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强辩护律师赵长青：罪犯权利也应依法保护

　　赵长青 抗辩之魅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发自重庆

　　重庆，一座气喘吁吁的山城。“打黑风暴”令这个西部大都会血脉贲张。空气中嗅得出的紧迫，与雾霭的阴湿、辣子的呛人混在一起；有人覆灭，有人挣扎，有人狂欢。

　　在10月底以前，赵长青的日子过得很平静。75岁的老人，功成名就、衣食无忧、身体康健、子女安好。

　　“是啊，折腾什么？何苦跑去为黑社会辩护，招来骂名？”他女儿有些恼火，她从网上看到自己的父亲被说成是“黑社会的狗头军师”、“西南政法大学的败类”。

　　赵长青反驳：谁说那是黑社会？1849件公诉证据中，没一组证明此项罪名成立。他的声音高上去八度，仿佛又回到了法庭。

　　10月26日上午9时半，“红顶商人”黎强涉黑案在重庆五中院开庭。44位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着深色西服端坐在刑庭右侧，现场有些压抑。前来听审的不少是重庆司法界头面人物，一眼就认出了坐在辩护席首位、身材瘦矮、头发花白的赵长青。

　　重庆相当数量的政法官员出自西南政法大学，那天法庭上下诸多“人物”，都是赵长青的徒子徒孙。

　　果不其然，老先生又一次语出惊人。他坚持：“打黑”不是“黑打”，“务必审慎”。

　　5天之后的子夜，“黎强案”一审结束，并未宣判。赵长青回到家中，身心俱疲。接手此案后，他曾连续熬夜。

　　一觉醒来已近中午。他浑然不知：自己睡了多久，网络舆论就骂了多久，并且仍在持续。

　　在此之前，赵长青的刑辩从来是叫好声一片。

　　1995年他担任新疆克拉玛依“12•8”特大火灾案400多个受害者家庭的代理人，亲自撰写了长达1.5万字的代理词。这篇文字一度被律师界奉为圭臬。基于此，两年后的刑法修订案，玩忽职守罪的法定刑期由5年上升到7年。

　　他经办的案子中，有过“刀下留人”、“起死回生”的先例。多年以前银行信贷员邹某贪污公款2800多万，案发后携款890余万潜逃，被判死刑。死刑命令下达后，邹某突然检举同监舍中有个隐姓埋名的抢劫杀人犯。赵长青获知后，两次到北京向最高法院报告，请求停止执行，核实当事人重大立功情节。最终，这桩“铁案”改判死缓。

　　从1982年开始，他先后担任450余起刑事案件的辩护工作。重庆綦江虹桥垮塌特大事故、重庆开县“11•23”特大井喷事故等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都由其担纲主辩。

　　在他的书房，联排的矮柜里堆满各式卷宗，赵长青经办的所有案件，都能查阅到原始档案。那些早已发黄的牛皮纸信封里塞满他叱咤法庭的威严时光。他是学术界公认的刑法研究大家。1997年，他参与《刑法》修订，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黑社会组织”相关问题国家级课题组组长。

　　只有提到妻子的时候，乐观而富幽默感的赵长青才陷入沉默。妻子李纯熙1979年患脑膜瘤下肢瘫痪，动过两次手术，基本上只能卧床。赵长青照顾妻子27年，直至她去世。西政的老师说，“这是个拖人的病，就靠照料调养延续生命。李纯熙笑着活了27年，是奇迹了。”

　　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律师界，大家都说他“不会勾兑上面”。赵长青说，再有两年就不做律师了，但写作不会停止，“又有一部书稿构思完成，只等动笔，是关于‘冤假错案’研究的。”

　　犯罪者的权利也应当依法保护

　　人物周刊：昨天我查阅了您经办的所有案件的目录。20多年来您一直坐在刑庭辩护席上。而律师界心照不宣的通则是，为民商案件辩护更易获取高额经济利益。

　　赵长青：你说的“通则”是事实，民商案子钱更多。不是说我就不会办那些案子，我是不愿意办。我做律师也好，接案子也好，不为名利，我有我的目的。跟这个目的无关，我一概不做。

　　人物周刊：什么目的？

　　赵长青：我是研究刑法的教授，教学、科研是我的本职。之所以要兼职做律师，主要是想尽可能多地触摸到具体的案子，积累最真实、最鲜活的实例。这对指导学生、撰写论文、参与国家刑法修订等都有很高的价值。如你所知，辩护刑事案的收费相对较低，要为钱，我就不干这个了。

　　人物周刊：介不介意透露，黎强的案子是怎么收费的？

　　赵长青：我可以很坦然地回答你，因为这都是公开透明的。“黎强案”一共有5个子案委托给我所在的律所，涉及5个当事人，总共收费30万元，具体到每个人头上，大概是6万元左右。

　　这个数字在重庆就是正常水平，绝不是高水平。重庆稍有名气的律师，一个当事人收10万都属于正常的，教授或知名律师还要更高。

　　人物周刊：就是这样一桩“无利可图”的案子，却让您在网络扬名。

　　赵长青：我一开始不知道产生了这么大动静，因为我平时不上网，也不爱看这些评论，还是我女儿告诉我的。我晓得有人说我是“黑社会的狗头军师”，更过分的说我是西政（西南政法大学）的败类、法学界的败类。当然最激烈的言辞，家里人包括你恐怕也不会告诉我，是怕我有情绪、有心理压力吧。

　　人物周刊：那您有没有情绪、心理压力？

　　赵长青：坦白说没有。但我觉得很突然，很不可思议。律师为当事人辩护，这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没什么奥妙。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的辩护是有理有节的，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完全公开的、经得起推敲的。

　　人物周刊：既然经得起推敲，为何招致网民的指责、谩骂？上个月我在武大见到马克昌教授，他当年为“四人帮”辩护都未遭受攻击。

　　赵长青：这就是我感到突然、不可思议的地方。我也想举这个例子，马老他们为罪大恶极的“四人帮”辩护，在当年还被视作司法进步。现在已经是高度开放的21世纪了，普法教育搞了几十年，怎么反倒不如80年代了？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

　　人物周刊：您的思考现在有结论了吗？

　　赵长青：有关“重庆打黑”的宣传，力度非常大，几个月来大街小巷都在宣传“打黑”。这个东西已经深入人心了。但很多人不晓得“打黑”到底是怎么回事。越是宣传，群众对黑社会就越有义愤。这么坏的黑社会，你为什么还为他辩护？古时候我们有“爱屋及乌”之说，现在就变成“恨屋及乌”了。犯了罪的人也仍然有他的权利，而且应当依法保护。我很坦然，自己既没有违规，更没有违法；你不理解是你的事情，我问心无愧。

　　“黑社会”是有组织地犯罪，而非一个犯了罪的组织

　　人物周刊：一开始您是拒绝为黎强辩护的，是不是也预料到了会有舆论的麻烦？

　　赵长青：这么说吧，现在我年纪大了，精力不如从前，除了实在推不脱的案子，比如熟人介绍来的，80%的案子我是不接了。黎强我是不认识的，但黎强的父亲原来是我们西南政法大学食堂的老炊事员，过去大家叫他“黎胖子”。黎强出事后，就有学校的老同事请我帮忙辩护。我家人不同意我去，他们觉得会有麻烦，但我是搞法律的，觉得请律师再正常不过。

　　人物周刊：您最终认定黎强与“黑社会”罪名无涉。这个案子迟迟未能宣判，是否可以理解为法庭是重视您的辩护意见的？

　　赵长青：是的，他们是尊重我的。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我没有讲错，辩护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参与了1997年《刑法》修订，而且我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适用及立法问题研究”国家级课题组组长，对此是有深入研究的，不是在信口乱说。为黎强辩护是因为法律认为“黑社会”是有组织地犯罪，而非一个犯了罪的组织。网上有人说我这是在玩文字游戏，是在诡辩，实际上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上的、法律上的界限，两者完全不一样。

　　对我为黎强辩护的不解、批评甚至谩骂，恰恰证明我们国家的法治宣传有缺陷。特别是律师在国家法律中的地位、作用，老百姓并不了解。律师制度本身是民主法治的产物，你这个国家要民主，要讲法治，就必定需要设立律师制度。被告人、犯罪者的合法权益也需要依法保障。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一块，那他政府的权力就没有办法限制，也就有可能搞出很多冤假错案来。

　　人物周刊：律师辩护也是人权的重要实现。

　　赵长青：是非常重要的实现！老百姓只看到“打击”这一面的重要性，而没有看到冤错案件带来的更深层次的危害性。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抓漏了一个人和错判了一个人，这两者相比较，后者的危害性要更大一些。这并不是我的原创，世界上很多著名学者都有这个看法，叫“一个错案办一打”，意思就是12个正确的案子都抵消不了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

　　人物周刊：冤假错案不仅仅影响到当事者本人。

　　赵长青：按《婚姻法》的算法，一个错案至少要给20个人带来不良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持续一生。说得更严重些，冤假错案将严重伤害国家政权和司法的公信力。最近刑法界著名的马克昌教授谈到一个观点，我借用一下。他说现在要讲“和谐”，刑罚就是最后一道关口，能用其他方法解决就不要动刑。老一辈法学家说这番话怀着深厚的感情和体悟，很打动我。

　　人物周刊：所以，您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打黑”务必慎重。

　　赵长青：打黑除恶是绝对正确的，“黑社会组织”任何时候都应该把它打掉。但是，必须讲质量，必须打得非常准确、非常慎重。为什么呢？因为它涉及到很多人，一打就是打一网，一个案子动辄三四十个人，甚至六七十个人。认定错误的话，很容易伤害群众。

　　人物周刊：您一直在说“打黑”在司法层面的问题，立法层面是否存在问题？

　　赵长青：存在。其实，透过“黎强案”，我觉得现行法律中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及罪状的条款是需要修改的。我们这个罪状不科学。不科学在哪里呢？这个罪名不好认定，比如说“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妨碍社会生活经济秩序”，这些都是政治语言，比较务虚，难以认定。

　　人物周刊：后来出了司法解释，有没有效果？

　　赵长青：对，但还是存在务虚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法律上没有专门先对“黑社会组织”下一个实质性的定义。究竟什么叫“黑社会”？从这个层面来说，你也就很难怪地方上的执法存在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律师这方太弱了

　　人物周刊：您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法庭上，公诉人、审判者和律师是一个最好的三方制衡，这样才能确保司法公正。”在当下这种三方制衡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

　　赵长青：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这样一种抗辩式的模式——法官居中，检察官指控，律师辩护。个人认为，这种设计是科学的。但在司法实践中是不是完全做到了三方制衡呢？事实上律师这方太弱了，无法像国外那样同检方对抗起来。

　　人物周刊：为什么？

　　赵长青：因为我们的律师在取证上困难得多，各种合理合法的会见都要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而且，现在给律师的权利很少，律师的意见他法官愿意接受就接受，不愿接受只能拉倒。可能律师说了很好的意见，最后法官给你4个字——“不予采纳”。律师既没有抗辩的机会，也没有申请再审的机会，说过了也就算了。

　　人物周刊：这是不是会影响到司法公正？

　　赵长青：当然会影响到司法公正。律师的合理意见得不到采纳，是形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物周刊：就像“佘祥林案”。

　　赵长青：对！佘祥林、杜培武、聂树斌等案子都是这样。像你提到的“佘祥林案”，当时律师就提出来，“认定杀人缺乏证据”、“尸体高度腐烂难辨身份”等等，法官最终“不予采纳”。如果不是他妻子最后跑回来了，那佘祥林要冤枉一辈子，到死为止。事实上即使现在放出来了，他的人生也被毁了。

　　人物周刊：而且他对社会、对司法不再有信心。

　　赵长青：不会再有信心了。我们现在上访的人这么多。你说，如果他没有冤情何苦这么做？如果找律师能解决问题，他干吗非跑到北京去呢？很多受害者就是跟执法不公有很大关系。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没有律师真正制衡。

　　人物周刊：律师队伍自身是否也存在一些问题？

　　赵长青：问题也是明显的：第一、部分律师太重利，千方百计找钱；第二、部分律师不讲职业道德，拉关系走后门，向被告索要巨额财物，拿去同法官分；第三，部分律师水平不够，白天到处找案子办，晚上到处找地方吃喝玩乐；第四，部分律师欠缺操守，教唆翻案，引诱当事人作伪证、改变证言。这是知法犯法，太不自重。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舆论对司法的影响？

　　赵长青：现在很多大案出来以后，媒体会第一时间报道，然后网民会有意见跟进。舆论环境变得宽松，互联网也让言论相对自由。但媒体、民意产生一定价值倾斜的时候，或多或少会给司法人员造成压力，特别是刑事案件，案情没弄清之前，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太多了。

　　人物周刊：甚至会影响到行政官员。

　　赵长青：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领导看报纸，往往会给法官指示——你们办的案子报纸上反应很激烈，你们要怎么怎么重处。这种指示给法官的压力就很大。

　　人物周刊：前段时间，马克昌教授也遭到舆论谴责。“邓玉娇案”，他的几点意见，反对呼声很高。

　　赵长青：从刑法学术上来说，马老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个人表示认同与支持。

　　我对现在的办案质量表示总体上的不乐观。现在办案子，客观地说，真正的冤案是比较少的，也就是说，无罪判成有罪那种并不多。但是错案，重的判轻，轻的判重，那就多了。

　　人物周刊：产生错案的根源在哪里？

　　赵长青：很复杂，其中几个原因值得探讨。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行政干预。往往上级领导一表态，办案人员就会按照领导的意图办。另外，我们刚才也提到律师制衡不够、司法腐败、立法缺陷，这是个复杂的事。

　　人物周刊：现在行政干预司法的情况多不多？

　　赵长青：有一定数量，当然我没具体统计有多少。总的来说，按领导的意思来做，办案人员就相对降低了职业风险，而且还有了一个看法——重比轻好。因为重了他没有风险，该判8年我判10年，领导绝对不会说我不对，而是会说我很坚决。如果判轻了两年，什么话都来了，说你包庇、收好处啊。所以，很多法官现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考虑如何把位子给坐稳当。很少有人能利用事实证据说服领导，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

　　（实习记者夏绪东、张鹏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