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涌
近日武汉大学对待“功勋教授”寡情薄义的新闻在网上十分引人关注。武大的著名教授、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博士两年前患上罕见的神经元传导障碍,已经病危,然而武大竟派员到他病床前,当面向不能言语、靠呼吸机维生的张在元宣布终止其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武大方面也已证实,确有与张在元教授终止合同一事,并称他不是武大的全职教授,不应享受武大职工的福利,武大对他已经不错了。
此一事件的全部细节还未及披露,我隔着太平洋自然不好指手画脚。不过,既然同为教书匠,看到张教授的经历难免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觉,也忍不住说几句自己在美国的经历。
我是2003年找到教职的。那职位和张教授远无法相比。他是设计学院的院长,我则连博士还没拿到,当个小小的助理教授而已。给我职位的波士顿萨福克大学,更无法和大名鼎鼎的武大相提并论。我当时看到这个职位的广告,不得不到网上搜索这一从未听说过的学校的信息,最后看到人家历史系的教授多是常青藤博士,心里才多少有了点底。
这个小学校,办事情倒是雷厉风行,刚收到我的申请材料就打电话过来请我到校园访问。一般学校则要等上好几个月。我受宠若惊地去了,晚上完成讲演,第二天早晨拿到了工作。那时我们夫妇两个博士生守着个三岁多的女儿,经济来源几乎断绝,一下子像捞到救命稻草一样。
接下来的事情,就让我有些不适应了。学校人事部门马上来信,首先自然是欢迎我加入他们的大家庭,接着就开始讨论如果我死了怎么办。我心里老大不高兴:我刚刚拿到工作,事业正开始,你怎么不盼着我好!但把信读下去,才发现人家原来是好心好意。信上讲的是:我如果发生不幸,家人能得到多少的补偿。以我这个穷学生看,那数字实在不低。
就职后,妻子又收到学校的一封信。我不禁好奇:学校雇的是我,给她写什么信?妻子打开一看,上面讲的不仅是我死了会怎样,还说如果我们离婚又会怎样——主要是关于医疗保险。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不过一旦找到个全职工作,在医疗上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全家老小不管多少人都跟着有了保险。总之,学校不仅要让你心里踏实,也要让你全家心里踏实。
在美国,大学教授工资菲薄,但教够年头,多成为终身教授,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吃学校一辈子。这当然保证了教授们不看学校脸色说话的自由。不过从制度上说,这还是中世纪的行会传统。西方的大学本质上还是个行会,给教职员提供行会成员所具有的安全感。有了这种安全感,大家以校为家,工作也更自觉些。比如,每年找工作季节学生都来找我写推荐信。我可写可不写,可以好好写,也可以糊弄一下。干这事不认真,学生就业率就低,学校就每况愈下。而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没人监督的。靠什么?靠的是教授把学校当自己的家、把学生当家里的孩子并为其前途操心的自觉。美国人看大学的质量,要看终身教授在教职员中的比重。这是学校是否对教育负责的一个指标。所以,除了几个名校外,一般大学副教授以上就多是终身教授了。
武大的这次是非我不清楚。校方解释是合同自动期满,不存在解雇问题。即使这种解释属实,我也感到奇怪:张教授身居设计学院院长的高位,怎么竟是个合同工、连个终身教授的“福利”都无法享受?如果他是兼职,校方又怎么会把院长这样的重任交给一位临时的兼职人员?这是否是高校请名人短期兼职的普遍写照?靠走马灯般的名人兼职,能把大学办好吗?学生能够得到长期的关心和指导吗?这是中国教育界要好好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