恰恰说明作为教授的你们还是重视排名座次这些虚名的。

　　沈正赋：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误解，比如有的人认为正教授排在前面了什么的，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

　　记者：原北大副校长王义遒最近说如今的中国可能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般的杰出人才？你怎么看？

　　沈正赋：我觉得很纳闷。还有哪个国家嫌人才多？

　　杨四平：这正好反映出一种功利主义的教育论调，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国家长期将发展现代化作为教育的直接目标。这是一种教育的国家主义，就是一切教育都是为了现代化建设，要教育出“实用”的人，功利性、实用性太强，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如果我是教育部长先解决方向问题

　　记者：假如你是教育部长，你会开出什么药方？

　　杨四平：我想起码有三点：第一，从制度上彻底澄清教育思想、教育方向的问题。比如，教育是造人还是造器？对教育而言，不是细节决定成败，而是方向决定成败。第二，教授治校专家治校。现在的高校，就是衙门，看不见学者，都是“学官”。第三，取消学术量化考核机制，实在要量化，不要跟待遇挂钩。另外，还要提高教育从业者的待遇。

　　沈正赋：教育问题积重难返，不是一个教育部长能解决好的。不过，当前最需要解决的是，真正实现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另外，对学术腐败加大惩治力度。

　　记者：你认为当前教育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

　　沈正赋：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比如，一个处级岗位，有四十多个教授去争，还有，一个教授成绩突出，上面就给他一个处长算是回报。官位诱惑教授，教授争抢官位，问题很严重。

　　杨四平：教育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现在学术腐败这么厉害，怎么办？大家说要从制度上抓。但是，制度从哪里来？朱光潜说过，不是制度坏了，而是人心坏了。怎么修正人心？还得回到人文精神重塑和素质教育上面。现在很多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公务员，而不顾自己的专业是否有机会发挥。考公务员也是对的，社会要求他们这么做，这说明社会价值评判标准的混乱。

　　芮必峰：我们的教育不允许异见的出现，不宽容，谁官大谁就是正确的，表面上看是体制问题，但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一个真理、是非都按照生理年龄、社会地位、行政职务去定夺、分配的时代，是很难培养出大师级人才的！我们从小就在“要听话”的教导声中长大，听话的就是好孩子、好学生、好员工，就好比一个模子制作出来后，盖得进去的就是好的，盖不进去的都是不合格的，这不是扼杀人性吗？这是整个民族的文化性质体现，要想解决非一朝一夕之功。

　　■评论

　　“钱学森之问”究竟该谁接招？

　　□夏季风

　　在我看来，应该接招“钱学森之问”的绝不仅仅是教育部长。

　　当然，教育部应该负起的责任显而易见，高校行政化之风愈演愈烈，学术腐败学术泡沫层出不穷，专家治校渐行渐远徒留口号，这是包括众多教授在内的共识，当然，至于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就更需要教育部直面应对了。

　　但是，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教育部头上显然是不客观的，钱学森曾经说过：教材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教师。也许教师们无法决定课程设置，无法自主选择教材，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可以放弃责任。所以，应该接招“钱学森之问”的还有大学的校长教授们。人大教授张鸣说，在行政化的路上，有些大学跑得甚至比教育部还要快。很多所谓的大牌教授，很享受行政化的好处。大笔的项目资金，大把的课题，再加上一顶又一顶的官帽。教授们一边反对高校官僚化，一边争先恐后变身官僚。

　　此外，应该接招“钱学森之问”的还有家长。钱学森回忆自己上学时：临考试是不作准备的。考试结果一般学生都是七十多分，好的八十多分。如果通过死记硬背获得高分，会被嘲笑。想来钱学森的父母定不是那种“一定要考第一名啊”之类的家长。

　　但是，话说到这里，可能有的家长不领情：我的孩子将来要上名校当大官，不当钱学森，但是可以管钱学森嘛。

　　讨论到此，就不是教育问题而是哲学问题了，一句话，我们的教育要造人还是造器？

　　11位教授公开信摘录

　　●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认为，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缺乏人才长远规划的短视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的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怎能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沈正赋 芮必峰 胡荣华 卞利 康建中 谢云章 李正平 徐华 李桂华 杨四平 吴玲

　　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语录

　　题海战术、拼时间、拼体力，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做法，不符合教育规律。

　　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应该耐心倾听百姓的声音。在工作中要抓好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切实提高教育的质量。（夏继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