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1：“权力卖淫”后的惯性接客(图)

　　开栏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

　　“权力卖淫”后的惯性接客

　　背景：河南渑池县公安局出台一条新规：全局民警，不管职务高低，与矿老板或娱乐服务场所老板交往过密者一律免职。

　　广州日报发表马涤明的文章：一些民警和矿老板来往密切，甚至有参与采矿、参股分红的苗头，一些民警“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问题也够严重的，不遏止不行。但有没有必要专门出台这条规定呢？没有。其一，《公务员法》、《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已明确规定，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中纪委、公安部也有相关规定。再搞什么“新规”岂不是叠床架屋、画蛇添足？其二，“交往密切”如何认定是个问题。合伙采矿都是“地下活动”，大家不会不掩饰和保密，你越强调，他越规避。解决这种问题其实不难——发现一起处理一起，该处分的处分、该撤职的撤职。严肃查办的警示效应，肯定比这种敲山震虎的“新规”有效得多，关键是有没有严管的决心。现在有些事情很有意思：一边是有些问题十分严重，禁而不止；一边是画蛇添足、正确废话式的“新规”满天飞，监管工作陷入“新规崇拜”不能自拔——“规定”之后又有无数的“新规”，“新规”之后还有无数的“重申”与“强调”。然后是，用来禁止的规定与禁止不了的现象各行其道、相安无事。

　　小蒋随想：明修栈道不成，不妨暗渡陈仓。所谓“交往过密”，就是指警察为老板的违法行为充当保护伞。面对这条新规，那些已然与老板过从甚密的警察，会与老板断然绝交吗？或者说，如果已然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警匪一家”，他们是否会因为这条新规分道扬镳？执法与违法发生勾结，唯一的理由就是利益均沾。一旦权力禁不住诱惑，只要被拉下水一次，就有可能产生“卖淫一次与卖淫一百次都是妓女”式的破罐破摔。正所谓“虱子多了不痒”，再加上行贿方的要挟，有些权力者会一条道走到黑。权钱绑架难以自拔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地产腐败，权力者明明知道地产商哄抬房价、野蛮拆迁，但地产财政的需求与官员吃人嘴短，使其只能对某些事睁一眼闭一眼，甚至还得为开放商“平事儿”。银行明明知道假按揭之危害、违规信贷蕴含巨大风险，但一方面受高息诱惑，另一方面又唯恐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导致以前贷出去款打水漂，所以还是不断给开发商与投机者“送钱”。杀头都未必能遏制某些人的贪欲，本例中免职有多少震慑力？何况某些人还会玩暗的。

　　摄像头为啥总对权力“闭眼”

　　背景：昆明一盗窃嫌犯邢鲲在五华区小南派出所候问室内死亡，当晚，昆明市公安局就此进行通报，该局新闻发言人称经法医初步勘验，邢鲲系自缢身亡。发言人表示，由于候问室内的摄像头安放在房顶，位置较高，导致候问室内留有视线死角，因此无该男子自缢死亡画面。

　　潇湘晨报发表宋桂芳的文章：按常理来说，当事人罪不至死，何至于非要轻生？况且，据警方通报，邢鲲属于惯犯，应该见多识广，心理应该很强悍，何至于这次“投入派出所候问室”就脆弱到寻死？这些问题，本来可以很清爽，只要派出所内的摄像头是正常的、健全的，真相自然一目了然。诡异的是，偏偏“候问室内的摄像头安放在房顶”了，“因此无该男子自缢死亡画面”。发生在某些基层执法部门摄像头上的巧合太多了，比如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乘同监舍被羁押人员午睡之机，避开监控录像，用棉毛裤裤腰绳，在内监门处上吊自杀；再往前说，云南“躲猫猫”事件、陕西高中生猝死案、江西九江看守所“做噩梦”说、福州市第二看守所嫌犯睡梦中“床上摔死”等，都有一个共同点：关键时刻关键地点，摄像头都出了问题，不是坏了就是故障了，或者始有终无，总之，是没法举证的。人是复杂的，突然爱上了在派出所或看守所自杀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问题是，怎样让公众相信这种可能偏偏就兑现为现实。在这个问题上，与其说是公众患上了“摄像头依赖症”，不如说是某些部门的解释与说法悖逆了公众的常情常理，总该要有更充足的证据、更服人的推理吧——这个要求，不是基于法制权利的层面，而只是一种生活实践上的基本常识。忍看派出所或看守所里摄像头继续“疯掉”，而当事职能部门又常无理无据，这究竟在说明一些什么真相呢？

　　小蒋随想：深圳海事局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案中，宾馆监控录像也曾神秘消失。这说明，不光在执法机关内部，摄像设备总是关键时刻掉链子；就是在公共场所，面对有头有脸的人物，摄像设备也会“识相”地失灵。与此相对应的，交管局的摄像设备总是兢兢业业，驾驶员违章查询的照片总能清晰展现，令违章罚款证据确凿。究竟是交管局的技术维护更专业，还是其他地方对监控设备的管理太松懈？引入交管局的先进经验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只是不知道，会有会再出现“南橘北枳”。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