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网站
搜狐 ChinaRen 17173 焦点房地产 搜狗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宣讲家《第一时评》

中国经济走向何处?

来源:搜狐网
2009年12月11日17:38

  主持人:苏博

  嘉 宾:谢鲁江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发展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网络在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宣讲家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搜狐网共同主办的第40期《第一时评》。

  2009年12月5日至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强调扩大内需、微调财政货币政策、推动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那么中国经济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的走势将会如何?我国经济实现再平衡的难度有多大?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来提高国民收入,改善民生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发展教研室主任谢鲁江教授,就上述问题与我们展开深入讨论。

  谢教授,您好!

  谢鲁江:你好!

  主持人:谢教授,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要围绕扩大内需、货币政策和发展方式等几个方面来定调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走势,首先请您判断一下我国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的一个走势。

  谢鲁江:各位网民朋友,大家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确定了明年以及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和政策导向,应该说2010年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也是转折的一年。大家知道,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国家的经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冲击,所以从08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09年,我们一直是以应对金融危机为主,尽全力保证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不至于过于下滑。现在可以说,保增长的任务我们完成得还是不错的,但是下一步中国就要考虑如何维持一个可持续的增长,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新的发展动力和更加明确一个合理的、科学的发展方向。因此这种情况下,确定今后经济工作的重点和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有一句成语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国家的“近忧”就是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远虑”就是摆脱经济危机之后下一步我们国家的经济怎样保持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主持人:刚刚您谈到金融危机,有人认为金融危机后又会有一波新的危机到来,您觉得会不会发生呢?

  谢鲁江:我不那么悲观,我们知道危机主要有两种,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危机,一个是由于金融方面的原因产生的危机,另外一个就是实体经济方面的危机。现在美国这次危机的一个特点就是,是金融危机引发了实体经济方面的问题。现在金融危机可以说主要的矛盾都已经全部爆发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方面再掀起一场大的危机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另外,实体经济的方面,由于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财富的泡沫效应破灭影响了一部分需求,但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的方面没有特别大的萎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的实体经济方面的危机现在好像也没有明显发生的可能性。

  我认为现在主要需要警惕的是:第一个,不要在经济增长速度起不来的情况下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果形成滞胀问题就很难办了;第二个,要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在一定的水平上,不要下滑。如果做到这两点,我认为下一轮经济危机,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实体经济的危机至少不会在近期内再爆发了,我是比较乐观的。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由于出口在我们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能否说中国经济真正企稳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美国经济的真正复苏呢?

  谢鲁江:中央这次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如果不做这种调整的话我们可能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发达国家经济的复苏。因为我们国家经济的外向度还是很高的,一般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的外向度主要是看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现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最高的是德国,占69%点多,我们国家稍微低一点。现在整个全世界进出口总额占前四位的是:德国第一,中国第二,美国第三,日本第四,中国的外贸依赖度还是非常高的。这种情况下使得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国家的冲击就非常大,最严重的是09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掉到了6.1,很大程度上就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出现了负增长,沿海地区的经济主要依赖于出口。我们国家从09年一、二、三季度出口总额的增幅都是负的两位数的下滑,全年基本上也是两位数的下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继续维持这种对外依赖度很高的经济增长模式,下一步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复苏确实要依赖于其他国家了。现在如果我们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的工作做好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会减少对国外经济的依赖程度,当然美国经济如果复苏对我们也是有利的,但是我们如果做好了工作之后是可以不依赖于它的。

  主持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让明年经济更平衡增长,请问是否有难点呢?如果有的话您认为难点在哪里?

  谢鲁江:经济平衡增长是和不平衡相比的,拉动经济增长有四驾马车,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支出、出口,这四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如果平衡增长应该是四驾马车齐头并进,大家同心协力拉动经济增长。我们国家以往的经济有几个问题,第一,过于依赖外需;第二,过于依赖投资,居民消费的比重一直比较低,所以相对来讲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我们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现在有两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趋势:一个趋势就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们都是相对比较低的,我们国家现在是低中等收入的国家,和这些低中等收入的国家就是人均3000美元左右的国家比,我们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是比较低的,这是第一个趋势是不合理的。第二个趋势,本来比较低的比重还在下滑,我们最高的时候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50%多,最低的时候达到30%多,这个比重本来就低于平均水平,而且这个比重还在下滑。这两点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所以我认为恢复经济的平衡第一要解决内需和外需平衡的问题。在扩大内需方面,要解决的就是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这几个方面的平衡,这几个方面平衡重点就是要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我认为这是重点和难点。

  主持人:就是说内需跟外需本身就是失衡的,内需的本身也是失衡的。

  谢鲁江:对。同时即使是居民消费本身又是一个失衡,我们可以几个层次,首先第一个从大的层次来讲,内需和外需是失衡的,所以我们要扩大内需,内需中又包括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在这三个方面的内需中,居民消费比重又是偏低的,我们又过于依赖于企业投资这又是失衡的。在居民消费中又存在一个失衡,居民消费者首先第一个失衡是高收入人和低收入人的失衡。前段时间清华大学做了一个调查,他当时调查就是说,按照现在的房价中国的居民中85%的人是买不起房子的,还有15%的人是买得起房子但是他已经不需要再买房子了,这就是失衡,就是高收入人、低收入人形成消费动力方面是很大的失衡。另外一个失衡就是城乡之间的失衡,城乡收入差距拉的很大,城市很多消费饱和,但是农村这方面的消费还没有拉动起来,所以中央这次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家电下乡,为什么家电要下乡呢?就是因为农民消费跟不上来,因为从经济系数上也能看出来,我们国家05年有一个统计,如果光看城市的经济系数可能大体上0.32左右的经济系数,按照评价标准0.2—0.4之间属于低等的不平等,0.4以上就属于高等的不平等。光看农村,农村的经济系数是0.39,但是如果把农村和城市放在一起看,看整个全国的经济系数就变成了0.45。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又是和城乡的差别是重合在一起的,所以这又是一个不平衡。第三个不平衡就是行业之间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这又是很多的不平衡,一层一层的。我们要解决这种不平衡,可能还是要有针对性的具体的去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主持人:有专家认为,明年外需仍然不会出现根本性好转,因为中国的经济还是要靠自己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内需放到首要位置,我们想请问,这是对于外需疲软担心的临时之举呢,还是中国已经下定决心将经济增长策略转为内需拉动型呢?

  谢鲁江:应该不是临时之举。首先从现在来讲,像美国、欧洲、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他们都在进行很深刻的结构调整。像美国,首先第一个传统的制造业基本上都转移下去了,已经不是经济增长支柱重点了。过去赖以生存的重点像网络、计算机也不是很兴旺、很活跃,不能把美国经济带出困境,金融过去一直是很活跃的,这次出了危机之后也受到重创,美国现在也急于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他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进行深刻的、全面的、系统的结构调整,但是这个结构调整一两年内是完不成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不能把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基点放在指望美国经济或者其他国家经济尽快复苏来缓解我们的困难。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以我为主,扩大内需。

  刚刚讲到中国经济的平衡问题,中国经济最大的失衡就是说,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和这个成就相比,还需要尽快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按照中央的说法,把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让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落到实处就是扩大内需。所以扩大内需不是说因为出现了金融危机我们临时应对的措施,而是说即使没有金融危机也要扩大内需,实际上我们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2006年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已经强调扩大内需,所以扩大内需应该是我们国家今后经济发展主要的推动力,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政策,而不是一个临时的举措。

  主持人:谢教授,刚刚我们一直在谈扩大内需和经济失衡的问题,那么您觉得解决中国经济失衡问题,只是通过提升中国的内需就能奏效吗?

  谢鲁江:扩大内需是解决中国经济失衡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但是要解决经济失衡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各方面的不平衡,比如说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不匹配,城市和乡村的发展不匹配,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的发展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匹配,有很多方面的不匹配,扩大内需主要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的问题。我们不单是要内需,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现代化,所以从建设现代化的社会来讲,我们需要解决体制性的、结构性的矛盾还非常多,扩大内需是其中的一个重点、一个突破口,但是不是工作的全部。

  主持人: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失衡最大障碍就是中国内需在经济中的占比偏低,请问谢教授,您认为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解决呢?

  谢鲁江: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可以说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共识了,包括政府也是这样认为的,“居民消费”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是扩张总量,“企业投资、政府支出”政府更多强调的是调整结构、优化支出的内容,而不是单纯的扩大总量。所以实际上我们这块有点像瘸腿,要补上这方面,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从另一方面来讲,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关键是要产业的支撑,比如汽车产业、钢铁产业、煤炭产业、发电产业,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群众消费,形不成有效的市场规模,企业是发展不起来的。比如说汽车,一般一个汽车企业的盈亏基本的规模应该是30万辆汽车,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每年都能够消费到30万辆汽车的市场,那这个汽车企业是维持不下去的。要想有大规模的群众消费,就必须是大规模的群众需求的增长,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市场,形成大规模的市场之后企业才能有规模经济,我们的产业才能发展起来。所以这不但说人们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也是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所以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扩大内需,我认为关键是要解决收入增长的问题、分配的问题和政府职能转变三个方面的问题。因为相对来讲,我们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还是慢的,居民收入的增长低于GDP的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又低于政府财政的增长速度,很明显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没有做到向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倾斜,所以这就是很大的改革需要调整的地方。

  分配制度,包括一次分配制度、二次分配制度的改革。一次分配,我们国家现在大多数人还是工薪阶层,现在工薪阶层的收入相对比较低,而且没有一个稳定的增长机制。人民群众最重要是通过就业来参与经济发展的,不是说大多数靠自己办企业、通过自己找到发财的机会,更多还是要靠辛辛苦苦的工作,所以更多的还是通过劳动分享,没有更多的其他的途径。所以在初次分配中应该强调建立一个和市场经济发展和整个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工资稳定增长的机制;二次分配最主要的就是提高社会保障,大家知道,一般的老百姓养老、医疗、教育各方面的负担都是很重的,实际上这里面有好多是通过一定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去帮他解决,现在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比较低、社会保障的水平也比较低,这方面也是需要重点解决的。另外一个,政府职能的转变,为了推动经济增长,所以我们国家的政府也是全力以赴的推动经济增长,这当然是更好的,另一方面,还应该增长对公众的服务,公共服务型的政府,为公众提供更加平等的、普惠式的公共服务,这样也有助于削弱贫富差距、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

  通过这几个方面来讲,实际上经济学上有一个道理,为什么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比较少的投资拉动很高的经济增长呢?有一个投资乘数,就是投资1块钱可以带来几块钱的经济增长,投资乘数的大小很重要一点取决于消费占GDP的比重,实际上消费占GDP的比重越大投资乘数就越高,投资效果就越好,就可以用更少的投资推动更好的经济增长。所以提高居民消费不但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了,而且对经济发展、对改善我们国家的经济效益也是很有好处的。因此从这几个方面来讲,我认为我们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应该放在这里。

  主持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内需、保增长”放在了首要位置,应该看出提高国民收入、改善民生将会是今后的重中之重,为什么要把提高人民收入放在主要位置?您认为提高人民收入的难点在哪儿?

  谢鲁江:中央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从老百姓来讲还是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改善人们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为了GDP增长的好看,或者说我们在GDP占有什么位置,最重要的是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讲,要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最深远、最长久的动力还是来自于人民群众利益的增长,收入增长了就会扩大消费、扩大需求,就会带来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之后又会带来收入的增长,又会带来需求的扩张,形成良性的互动。如果你长期让收入水平低于GDP发展速度,长期使问题得不到解决,会形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如果社会矛盾太尖锐可能就会取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西方国家是有过惨痛的教训的。

  可能上个世纪大家都知道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实际上找到内部原因来讲,就是西方国家贫富差距拉的太大了,解决不了,就想把内部的矛盾转嫁出去,就要发动战争。所以当时德国的理由就是说,那么多的德国人为什么跟希特勒走呢?希特勒说德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大家知道德国人工作起来是很认真的、产品是非常好的,我那么认真的工作、创造那么好的成果还穷,所以德国人就很不高兴,到底穷的原因是什么呢?希特勒就说这个穷的原因是种族问题,是犹太人造成的,犹太人把财富都拿走了,所以我要去打犹太人,把犹太人都赶走了、都杀掉了还是穷,又找原因,是英国和法国,是他们把世界上的资源、把世界市场都占领了,所以我们要过好日子必须要有空间,我们就要对外侵略、对外发动战争。战争带来的结果是全部毁灭了,毁灭之后并没有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西方国家痛定思痛之后就开始考虑,要把西方国家变成什么样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西方国家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当时英国提了一个口号建成两个国家,第一个,建成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大多数人都是中产阶级,都是中等收入的人;第二个,建立一个人人都享有社会保障的福利国家。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基本上按照这条路在走,一个是扩大中等收入的阶层,缩小贫富差距,第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推动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通过这两个方式缓解了社会矛盾,所以带来了战后西方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通过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国家也应该在经济高速增长一定阶段之后要回过头来重点解决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问题。

  我认为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难点关键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怎么样在我们整个市场体系中使收入的分配更加向劳动者方面倾斜一些,比如说法律制度、市场的竞争优势。另外一个就是加速劳动力的培养,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等方面。另外从政府政策这方面,怎么样更有效的提高,比如通过税收制度、通过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政府的公共服务制度,使得服务和福利更加均等化,这几个方面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

  主持人:那谢教授,应该主要采取哪些政策措施呢?

  谢鲁江:我觉得采取政策措施,可能要从这么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方面就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初次分配还是通过市场进行的,一般情况下,尤其是中国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劳动者在市场基本上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就业竞争那么激烈的情况下,要想按照市场自动的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可能比较难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采取的措施:

  第一个,还是强调要提升劳动者的竞争力,比如增加一些职业培训,加速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等等,另外,健全劳动者的保障,劳动合同法等这些法律法规,还有就是增加工人对工资的谈判能力,这方面政策要给予必要的支持。再一个,可以考虑在税收政策上采取一些措施,比如企业稳定提高工人工资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相对减少一些企业的税负,这样鼓励企业去提高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关键还是要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我们国家工资的水平是比较低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国家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也是比较低的,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财富的情况下提高收入水平是根本之路,从市场方面通过法律、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竞争力,通过改善企业的薪酬制度这几个方面来解决问题。

  第二个,国民收入再分配这个层面。这个层面我认为主要就是税收制度的调节,我们是不是可以区分出工薪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采取不同的税收制度,比如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个人所得税来征收,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工薪收入这方面减轻一些税负,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再一个,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这方面,通过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均等化,使得大家在最基本的生活上都是一致的,而且这方面的后顾之忧减少,相对来讲他的实际收入用于改善生活、扩大内需的增加,等于政府给他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再提高,剩下自己工作获得一些收入,这就水涨船高了,再采取一些措施扩大保障面,稳步提高收入。

  第三个,尤其是在推动城市化这方面,缩小农村差距推动城乡统筹方面,政府可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实际上中国现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农民的收入太低,农民在农业的收入很低,农民进城形成农民工,农民工的收入又很低,这两方面等于在中国的收入中处在底层的位置,政府应该在提高农民的收入、农业生产的收入、农民工的收入方面采取一些有效的政策,比如说提供培训,促进创业,采取一些有效的增加就业的措施,通过这些方面增加收入。

  总之,增加收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难度比较大,因为中国终究是以市场为主的国家,政府不能强行命令提高收入,但是还是可以通过法律、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企业内部的工人和企业家之间的权利、义务重新的调整,有效的解决一些问题。

  主持人:刚刚我们谈到的是国民收入的问题,提到国民收入,我们就会想到教育、医疗、房子,大家都感觉负担很重,那么您怎么看我们的房地产市场的?另外您对明年房价的走势怎么看?

  谢鲁江:我觉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非常复杂的,他的复杂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作为房地产市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现在是很不规范的,发展很不完善,无论是法律制度、市场秩序、运行游戏规则都是很不完善的,给人感觉显得有点无序、有点无章可循的感觉;第二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参与利益群体太多,所以房地产市场各种利益群体之间在其中进行非常复杂的博弈,当然最终大家看到的很突出的是房价的问题,但房价背后的关系反映的问题非常复杂。

  我们要解决房地产市场问题,可能首先要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第一个,房地产商,大量的投资建设房地产,肯定是要有利才去投入这个行业的。第二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有大量的地,地皮主要掌握在政府手里,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资源。第三个,很多的投资者,也有利益追求。社会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看好房地产,大量的资金(进入房市),比如像温州炒房团,民间的资金,北京前段时间出现了天价的地王,把这个地拍下来的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用的是国有资金,另外还有海外的资金,比如海外的热钱也投入进来,也看好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有失地农民的问题,他也有利益在里面,他的利益也要补偿,他也有自己的利益要求。

  另一方面,从需求方面来讲,当然是广大的居民要买房子,还有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要稳定社会各方面的关系,要避免房地产造成像美国次贷危机对整个经济产生这种威胁和隐患。所以这些关系最终就对房子产生了供求关系,所以这个供求关系不仅仅是房子一买和一卖之间的关系,一买一卖之间所有人都希望通过买和卖实现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最终要体现在房价上,所以房价的形成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在这几个方面的利益关系没有理顺之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能还有很长的调整时期。我认为明年的房价可能会保持稳定,不会大跌,但是可能也不会大涨。

  主持人:您认为不会大起大落?

  谢鲁江:当然我前面讲的几个利益群体,比如说房地产投资商,还有一些看好房子涨价的投资者,包括一些地方政府,他是期望房价涨的,这是推动房价涨的推动因素,这个推动因素是很强势的,甚至可以说包括银行,银行也是大量资金注入,他们可能都是希望房价涨的,这些都是强制性的。相对来讲,买房的人可能就处于弱势群体,但是买房的人也要看是什么人,为自己买房子需要的人可能属于弱势群体,因为我拿着我辛辛苦苦攒的钱买房子,我就很弱,我讨价还价的能力就很低。但是投资者去买房子呢,我不是为了住,我是为了盈利去买房子,这些人也是很强势的,这两个人的利益又不一致,投资的人是希望房价涨的,这样他才能赚钱,我自己住的人我是希望房价降的,我是希望减轻自己的负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单纯从市场供求关系来讲,供给的力量大于需求的力量,推动房价上涨的因素是强势的,所以中国房价推动上涨的利益是非常强大的。这里头大家可能就寄希望于中央的政策,因为中央来讲当然也不希望房价下跌,跌的太厉害了对经济增长也不利,但是他也不希望房价上涨的过快,第一,老百姓受不了,第二,也带来潜在的金融危机,带来通货膨胀的威胁等等,扰乱市场的秩序。所以中央的政策是希望物价稳定。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和推动房价上涨的这些社会力量之间的力量的平衡。如果这个力量大体平衡,房价会保持一个基本稳定的态势;如果不平衡,是降还是升就要看政策的力度,或者看哪方面推动物价上涨、推动房价上涨的力量和动作,我们还要观察了。

  主持人:非常感谢谢教授的讲解,再次感谢您做客《第一时评》。

  本期《第一时评》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责任编辑:黄慧敏
上网从搜狗开始
网页  新闻
*发表评论前请先注册成为搜狐用户,请点击右上角“新用户注册”进行注册!
设为辩论话题

我要发布

近期热点关注
网站地图

新闻中心

搜狐 | ChinaRen | 焦点房地产 | 17173 | 搜狗

实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