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玩家”王世襄离世 一种精致生活态度逝去

上个世纪80年代的王世襄。三联书店供图

1972年，王世襄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与牛犊合影。与其他下放干部相比，他显得潇洒、淡定。三联书店供图

1980年，王世襄与养鹰老友常荣启（中）、朱勇合影。三联书店供图

上个世纪80年代，王世襄与夫人袁荃猷合影于芳嘉园书房。琴瑟相和六十载的夫人袁荃猷去世后，他在诗中表达思念：“君刻大树图，我赋大树歌。相濡复相助，岁月期尚多。一朝先我去，余生待若何。”三联书店供图

　　本雅明说，新时代的富人们只学到了旧贵族的缺点，却对他们的品位和趣味充耳不闻。王世襄的逝世，有人惋惜“对于这一代的民国记忆，又崩陷了一大片品位的疆土”，因为它意味着一种精致生活态度的逝去。南都周刊记者_ 罗小敷 郑建涛 ( 实习生)

　　王世襄，号畅安，1914年生于北京官宦世家。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收藏家。1941年，燕京大学文学院硕士毕业。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办事处助理代表，追还战时被劫夺文物。2003年12月3日，荷兰王子约翰·佛利苏专程到北京为他颁发“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

　　如果在英国，他一定是勋爵一级的人物。在他离去后，许多人感慨：21世纪可能还会再出现个钱钟书，但王世襄是再也出不了了。11月28日，95岁的王世襄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

　　“今年7月9日送医院前，他是一个完全健康的老人，自己用手推着轮椅走上两站地都没问题。”去世十天后，在王世襄生前家中，儿子王敦煌向南都周刊记者回忆说，大概对于父亲的去世多少已有些心理准备，他情绪稳定，而且只愿跟记者谈老人生前的开心事。

　　阳台门口柜子上的相框中，放着王世襄乐呵呵开怀畅笑的照片，精神矍铄，眉宇生辉。依照他的遗愿，没有盛大的遗体告别仪式，家中也未设灵堂，未见鲜花与蜡烛，平平常常得就像主人不在家，而王世襄的遗体也早已于去世后的第二日火化，骨灰与2003年去世的夫人袁荃猷合葬在北京万安公墓。

　　与家中的冷清相比，王世襄的去世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12月8日上午9时，“王世襄追思会”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举行，这是一个邀请制的小型追思会，相关领导及业界人士在会上做了追悼。一位叫steven的网友从上海特意一大早飞来北京想参加追思会，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进入现场而非常懊恼。

　　关于王世襄去世的报道中，媒体纷纷用“有趣”、“情趣”、“贵族”、“精致生活”这样的词语，试图来给这位传奇老人一个最后的盖棺，却无奈其生前的头衔太多——玩物大家、文物鉴定家、美术史家、民俗学家、美食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而无从定论。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回忆，有一次去康同璧家吃早餐，康同璧的女儿交代她去百货公司买一种特别的豆腐乳，画了详细的街道示意图，列出五种豆腐乳的细目表，并叮嘱她不要忘记让售货员给豆腐乳淋上汤汁。在归途，她心情愉快且精神抖擞：“这时的我一下子全懂了，虽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尽其可能地保留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精致的生活艺术，难怪康家的简单早餐那么好吃。”

　　一块豆腐乳所代表的生活品位，对于晚年的王世襄来说，也有异曲同工之事。王敦煌每天早晨都得跟父亲商量当天的膳食安排，香满楼的“醪糟鱼片”、张兄弟家的“老鸭煲”、芝麻花的“贵州嫩鸡”……王敦煌去到店里专买父亲钦点的菜；炒菜也只用橄榄油，四五年以前只爱吃带骨的笋鸡，后来假牙嚼不动就吃不带骨的小笋鸡。

　　本雅明说，新时代的富人们只学到了旧贵族的缺点，却对他们的品位和趣味充耳不闻。王世襄的逝世，有人也因此惋惜，“对于这一代的民国记忆，又崩陷了一大片品位的疆土”，因为它意味着一种精致生活态度的逝去。

　　爱吃的“老顽童”

　　12月8日下午，记者与王敦煌约在王世襄生前住所见面，这是位于北京芳草地一座公寓中的一套两房一厅。王敦煌穿着简朴得近乎残旧的家居服来应门，这让记者联想到张中行在《奇人奇迹——且说王世襄先生》中提到的对王世襄的第一印象：“衣着不讲究，陈旧而近于残破”。

　　2004年，王世襄夫人袁荃猷去世，当时还在紫禁城出版社做发行工作的王敦煌，搬来与父亲同住，照顾老人起居饮食，其中大费力气的就是一日三餐的问题。每天早晨，王世襄都会交代王敦煌今天想吃点什么，得去哪家馆子买成品，去哪里买食材。

　　这源自王世襄是有名的美食家，对吃尤其挑剔。还在少年时，王世襄就喜欢跟家里的大厨们学习烹饪，无论中餐还是西餐都学得样样精通。“父亲十几岁时就相当会做饭，有时来了客人，他一个人能做整个全席，中西餐全能。”

　　君子远庖厨，若论家世，王世襄理当远远地呆在厨房外。但是，在圈内王世襄却有个“烹调圣手”的美名，他还非常爱做给大家吃。圈中有个流传甚广的段子，年轻时他常常应好友邀约，身背各色厨具及原料食材，骑着自行车亲赴好友家中大显身手。

　　他对食材非常重视，每天一早就到菜场排队等着开市。踩着开市铃声去买菜的人，往往都是对食材非常讲究的名望家族来的厨师，有一位老庖师就和他聊天说：“干咱们这一行……”，就这样，他就真成了厨师们的同行，常常一块合伙“抢”菜，各自占个摊位儿，你帮我买那个，我帮你买这个。后来有“同行”问他在哪户人家做厨师，当时他在故宫博物院任古物馆科长，他就说在“故宫”，这让“同行”们非常钦佩。

　　上个世纪90年代起，王世襄开始对食材失望了，“从前许多好的菜，现在只能是回忆了。”后来，在跟黄苗子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就说中国烹饪，中国的猪肉现在不好吃了，吃了跟橡皮一样；鸡不好吃了，都是拿激素来催；菜也没有味道了，从前我是最喜欢讲究这吃的，现在我也没兴趣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王世襄逐渐失去了做饭的兴趣，但对吃依旧非常讲究。他不愿意吃超市卖的虾，王敦煌就跑到老远的海鲜市场去，一买一整箱；他喜欢吃嫩豌豆，因为买不到，王敦煌就用甜豆代替，一次要买上20斤，放在装有水的大盆里，只将浮上来的捞出来下锅做成一份。

　　爷俩一个九十几岁，一个六十几岁，为了生活方便，将卧室、会客室、书房全都设在了客厅里，长长的木条书桌、床、沙发、饭桌、电视等等都堆在客厅中，个中章法估计只有主人懂得。

　　虽然年事高，但王世襄尤爱吃冷品，雪碧、冰激凌都是大爱，厨房里至今仍放着几个蒙着灰尘的冰激凌盒。王世襄最喜欢的冰激凌是肯德基的巧克力圣代，一买就是24个存放在冰箱里面，每天吃上六七个是他的一大乐事。王敦煌担心他吃多了身体会不舒服，想控制下量，王世襄就会犹豫再三又可怜巴巴地央求“你再给我两个吧”。

　　忆及此，王敦煌笑呵呵地说，“不给也不行啊，老小孩嘛”。

　　吃出了名堂的他，晚年撰写的美食文字，获得了美食家们的赞评，他还受邀担任过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特邀顾问。

　　“玩即是学，学即是玩，这就是父亲的境界。”在当天的追思会上，王敦煌这样评价父亲。

　　“第一玩家”载不动他

　　历史上的博物学家往往都有一个不错的家境以及放荡不羁的少年生活。出生于富裕的医生家庭的达尔文便是如此，他的父亲有一次指责他：“你除了打猎、玩狗、抓老鼠，别的什么都不管，你将会是你自己和整个家庭的耻辱。”

　　晚年的王世襄也曾自嘲：“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鹰逐兔……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优越的家境和年少好动的性格，使王世襄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有风貌，他从小就是有名的“顽主”，放鸽子、抓蛐蛐、玩葫芦、飞鹰走狗，无一不精。

　　但“顽主”王世襄并没有“玩物丧志”，而是成了“天下第一玩家”。先于王世襄四天去世的翻译家杨宪益，曾多次赠诗王世襄，言及“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意下王世襄虽为“顽主”，但不是一无所成的玩法。

　　王世襄位于芳草地公寓的家中，已经看不出王家曾经的盛况。王氏家族为官宦世家。高祖王庆云为翰林，任过两广总督、工部尚书；祖父王仁东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父亲王继曾则是新派人物，精通外语，还出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母亲金章能书善画，大舅金北楼是民国北方画派领袖，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厓为竹刻大师。可见王世襄的风雅传统更多源自母亲的家族，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中国画理论。

　　小时候，家中有私塾老师教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王世襄喜欢的是诗词，对其他学科不太感兴趣。后来父亲又送他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为他们子弟办的学校去读书，从三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王世襄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让人误以为他是在国外长大的。

　　王世襄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家里为他在学校周边购置了大宅，他在十几亩的院子里种上了葫芦，因为鸣虫要养在葫芦里。他甚至在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当时在燕京大学名教授邓之诚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时，忽听一阵“嘟嘟”的蝈蝈声，同学哄堂大笑，原来是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惹得邓先生恼怒起来，把他赶出教室。

　　当时王世襄的玩家派头被视为荒诞不经。他本有机会通过哈佛燕京学社选派哈佛留学，但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洪煨莲教授把这个有精力但又“不务正业”的学生称为“未知数”，校长也不愿将这个关系到学校大计的机会给这个“未知数”。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是王世襄哥哥的同窗，曾将从燕大毕业的王世襄推荐到傅斯年主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后来回忆此段，王世襄说傅斯年只讲了两句话：先问哪个学校的，接着说“燕大的毕业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梁思成最后将王世襄安排到自己的中国营造学社，派他赴李庄考察、研究古建筑，算是引导他走入了“正道”。

　　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搭工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

　　“文革”前，王世襄去黄山考察，挖到两棵松树从黄山回北京，他买了两张火车票放两棵树，自己却是一路站着回到北京。王世襄对“玩”成痴，让传统音乐协会理事李劲风记忆深刻。

　　“我们聊天时只要聊到小玩意，他就特别高兴，那会王老先生还在养鸽子。”因为与王家住得近，李劲风常常去串门。那会，到王家的人各种各样，有民间工匠师傅，做糊盒的，养花养鱼的，来了也就是闲聊，对工匠技艺很有兴趣的王世襄，常常是问得很仔细。

　　“有些对王世襄先生的报道过于浅薄、轻佻。如称呼其为玩家、大玩家、老玩家等有点失之于表面”，《天下收藏》主持人王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为王世襄正名说，“说王老是收藏、国学、文学大家都可以，叫情趣大师似乎也可以，但还是显得轻了一点，他承载得太多太多”。

　　由我得之，由我遣之

　　“在疯狂的岁月里……他们骨子里欣赏并怀念不已的还是风雅、细腻、高度审美化、诗人化的日子。”章诒和笔下的疯狂岁月中的历次政治运动，王世襄一桩都没逃脱。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马衡、梁思成推荐下，王世襄担任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北上追还了六批敌伪劫夺的文物，王世襄也因此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馆陈列部主任。

　　但到了1952年“三反五反”时，王世襄却因为“大盗宝犯”的罪名被故宫博物馆“开除故宫公职”。这是晚年王世襄难以释怀之事。

　　“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王老一次都没逃过，但他最介意的还是三反五反，因为罪名是盗取国宝，他觉得这是对他人品的贬低”，与王世襄交往多年的北大中文系老师王风说。

　　王风第一次见王世襄还在1995年时，当时他所任职的一家福建媒体要做“在北京的福州人”的选题。见面约在王世襄家中，天热，王世襄就建议大家光着膀子聊天。“当时八十高龄的王老身体很好，走路飞快，我都跟不上。他每天骑着自行车，驮着家具到处跑”。

　　被故宫停职后，王世襄不再有机会接近那些他钟爱的文物，他决定自己动手收藏明清家具、鸽哨、竹刻、葫芦等。在风起云涌的时期，“不问政治”的他常常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与工匠、民俗艺人混在一起。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华莎提起王世襄在文物鉴定领域的地位充满了敬意，“他待人谦恭，跟底层人打交道非常多，因此许多民间的工匠也愿意跟他交流，把技巧告诉他”。

　　王家原本有一座三进四合院芳嘉园，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时，王世襄曾邀请黄苗子、郁风等来住。“我们同住在他的芳嘉园小院二十多年，每天天一亮，就听见他推着单车从我们东厢房窗下走出大门。他是先到朝阳门大街旧文化部大楼前打太极拳，等到七点，对面朝阳菜市场一开门便进去买菜。”那时芳嘉园堆满了王世襄收集来的明清家具。高条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是矮几。除了家具，还有整盒的鸽哨。

　　“文革”时期，因为早料到自己的藏品在劫难逃，王世襄为了保全它们，主动联络文物局的红卫兵来抄家。文物局的红卫兵都是业内工作人员，懂得王世襄的藏品价值不菲，小心翼翼地将这些收藏一一搬走了。

　　王家芳嘉园的院子也被分配给更多人住，虽然被迫退缩到一间房子蜗居了十年，但王世襄仍没有放弃在民间收集明清家具，甚至跑到偏远乡下，有时一出门就是月余。没地方放这些收回来的家具，王世襄却能将家具拆分了叠放着。随着藏品的增加，王世襄夫妇后来还一度住在一个大柜子中，睡觉前先得爬过床前的木板，小心翼翼地钻进柜子中去。

　　王世襄真正为世人关注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明清家具研究》的出版，“文革”后，王家被文物局抄走的收藏品又被归还。王世襄用自行车驮着这些家具到照相馆拍照，并研究其制作工艺、材质。《明清家具研究》被海外视为研究明式家具的“圣经”，书中的几百幅线图都是王世襄夫人袁荃猷画的。马未都说，《明清家具研究》让明清家具价格陡升，海内外的人都来跟着收藏了。

　　1998年，王世襄将珍藏的80件明清家具以200万元的超低价格卖给了一位香港人，条件是对方将这些家具一件不留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据说当时为了达成这笔交易，王世襄只开了一个条件：价钱你就看着给吧，够我在北京城买得起一套公寓就行。随后，王世襄便从芳嘉园的蜗居搬迁到了迪阳公寓。

　　2003年，夫人袁荃猷去世，王世襄在悲痛中将夫妻俩收藏的佛像、铜炉、古琴等143件文物拍卖，成交额6300余万元。此后，王世襄很少再将精力花在文物收藏上。马未都说，作为收藏大家，王老最终选择了“散尽”，让宝贝有了更多的新生，豁达从另一方面成就了大家。

　　不是没有过遗憾。一位与王世襄走得很近但不愿具名的收藏界人士感慨，被故宫停职这件事曾是王世襄人生中的低谷。但是，回顾历史却可以看到，他对鸽哨、竹刻、葫芦的深入研究成果。这从老人生前曾说过的“由我得之，由我遣之”来观之，则一切该当释然了。

　　“他立了一座坚牢的纪念碑”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有一名句：“Exegi monumentum aere perennius??”意思是“我立了一座纪念碑，它比青铜更坚牢？”，这话用在王老身上允当无愧。

　　●王世襄的事业是从他在各种最艰难的情况下最直接地抢救收回流失的文物开始的。1947年他远赴战败后的日本运回被劫夺的善本书籍，将其收归中国收藏。此后他随即又去了美国和加拿大。从那时起，他一生的事业便围绕着保护文物、保存那些孕育了文物的文化实践而展开。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有信心认为中国文化遗产是值得全世界留存的珍宝，这种信心让王世襄对他所花费的时间和极为丰富的知识毫不吝啬。

　　节选自柯律格（Craig Clunas）得知王世襄去世后的来信和2003年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请他撰写关于王世襄的文章《灵感的共鸣与万物》。他与王世襄相识多年，牛津大学教授,中国美术史专家。

　　王世襄主要著作

　　●《中国画论研究》（未刊）

　　●《广陵散》（说明部分）

　　●《中国古代音乐书目》

　　●《髹饰录解说》

　　●《中国古代漆器》

　　●《明式家具研究》（译有英法德文本）

　　●《锦灰堆》

　　●《锦灰二堆》

　　●《锦灰三堆》

　　●《锦灰不成堆》

　　●《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