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性社会学”梦想难照现实

　　来源：影响力周刊

　　卖淫脱贫和“傍大款”都是性服务，只有短期零售和长期一次性批发的区别，如果要绳之以法，只制裁妓女不制裁“二奶”是不合逻辑的，但没有人认为傍大款应受法律制裁

　　李银河 “性社会学”梦想难照现实

　　□本报特约记者 杨 明

　　“而今已是49岁的村民周芳（化名），此前婚姻状况即是换婚，不是两家换婚，而是“三家转亲”：甲、乙、丙三家各有一子一女，为了给儿子娶上媳妇，就把甲家的女儿嫁到乙家，乙家的女儿嫁到丙家，丙家的女儿嫁到甲家。周芳的丈夫小学没上完，在村里王家同辈20多个兄弟中排行老大，脾气出奇地坏。周芳说：三家换亲，谈嘛（什么）恋爱啊，订下来选个好日子就结婚了。“

　　在《后村的女人们》中，李银河这样描述中国农村性别权利关系中的一个节点。

　　“女人自我点就是荡妇”

　　李银河的调查表明，在性需求方面，后村女人大部分不敢有主动性，绝对不敢拒绝丈夫的要求，否则遭到的将是暴打。

　　李银河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还是引发热议：多少年过去，难道那些保守、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在李银河的新书《后村的女人们》里，现实似乎令人遗憾的给了肯定答复。

　　“妻子不满足丈夫的性要求动辄被暴打；兄妹换婚被默默忍受……”当李银河将大量的调查数据通过此书呈现读者面前时，农村妇女的真实处境，着实令人担忧。

　　不过，更多的读者凭借自身经验，提出了质疑：这真的是李银河最近两年的调查结果？如果说十年前，在农村，女人保守些会被称为美德，难道现在过了十年，女人稍微自我点，就会像书里一样，被称为荡妇、泼妇？

　　12月5日，李银河选择在北京世贸天阶二层面对百余公众，以及闻讯而来的媒体记者。这对她而言，很是冒险：在筹备这次发布会之前，对《后村的女人们》“以偏概全”的质疑已然铺天盖地，无数读者发出怀疑声音，“为什么我呆过的农村不是如此”？

　　一同发布的，还有十卷本《李银河文集》。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文集》记载了李银河所有学术研究，也几乎记载着中国社会由“谈性色变”逐渐转为小心翼翼“开放”的整个过程。

　　这个转变，在河北、山东交界之处的后村，显得极为缓慢。

　　后村隶属于河北省。2006年秋，在“圈里人”的介绍下，李银河踏入后村，之后的近一年时间，李银河根据自己的调查，完成新书《后村的女人们》。

　　调查结果令人震惊，也给那些认为中国早已脱离蒙昧的乐观主义者以警醒。

　　“几乎所有干部都是男的，女人在政治上没有地位。”李银河说。在新书发布会上，来了后村唯一的女“干部”——妇女主任，不过，因为不大被人认可，村里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干部的存在。

　　李银河的调查表明，在性需求方面，后村女人大部分不敢有主动性，绝对不敢拒绝丈夫的要求，否则遭到的将是暴打。

　　在“后村”之后，李银河将着手新课题“新中国的性史研究”。对这位毕生研究“性”的学者而言，后村调查得来的事实，大约无法给她的“性史”研究划上乐观的完结篇。

　　“打开一扇小天窗”

　　卖淫脱贫和“傍大款”都是性服务，只有短期零售和长期一次性批发的区别，如果要绳之以法，只制裁妓女不制裁“二奶”是不合逻辑的，但没有人认为傍大款应受法律制裁。

　　曾有媒体总结改革开放30年以来，国人最难启齿的五大敏感词：婚前性行为、一夜情、同性恋、虐恋、换妻。

　　李银河的学术研究，几乎就与这五大敏感词紧紧相连。

　　生于1952年的李银河曾是中国念书最多的女性之一。在美国六年读完硕士、博士，又在北大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然后到社科院社会学所搞研究。

　　她的第一部性社会学著作出版于1991年，书名为《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此前十三年，李银河的视角还停留在社会学本体论部分，主要著作为两本译注《现代社会学入门》以及《社会研究方法》。

　　之后的十余年，李银河全部精力付诸于性社会学研究。她曾说，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性革命。这也是她研究中国性文化十多年来最大的感受。

　　《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出版后的第一年，李银河就将视角转向国人曾经避之唯恐不及的同性恋领域研究。

　　到1998年，李银河出版了《同性恋亚文化》一书。这时，她已经和很多同性恋者成为朋友，她也不断接到同性恋者的信件和电话，甚至求助。

　　一名武汉的同性恋者，因为和朋友分手，情绪激动，想报复社会，他想到惟一可以信赖的人就是李银河，于是辗转找来。当时，李银河的丈夫王小波刚去世，李银河还是和他聊了3个多小时。

　　“她是那种在黑色房间里打开一扇扇小天窗的人。”同性恋者如是说。

　　对比10年前，我们翻看《同性恋亚文化》一书时，而今已然可以做到心境坦然，一些中学生翻看该书时，不用担心被父母发现了会怎样怎样，甚至还能摊着看、做笔记，这些与李银河的努力不无相关。

　　中国到底有多少同性恋者？李银河根据抽样调查和国际经验理论推断同性恋占总人口的3％到4％，意味着约3000万人群。“而且他们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

　　李银河说，她不仅要走进“他们的世界”，还要带领他们争取合法的幸福。

　　为快速争取合法幸福，唯有激烈的“斗争”效率最高。但也给李银河带来数不尽的麻烦。

　　2005年8月，李银河向媒体表示，应当实行卖淫非罪化，在她心目中，“性自由”的底线是：第一，当事人自愿；第二，私密场所；第三，成人之间。

　　李银河认为，卖淫脱贫和“傍大款”都是性服务，只有短期零售和长期一次性批发的区别，如果要绳之以法，只制裁妓女不制裁“二奶”是不合逻辑的，但没有人认为傍大款应受法律制裁。

　　这给李银河带来骂名。在百度贴吧李银河吧里，支持的吧友与几乎就是过来发泄骂愤的各占一半。

　　这些言论给中国的性文化带来极大冲击，也给李银河本人带来无尽流言蜚语，有媒体评论甚至直接打出标语：国家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抓李银河？

　　“调查以偏概全抹黑中国”

　　每次向公众表完态后，李银河都会收到数不尽的质疑，区别只在于，以往是信件，现在越来越多的是通过网络。并且，言语也不再那么“友善”。

　　新书《后村的女人们》已经远离五大敏感词。不过，该书正式出版的消息一传出，还是引来质疑，可能李银河自己也想不到，这些质疑居然是认为李银河的调查以偏概全，意图抹黑中国：俺家农村咋不像这样？李银河女士是到哪个偏远地方去调查的？那个地儿能代表全国农村？

　　对于为何选择在后村做调查，李银河作出回应：不能说这个村子就具有代表意义，首先它肯定代表不了南方，只是说它比较普通，我不会去选一个很先进，或者很落后的农村，比如华西村这样著名的村子肯定不会选，此外一些太过偏远和贫穷的村子也不会选，后村介于这二者之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北方村子，比较合适。

　　在12月5日的发布会上，新书作出的结论是否有以偏概全之嫌依旧成为讨论的焦点。

　　对于从后村做的调查能不能代表全国，李银河说出了她的委屈之处：你想找一个村子来代表全国所有村子，这不可能，社会学不可能把所有的村子都调查了，但是，我们又想了解基本的社会状况，想知道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是否依然存在，在农村是怎样一种表现形式，那么我们还是只能找一个村子来做。

　　社会学研究方法里，一直有“定性”与“定量”的矛盾。

　　李银河认为，像后村这种“定性”的调查方法，就只是发现问题，发现基本状况，是不能做推论的，也不是选来代表其他村子的。

　　不过，显然公众的误读，是在认为李银河的调查表明，全国的农村都存在换婚等现象。也因此，11月底时，有媒体评价这本书“反映了当代中国农村男女不平等的现状”。

　　发布会上，李银河认为，定量调查已经做过很多了。

　　“既然有了这样的定量调查，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定性的调查呢？就是因为定量不深入，它接触不到人的故事，接触不到真正的人的经历。它反映的往往是比较表面的、肤浅的问题。”李银河说。

　　李银河认为，新书至多能告诉读者，目前国内有一些农村还是这种状况，还生活在男女不平等的习俗里，而这种习俗的现状具体是这个样子的。

　　她不再准备去探究其他村子是否与后村一样这个话题。在做完后村的“定性”研究后，李银河的学术历程将再次向“性”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