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出版社改制的现状、难点及对策

　　报刊出版社改制已经进入了破冰启动阶段，日前，中国文化报改制转企，成为第一家部委机关报改为企业的先行者，从新闻宣传的力度看，相关政府部门非常重视，显然是希望借此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程。本专栏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贯彻始终的一个主题便是呼吁推动报刊出版社告别官本位、走向市场，按照新闻出版工作规律办事，从而实现真正的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双丰收。这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为我出版的《把脉中国传媒》一书中，可以看到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述，其中既有展望与预言，也有前景分析与路径选择。

　　如今，文化体制改革经过千呼万唤终于来临了，主管部门领导大力肯定、积极支持，但是，对于报刊出版社的从业人士特别是领导者群体，改制却不是那么轻松、容易的话题。在改制的报刊出版社从业人士中，迷茫、困惑、举足无措、恐慌已经开始弥漫，改制意味着什么，改制的难点是什么，改制后个人的发展前景，改制后本单位的出路与方向……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共同思考，共同探讨。

　　新闻出版队伍出现动荡

　　对于现任的属于即将改制的报刊出版社的领导来说，单位的决策管理权到了自己手里，就像是击鼓传花游戏一样，被突然叫停。捧在手里的不再是权利，而变成更多的是义务、责任与负担。

　　因为改革的不可逆性，改制意味着一次重大抉择。不夸张地说，这次改制对每个局内人士来说就相当于过去党政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辞职下海。不过，当年下海的时候，中国的经济环境与今天大不相同，当时可以说很多人放弃的是没多少油水的铁饭碗，而现在由于社会发展，党政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在编干部工资福利已经相当可观，以至于报考公务员成为社会上最热门的就业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报刊出版社的改制就有相当的难度。

　　另外，下海还是个体自主的选择，而改制却是全行业的政策，个人没有选择余地。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在改制范围内的报刊出版社的队伍中，明显地出现了动荡，尤其是管理层，一些人拂袖而去，一走了之，哪怕是在职务上屈就，也要离开报刊出版社。

　　对于上级主管部门来说，报刊出版社的领导位置由岗位稀缺变成人才稀缺。以往报刊出版社都是有行政级别的铁饭碗，尤其是部委，往往把报刊出版社的社长总编位置作为安排副司转正或准备退休的二线去处，导致出现相当一些报刊出版社的领导只会当官，换句话说只会混饭吃，几乎没有做事的能力与愿望。

　　改为企业的报刊出版社的高管，由安排人当官，一变而为要找合适的人做事。由于以前报刊出版社的官好做，清闲舒服，都是人们求着当新闻出版单位的官，新闻出版系统很难得有哪位握有重权的领导会求贤若渴，都是坐等跑官要官的人上门。现在，该改改思路与态度了。当然，不少领导还一时难以适应形势的逆转，不知道如今稀缺的不再是“官位”，而是人才。

　　在改制后，管理者作为企业经营管理层，在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条件下，绝对不可能只得好处、不尽义务，没有能力与水平，是难以保证企业的利润回报的，因此，大股东也就不会容忍外行、低能的领导来侵害自己的切身利益。套用企业改制的成熟经验，对严重亏损的改制报刊出版社，应把领导岗位腾出来进行公开竞聘。

　　该由谁来主持改制

　　文化体制改革中，报刊出版社转企，关系到全体工作人员的利益，由谁来主持改制？上一级领导机构为了便于工作的开展和推动，当然会选择让改制单位的原班领导来负责改制任务。

　　但是改制不是常规的工作或任务，并不能完全套用原有的工作方法与程序。在单位与职工性质身份都不变的条件下，当然可以由领导来决策。而在单位已经不是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时，行政级别与在编干部身份也不复存在，现有的领导其实没有权力与资格来代表大家决定大家的前途与命运。否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已经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凡是由原班领导来全权负责改制，势必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因为往往没有健全的机制能够制约当事的领导者利用机会瓜分本来属于集体乃至国有的财富。在这种模式下，广大员工往往是扮演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角色。

　　所以，改制必须特事特办，主持改制方案与操作的人员，应当由全体员工公推公选，并且接受集体监督，这样才会让方案科学、合理、公平，有利益大家均沾，有损失大家共同承担。

　　有人会说这样就难以推动改制工作的进行，不依靠现有领导班子，就会出现无组织、无秩序的混乱状态。其实事实没那么严重。对于大部分经营困难、亏损严重的报刊出版社来说，领导班子的作用除了多吃多占瞎指挥，在工作的正面意义上，早已名存实亡。

　　这次改制必然是一次新闻队伍的重新洗牌，低能外行不得不出局，而内行高手一定会成批涌现。只有内行高手掌舵，濒临破产边缘的报刊出版社才有可能挽狂澜于既倒。否则，如果仍由败军之将继续掌管大权，那么，可以预见的便只有清算破产一条出路了。报刊出版社尸位素餐的南郭先生们的末日到了。

　　改制导致利益重新调整

　　所有的改革都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此次文化体制改革中报刊出版社的改制转企也不例外。实事求是地说，必须承认在任何时期、任何社会的机构，都存在既得利益者，而每一次改革都是对有权在位的既得利益者的否定与挑战：道理很浅显，如果那些既得利益者是正确的，是发展方向与潮流的代表，那就不必改革了。之所以要搞改革，就是因为有权在位的既得利益者没有能力保证所在行业与单位的发展与进步。

　　在报刊出版社层面，负责人讲官话的多，讲实话的少。这也是国情所致。面对改制的难关，有些负责人会说自己考虑的是单位集体的利益，至于自己的个人利益则置之度外。一些恋栈的领导甚至会表示自己不能退是要为单位负责，似乎一个单位缺了他就不行。说实话，如果某报、某刊、某出版社在某人领导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那么，确实作为创业者会有一种责任感与义务感，而且所领导的单位也真可能离了这位领导就会发生困难与滑坡。但是，在今天的现实中，说这种话的人大都在任上造成所负责的单位业绩效益大幅度下降。如果考核起来，很大程度上应追究其领导责任。

　　其实，每个改制的参与者首先考虑的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最正常的本能反应，只有那些打官腔说假话成了习惯的人，才会不承认这一显而易见的心理现实。

　　因此，改制的方案设计以及制度安排，就不能沿用以往那种由个别领导关起门来拍板的方法，否则，改制便成了少数作为设计者与实施者的领导侵夺全体员工合法权益的黑箱操作。在前些年国企改革中，这已是司空见惯寻常事，绝不能允许再在报刊出版界重演！

　　转企亟待市场配套

　　报刊出版社转企后，就要按市场规律办事。而企业离不开产权交易市场，报刊出版行业需要尽快建立起相应的平台，一些新闻出版单位的资产可以通过拍卖来实现重组整合，不能再是政策“拉郎配”。

　　在市场准入方面，有必要对新闻出版企业放开登记注册，使之成为开放市场，一劳永逸地革除新闻出版工作者多年形成的特殊垄断行业的官商习气。

　　在产品与经营层面，要让报刊出版社可以自由竞争、自由选择、自由调整，可以很方便地变更内容定位以及报名、刊名、出版社名。市场经济强调与时俱进，要顺应消费者的需求与口味，不断出新，经常在产品与服务上升级换代。

　　当前的国内报刊，有不少都是在计划经济模式下成立创办的，名称与定位都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可以说已经落伍了，但是由于相关的政策过于僵化，使报刊变更名称与定位极其困难。于是，无数报刊在用原有名称与定位已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便发明了双报头、双刊名，也就是保留原有报名刊名，但又打出新的报名刊名来打市场。

　　前不久，云南省文联郑明主席送给我两本刊物，一是《文艺评论》，一是《百家》，从设计编排以及稿件看都是严肃的纯文化刊物，可是细看却发现其实分别借用的是《边疆文艺》与《金沙江文艺》的“壳资源”。在文学刊物如此没落的今天，连一些大牌名刊都没法子生存，《金沙江文艺》这样的牌子显然早已该被淘汰了。然而，政策却不允许变更。这简直没有一点道理！

　　如果统计一下，类似的以违规改用新报头刊头来实行报刊改造的例子，大概数以百千计，实际上已经多到了法不责众的程度；而对于服务型政府部门来说，当如此之多的报刊都不得不宁可冒着违规被查处的风险也要这样做时，肯定就说明政策必须该升级了。

　　报刊出版社改制是牵涉诸多层面的系统工程，在制度建设、政策法规等方面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否则就会发生报刊出版社变身企业后却无法按市场规律办事，结果前后受敌、寸步难行。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