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王世襄的“玩”呢?

　　人们都喜欢说王先生是玩出来的学问，但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王先生的“玩”呢？与崇尚准确表述、严谨求证的西方文化不同，写意的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讲，就是“玩”出来的。

　　过去的通才多，现在专才多，学科分立、社会分工是直接原因。但既然人们已有这种问题意识，就意味着改变的希望。最本质的一个问题还是，无论你是专家还是通才，你是否能通过脚下的这条路成就一个完整的自我？

　　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 森

　　嘉 宾：陈鹏举(上海市收藏鉴赏家协会副会长)

　　柳森：日前，著名学者、收藏家、文物鉴赏家、素有“京城第一玩家”之称的王世襄先生驾鹤西去。无人否认，这意味着中国又一位标志性文化老人的陨落。您曾与众多文博大家有过接触，对王世襄先生是怎样一个印象？

　　陈鹏举：我与王世襄先生曾在北京有过匆匆一面。那天，除了王世襄，光临的贵宾记得还有朱家溍、杨宪益、吴小如、吴祖光、黄宗江、范用、姜德明、魏明伦等。然而，虽只是这匆匆一面，王先生那种儒雅的神采已叫我感念至今。

　　那天在场的都是大人物，但在群贤间，你还是能感觉到他的“大”。他坐在那里的样子、他的眼神、语态，透着一种淡淡的谦和。望着，他既亲切得就像自家隔壁的一位大伯，说着一些再朴实不过的家常，让你感到一种可以依赖的温暖，又能让你觉出一种为他所独有的温润、大气，一种敬重感从你心中油然而生。这多少与他长年与历史对话、与遥远时空中的器物对话有关。

　　后来，王先生还给我们版面写过“养鸽经”。在我不少关于收藏和明清家具的评论中，他都是一个无可替代的“指标”。尽管他涉猎广泛，但我认为，他留给后世最经典的应该还是他关于明清家具的见地。

　　柳森：一直以来，凡忆及王世襄先生，大家总会提到一个“玩”字。王先生本人也曾有名言：“一个人如果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您如何理解王先生的这个“玩”字？

　　陈鹏举：人们都喜欢说王先生是玩出来的学问，但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王先生的“玩”呢？由于今人对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生活日渐陌生，大家或将“玩”狭隘地理解为娱乐、消遣，或对“玩”字多有歧见，常常将其牢牢地与“玩物丧志”连在一起。其实，回归到“玩”字的本义，在王先生的心目中，在很多文博大家的心目中，“玩”都是一个很好的词。

　　与崇尚准确表述、严谨求证的西方文化不同，写意的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讲，就是“玩”出来的。《论语》、《老子》是如此，诗词歌赋皆如是。所以，时至今日，我们还是能鲜明地感受到，上述这些由玩味、感悟而来的文化成果虽表达未必精确，却常常能点到为止，让人在一听、一看、一读之间便了然于心。这是我们中国人思考世界的一种独有的方式。

　　柳森：但在王先生的少年时代，其后来耽嗜一生的书画文玩、臂鹰牵犬，的确也曾是不少京城世家子弟玩物丧志的对象。而最终在他笔下锤炼为传世之著的，不仅有大雅之堂中的明清家具，还有日常生活中并不起眼的金鱼、蟋蟀、竹刻……

　　陈鹏举：王先生的玩为何能如此“独辟蹊径”，黄苗子先生有很好的总结：很多“嗜好”在别人那里只是玩物丧志，但在王先生那里，却是“从民族文化角度、从民俗学角度、从艺术角度去挖掘探讨鲜为人知的传统文化”。王先生半生搜集的书画古籍、明式家具、匏土革木、金石文玩，后来无不成为其著书立说的活材料。

　　再有，为了解说一本明代漆器的书，王先生会专门跑去与数位老漆工结为师友。为了研究古家具的材料结构，他专门到鲁班馆旧家具店向老师傅虔心请教……王先生的“玩”不仅是玩味，更是专心致志，最终玩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如果一个人愿意像王先生那样对自己喜欢的事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地投入精力和时间，他还有什么做不好的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或许，我们根本无须担心“世间再无王世襄”。

　　柳森：其实，王先生言下之“玩不玩得好”也不是什么大道理。

　　陈鹏举：是的。人的一生是寻找文化的一生。而王先生恰恰是通过“玩”，在对一系列具体的物的接触中深入其境，感悟到一些微妙的人生道理，最终完成了对自己整个人格的塑造。所以，王先生这句名言其实也是在用最朴素的话告诉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人人皆可为尧舜。既然，古玩玩得好可以玩出一个王世襄，电脑玩得好可以玩出一个比尔·盖茨，每一条道路，都可以使一个人完成一个有尊严的自己。关键在于，你是不是愿意一步一步坚持走下去，用一颗最纯粹的心去追你的梦。可以想见的是，在王先生最初的那些清娱岁月里，他对于各种玩杂的专注未必出于什么崇高的目的。

　　当然，对于王先生的话，当下的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阐释：社会需要一种文化生活，我们所经历着的历史变迁更需要文化的支撑。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社会。

　　柳森：不过，人们如今之所以会担心“世间再无王世襄”，还在于在学科划分更细、职业分工更专的当下，隔行如隔山，恐怕再难有像王先生这样涉猎如此广博的大家。

　　陈鹏举：过去的通才多，现在专才多，学科分立、社会分工是直接原因。但既然人们已有这种问题意识，就意味着改变的希望。更何况，通才再怎么广博，总有他的盲区。这对于王先生也是一样的。就以他颇有建树的明清家具领域为例，我国至今尚无一部能较为完整地介绍该领域历史演变的专著。这也就意味着，这个领域尚有大量学术留白等着后继者去填补。但无论如何，最本质的一个问题还是，无论你是专家还是通才，你是否能通过脚下的这条路成就一个完整的自我？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王先生为何能在晚年将毕生所收的六十七件明代黄花梨送往上海博物馆。可以如此轻易地与自己毕生的至爱别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记得关于自己对收藏的那片深情，王先生这么说过：“收藏之乐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之上升成为知识。这是我多年来坚守自珍，孜孜以求的。”对王先生来说，收藏就是生活，更是他体践人生、完成自我的过程。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