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周刊
我们调查了1375位公司人，请他们描述自己2009年的生活状态。我们发现，那些为未来打拼的年轻人太忙了，甚至没有时间怀旧和忧伤。
文｜CBN记者 杨樱
2009年，李菁开了咖啡馆和淘宝店，朝九晚十一。整天忙得像机械手，手里总是同时攒着七八件事情在做。如果要跟她说话，就得把话穿插在这七八件事中分期分批的说完：上半句她在洗杯子，下半句在给买家发货。她有点焦虑，还会有种种抱怨。幸好她在为自己做事—为那个叫事业的东西，值得。
在一家高尔夫俱乐部做企宣的刘向林谈起她的2009年：“有一段时间，我总是像个杂役一样行色匆匆，走路都是日式小跑，脸上不带表情。可是越忙，无穷无尽的杂事越是不期而至。”
有这种感觉的人不在少数。在《第一财经周刊》调查的1375位公司人中，17.57%说自己很忙。“忙”被不同的人用各种表达方式提及240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
他们和她们用生动的语气，表述了各种各样的忙：穷忙、又忙又焦虑、忙并快乐着、忙得风生水起、柳暗花明交替前进、忙里偷闲、跌宕起伏、忙比闲好
即便有人不“忙”，也很接近“忙”的状态。有91个人的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有59个人喊“累”，有44个人觉得这一年过得挺“乱”的。在一千多人里，居然只有57个人说：今年过得“很平淡”。
在这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金融危机震荡全球，裁员大势前人人自危。《第一财经周刊》采访了20位公司人，不管是C&A的采购助理，还是东海证券投资银行的业务董事，这些职业生涯或刚刚开始、或小有成就的公司人，都标出了自己2008年中的“亮点”。哪怕是最艰难的一年，也总有值得高兴的事儿。非但如此，他们还相信，“我是最好的”。
要做最好的，总是要更忙一点、更累一点。
总有人在抱怨自己“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加班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没有加班费也一样“拼命”。欧盟的统计数据显示，欧洲人平均每年去医院体检率达6到8次，但中国人超过6次者仅为2%，且有70%左右的人从不参加体检。
慈铭体检在300万公司人体检数据中发现：近八成公司人每天感觉疲倦。23.7%的受调查者经常来不及吃早餐；54.4%每天感觉没睡够；46%偶尔运动一次。
类似的数据曾经出现在日本。1980年代中国刚刚开放，还没吃完国营厂大锅饭的中国人学会了一个新词：经济动物。这个词用来形容当时的日本上班族没有生活、没有自我，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工作的可怕状态。可是在经济学家那儿，这个词却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经济飞速发展，而民族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一种状态。
劳动强度总与国家经济的起飞密切相关。奥斯卡?王尔德面对着身处第二次工业革命洪流中的芸芸众生发出一句感慨：生活是奢侈的，大多数人只是生存。
中国的“80后”也赶上了这一波奋进大潮。你在任何一个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般的中国城市都能感觉到他们的气息，衡量年轻人的标准变得无比庞大又无比简洁：增长、增长，向上、向上。没有别的出路，必须这么做。赚更多的钱、做更大的事、住更大的房子、开更好的车。社会压力无处不在，有时候好像温情脉脉，在某些瞬间，又从四面八方涌来。
我们一直关心这群人，不光因为他们构成了我们的主要读者，还因为，他们代表了中国商业和社会的未来—甚至就是现在。
安身立命不可无房，虽然这个观念一直为福利优渥的欧美人民所不解，但普通公司人却注定为此奋斗不息。在《第一财经周刊》此次调查中，提到“房价飙升”者398人，占总数近三成。在被问到“什么是你周围发生的>>五件事”时，有个公司人一口气说了五遍：房价涨了！
房子已经毫无悬念地成为公司人的最大压力来源。银行鼓励透支财富，数百万人民币在过去听起来无异于天文数字，现在写在房产中介的房源牌上再平常不过。可怜1980年代生人没赶上“60后”分房福利，也没赶上“70后”的低房价优惠，要买上一套房产中介那儿“再不抢就没了”的普通公寓房让自己蜗居其中，也要伤筋动骨，搬出所有原始积累七拼八凑交了首付，再背上动辄20年的按揭，成为“百万负翁”。
房子越来越贵，所以只能住得离市中心越来越远。英国《经济学人》最近做了一期报道，引用咨询机构数据称中国上班族每天从家到单位单程花费的时间平均为42分钟，领先全球。第二名是印度，39分钟。事实上，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公司人平均上班时间要远远超过这条全国标准线。据说，路途拥挤是耗费时间成本最重要的原因，并且不可忽视的是，“上班路上”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公司人“令人沮丧的一天”的序幕。
纵然不做“房奴”，生活成本一点也不轻松。一些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工作的公司人不堪重负，“逃”到周边二线城市发展，但更多的人选择了坚持。“什么都在涨，就是工资不涨”一语道尽辛酸，还有人开玩笑：“赚的是卖白菜的钱，操的是卖白粉的心”。
重压之下，连恋爱也谈得颇为艰难。“经济适用男”成为流行词汇，“有房”是重点。不必嘲笑爱情在物质面前折腰，吃饭要紧，这一点谁都不能说不在乎。
“啃老族”成为社会学家研究的新名词，但是谁都清楚，人口红利即将消耗殆尽。“老龄化社会”越来越多地被提起，两口之家赡养四个老人，压力之重不言自明。在《第一财经周刊》的调查中，提到“爸/妈生病”的人并不少见。有公司人写道：“妈妈脑溢血住院。万幸没有出事，但也更加后怕，自己越长越大，照顾妈妈却越来越少。”在这个“什么都耽误不起”的环境里，公司人只能请家政务工人员照顾自己的父母，心力交瘁。
截至2008年底，中国老年人口已经增至1.69亿，现正以年均近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到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将从现在9个人中有一个发展到3个人中就有一个。民政部承认：我国的老龄化要超前于现代化，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相比发达国家建立在财富积累上的医疗保障和配套福利设施，中国还差得很远。
不过正如那句话所说，“这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
在被问到“梦想”的时候，在轮船公司工作的邵国斌说：“最好有一个不算漂亮、志趣相投的女友。一栋不算太贵、生活方便的房子。一点不算太炫，抓点眼球的艺术事业。一份不太跌宕，足可掌控的工作。 ”
大家都在努力。这一代人，只要努力了，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忙”、“累”、“变化” 也许再过10年，还是忙还是累，但是“变化”不再有那么多。在《第一财经周刊》调查的公司人里，说起2010年的计划，“结婚生子”和“事业稳定”还是两大主题。
终于找到那份“还过得去”的工作，并试图让自己“不可替代”。“成就感”开始进入人生视野，不再是工作挑我，而是“我挑工作”；不再是积累经验值，而是“看看是不是能帮助别人”。说得再悬一点儿，就是“成为一个内心自在，不为外部环境所动的我”。
要是，再看远一点儿呢？比方说，20年。
30岁，一个传说中很可怕的年龄就要来了。突然发现原来有些事情不可强求，开始正视自己“35岁成为巴菲特”的梦想。觉得小孩子似乎没以前那么令人讨厌了，看世界的目光也变得柔和。但“人生压力”似乎与日俱增，毕竟已经成为中流砥柱。
第一个10年，2010年至2019年。第一套房贷也许终于可以还清，作为勤勤恳恳的salary man（工薪族），没有大笔来钱的理由，房产是最理想的生财之道。人生中也许是最平衡的时期到来：孩子已经上了小学，也许做的功课还和自己当年差不多。父母还用不着太担心。每天祈求世界和平气候稳定，“老婆孩子热炕头”。
第二个10年，2020年至2029年。传说中会被“那帮年轻人”鄙视的年纪到来了。突然不明白自己孩子喜欢的玩意儿，更年期与青春期的隔阂史无前例的巨大；突然发现自己的爸妈像小孩一样无比麻烦。最担心的事开始变成家里老人的健康状况。婚姻进入无感期，蓦然发现自己年轻时的“许愿清单”还有一大堆没完成。
这就是未来20年？会不会有点悲观？谁知道呢，“80后”的奋斗之路才刚刚开始。
2010年，这个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
2010年，1980年出生的人步入30岁。
这一代公司人的而立之年，就这样陆陆续续到来。
我们的生活
我们调查的问题是：2009年，你眼中的五件大事是什么？你身边的五件大事呢？我们看到公司人眼中的生活和世界，它们主要由房子、爱、甲流、金融危机、理财和环保构成。
文｜CBN记者 赵慧
制图｜戴喆骏
房子！真的是房子！这件事情应该欢呼吗？
有13.62%的公司人在为买房子揪心，而接近三成的公司人在担心房价过高—房子成功地成为了2009年公司人最担忧、关注度最高的话题。在中国城市人群里，这种主流的价值观主导着他们的生活，他们把所有美好的事情都排在了房子后面。仿佛没有房子，他们就失去了谈恋爱、结婚、生小孩、事业 的一切权利，仿佛没有房子，人生只能是一幅铅笔速写，没有色彩。
韩寒把这种价值观归结为没有信仰，他认为“有些人就喜欢买房子，这没问题。但更多人是本身没有信仰，住在租的房子里没有安全感。”
信仰的缺失，当然是我们这些已经或者正在成为社会中坚阶层的人共同的问题。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如同韩寒这样年收入税后200万人民币，特别是80后的绝大多数。就算他声称自己只有一幢面积小、低端偏远、价格只有上海公寓均价一半的房子，但他毕竟有房子，不是吗？
韩寒可以假装忘记现实社会的影响，但公司人们没有办法忘记：23.5%的受访公司人关注金融危机，因为搞不好他们会因此丢了工作；19.11%的人把结婚纳作今年身边的关键词之一，因为独自奋斗压力太沉重，“剩斗士”还在努力；担心甲流的人也超过了26%，一旦生病就意味着没收入，死了就更没有了 哦，物价还在上涨，涨到9成以上的人都已经麻木了。
这严重威胁到人们的“安全诉求”，进而演变成为一种不自信：对自己、爱人以及社会的强烈不信任，房子—它每年都在涨—成为了人们唯一可以指望的“安全感维系物”。韩寒好歹是一个有高昂的年收入、房子和知名度的人，他可以花三四十万去买车，花>>更多钱去赛车和办杂志。但是对于芸芸众生的我们来说，在租来的房子里心怀安全感？
对不起，太难了！
有些公司人认为“二合一”是一个可以缓解安全感的办法。
他们和她们真是天才。江湖太复杂了，单打独斗这么多年—或者只是设想一下这个可能性—都让人害怕。在这次样本总数为1375人的调查中：39名公司人开始了一段恋爱，59个人失恋了，261人正在结婚或打算结婚。“爱在金融危机时”，在一年结束的时候，看起来竟然让人颇为感动。既然历史故事、传说和那么多电视、电影、小说、话剧 都在告诉我们，“爱”是人类得以生存延绵至今的Key Word，那么，勇敢地去爱另外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下定决心一起生活，有时候也是一种信仰。
“婚姻”的存在可以被称为“现实的理想”，它不仅能让两个人拥有精神上的互助，在很多时候，也能让两个人在资源上互为补充，成为社会中更为稳固的一个元素。
可是这也不容易，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每天夜里都有无数“剩斗士”活跃在网络、酒吧 各种大小派对上，寻找自己的“爱”。这甚至催生了一种创业方式—古老“媒婆”的新生—看看漫天飞舞带着关键词“单身”的小广告吧，预约一场未来的婚姻？你需要付出几千至几万元不等。
寻找“爱”，也可以成为一份职业—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挺奇妙，不是吗？
所以，工作还是最重要的。不管你是有了家庭，或者仍然得独自奋斗，这都是我们生存的基础。调查结果中，“忙”、“变化”、“累”总计比例为28.55%。
二十年前，崔健在北京的天桥上走着唱：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但是，抱歉，2009年的我们不会再“不明白”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不管这世界怎么变化快，我们也必须随之变化；如果有可能，我们要主导这种变化。“忙”是今年的关键词，对此，我们中有一些人有那么一点“小小”野心：超过一成的人蠢蠢欲动想换个工作，创业的念头（3.22%）稍稍超过按部就班的升职计划（3.07%）。
我们研究职场技巧，所以《杜拉拉升职记》这样的小说、话剧才会让公司人追着看，花钱去看。崔健可以愤懑地宣布自己一无所有，还能因此变得红遍中国。我们可不能。我们得有什么，至少让别人—主要是老板—觉得我们“很有什么”。别忘了，崔健已经老了，我们还年轻，而且，2008年公司大裁员的阴影还没有消退呢！
因此，有人沉浸在这个阴影中也不难以理解。
一个在独木桥上斩下千军万马最终雄赳赳气昂昂入职宝洁的公司人，在入职半年后说，如今看来，自己不过是个卖洗衣粉的。她觉得自己就是主动奔向这家500强巨头的一颗螺丝钉，所有人的工作都是既定的，可以有一些创意，但也不是非她不可。她没得到那种“不可或缺”的成就感，这和她预想的不太一样。但她决定留在宝洁打拼—那剩下的499家巨头，大多也是同样的环境。
听上去有些无奈，这么年轻的公司人也碰到了天花板，或者某一堵墙。
但好消息还有很多。
对公司人来说，如果今年会比去年赚得多，这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好消息。人们财富正在增加，理财变得越来越重要。经历了金融危机，人们更需要保证自己各种收入的“实际价值”。因此，就算有10.39%的调查对象认为股市在千点间波动令人心惊肉跳，它仍然当之无愧地成为了饭桌上“最持久、最热烈、最多人讨论”的话题之王。不少人转投稳健些的基金。创业板是个新东西，眼看着随着开锣声一部分人—还不少—先富起来，让我们在枯燥的A股、H股之外找到了兴奋点。对于这个“新玩具”，有3.51%的受访公司人表示很好奇。
我们努力赚钱、积累财富、管理财富，听上去真让人振奋。
本刊的理财记者崔鹏，一年中和公司人们说了48个理财故事。为此他几乎把所有的亲戚们借来用作了自己故事中的角色。一名公司人每期都会细看，评论说，嗯，好有道理。接下来，他说：但是，我无财可理怎么办？
他说的时候有些讪讪，毕竟“月光族”不是嬉皮士，不是雅痞，你在反抗什么呢？
理财包括如何合理消费。金融危机已经成为渐渐远去的字眼，和76年前那次危机相比，我们的抗压能力已经变强太多。面对这场一年前几乎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大麻烦，我们突然放松了绷紧的神经，仿佛一切都已经过去。这不一定是件好事，可，这何尝不是一种自信呢，我们相信自己会赚得更多。
这一年里最自信的应该是：中国。这一年中，不论是参与解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是面对全球气候问题的责任，中国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自信。
自信的巅峰时刻发生在10月1日。60年国庆也是公司人关注度最高的社会事件，25.33%的人觉得是件大事。生活在北京的人感受到了国庆典礼带来的变化，当然也有不便。
在这一年中，另一个被关注的大事件是金融危机，这既是跟个人幸福有关，也是决定未来大环境的根本的东西，好在有四万亿的政府投入，它至少让2009年的中国看着又景气起来了，它让中国自信起来，也吸引来了奥巴马—他自己撑着一把伞走下了飞机。作为一个大众偶像，在这一年的公司人大事记中，“奥巴马访华”还是一个抢占了9%眼球的大事件。
还有一个关键词我们需要记住—Copenhagen（哥本哈根）。15.52%的受访公司人在问卷中写下这个丹麦城市的名字。如果不是这次气候大会，在不少人的印象里，它只会和美人鱼、或者安徒生有一些联系。虽然我们的特派记者刘荻去了以后告诉我们说，这个会议充满了政治、争吵，让我们觉得枯燥甚至愤怒，但它并没有影响大家对地球未来的关心。
环保，我们还是在意的。我们所服务的公司也和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
越来越多的公司将CSR（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包装出来，有人开始争论一个古老的命题—公司该为股东还是为社会负责。公司人更多是观战。他们或者同意一方或者不置可否，但多少渐渐开始把环保浸入生活习惯中—从每一天做起，这也是《第一财经周刊》在2009年推出“碳排放计算表”的原因。要顺便说一句，好几万名公司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这么美好的开始足以让我们把这件事情继续下去。
这就是2009年，我们的生活：个人和社会财富在变化，在增长；个人或充实或失望。但，有件事情很有趣—一年的结束就是新一年的开始。
所以，2010年，我们的生活会怎样？只能向前看，不是吗？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