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传来的“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的消息,再次引起公众对户籍制度改革的热议和期盼。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既是城镇化制度安排的重大突破,也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
这些年,关于户籍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各地也有所回应,不过,“挤牙膏式”的户籍改革显然滞后于公众的预期。虽然户籍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必须正视的是,因户籍制度带来的诸多复杂问题目前已成影响社会公平和发展的难题。受限于户籍问题而不得不承载诸多生活压力的人们,显然乐于看见户籍改革更有力度,步子迈得更大一点,既要尊重现实,也要追求理想,毕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户籍制度。
现实表明,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现有的户籍制度已经很难适应需要,甚至产生负面影响。比如,我国城镇化明显落后于工业化的问题,与户籍改革的明显迟缓大有关系;比如农民工难以市民化带来的问题,截至2008年底,农民工大约为2.25亿,其中有1.5亿是异地流动的,带来的留守儿童、妇女及老人等沉重的社会代价;比如制约内需。眼下,适时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正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小城市户籍限制的放宽,不妨视为未来放宽大城市户籍限制的一个重要信号,也是推进户籍制度彻底改革的关键之举。当然,“未来”是多长时间,恐怕要根据众多中小城市的实践和经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中小城市户籍的放宽、甚至是完全放开的实践和经验,大城市的户籍改革就很难摆脱“挤牙膏”模式。
因为,长期以来,大城市在户籍改革上一直备受困扰,担心一旦户籍制度放宽、放开,城市公共服务一时难以承受。毕竟,一定时间内一个城市所能容纳的人口有限,加上大城市的人均公共福利水平较高,和中小城市存在差距,城乡差距更是明显,放宽户籍限制势必引来“流入潮”。这些虽是谨慎推进大城市户籍改革的理由,但也不能因此束手束脚。
今年年初,有的大城市在户籍改革上已经破冰。其初衷在于调整和优化人口结构与布局,是基于地区发展、吸引人才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考量,一度给公众留下只向“有才”或“有钱”开户籍口子的印象。这种“精英化”的“围城意识”恐怕离户籍改革的公众期盼还有很远的距离。
一直以来,就有专家呼吁,户籍改革不能仅仅局限于地区行为,仅限于一两个地方的突破和破冰,更应该从全国层面来思考如何整体推进,才能化解一些地区改革差异所带来的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冲突。此次中小城市户籍限制的放宽,释放出基于整体考虑和安排的信号。
经过多年民工潮的冲击和考验,现在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是水到渠成。事实上,有流动和城镇化意愿的农民工早已进城了,户籍放不放宽,放不放开,该进来的还是进来了,担心的公共服务短缺等诸多问题也已经摆上桌面了。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不再停留在让农民工自由进城,而是怎样让他们扎根和安居,率先在中小城市市民化,就近市民化,让他们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逐步有序稳定下来。毕竟,通过城镇化,使农民工率先在中小城市市民化,进而依托中小城市构建能人回流、要素集聚的体制和机制,吸引更多农民工就近创业、就业,相应就分流了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也就减轻了大城市户籍放宽的担忧。
其实,这种迹象早已出现。目前,由于大城市生活成本高、竞争压力大,加上中小城市生活成本较低,生活和创业环境日益提升,大城市人才已经开始向中小城市转移。比如长三角地区的中小城市,不少高科技企业的创业团队和核心技术人员,都有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经历。
值得期待的是,中小城市在放宽户籍限制的实践上,不妨将步子迈得大一点,这一步的实践将为下一步从整体层面考虑大城市户籍放宽提供支持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