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副院长：温室效应有很大程度夸大(组图)

　　2010年1月29日上午10点，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做客新华网，解析全球气候变化趋势及对策。新华网杨刚摄。

　　新华网北京1月29日电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召开至今，如何控制全球气侯变暖，尤其是长期排放权的分配问题，成为各界关注度焦点。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士丁仲礼29日做客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互动，权威解析全球气候变化趋势以及对策。

　　丁仲礼表示，气候变化是一个波动的过程，应对或研究气候变化需回归理性。他说，排放权的多少同一个国家今后的发展程度、生活水平、人民福祉等是密切相关的，排放权实质就是发展权。

　　“排放权方案必须要考虑历史排放、人均排放和发展阶段。”丁仲礼强调指出，在不同国家之间分配排放权应该做到公平公正。希望在未来排放权谈判过程中能够充分考虑人均累计排放指标的优越性以及它的优点。

　　对于中国的排放权，丁仲礼认为要改变被动的局面，只有主动出击才行。他介绍说：“从1900年到2005年这一段时期，中国的人均累计排放是全世界平均数的三分之一，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同样，我们今天的排放，也刚刚达到或者略超全世界人均排放的平均值，这也只有美国人均排放的四分之一，欧洲发达国家平均的二分之一。”

　　排放权多少同国家人民福祉密切相关

　　[主持人]丁院长，中国政府一直在主张排放权就是发展权，您怎么理解？

　　[丁仲礼]因为碳排放实际上来自于两大块，一块是能源的消费，一块是水泥的生产。目前,排放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排多排少的问题。根据目前统计数据的分析，所有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是通过很高的排放累积，才达到今天的发达程度。

　　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没有完成，城市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还非常低。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就避免不了排放。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要控制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全世界就需要建立一个责任体系。这个责任体系就是，我们要到某一个年份把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某一个水平之下，这样，全球的排放总量就确定了。那么，总量在国家之间的分配，这就有一个很大的利益冲突问题。所以发展中国家提出来，发展是第一位的，摆脱贫困是第一位的。这样就和发达国家产生了矛盾，这个矛盾可以归结为排放权之争。

　　实质上讲，排放权的多少同国家今后的发展程度、生活水平、人民福祉等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排放权是发展权。

　　在不同国家之间分配排放权应该做到公平公正

　　[主持人]您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您是怎么研究排放权分配的？怎么保证它有很好的科学性？

　　[丁仲礼]排放权分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说它简单呢？首先，它需要的基本数据都是很现成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好的碳排放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可以提供1850年以来全世界不同国家逐年碳排放量，这个数据库比较权威，得到广泛的认可。此外，还有很多有关全球各国人口、GDP、能源消费等指标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构成了研究的基础。

　　第二，研究碳排放权分配是需要逻辑起点的。我的逻辑起点是，在不同国家之间分配排放权应该做到公平公正。而其他人的研究起点，比如IPCC、G8国家的提案，它们的起点是在现有排放的基础上逐步减排。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因为现在排放的基数很高，慢慢往下减，发展中国家尽量往下减。所以这是起点的不同。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方案是否公平呢？

　　[丁仲礼]一个方案是不是公平，我们要有一个判断标准。什么叫不公平？不公平的判断依据就是差别太大。我们认为如果是比较公平的话，就是不同国家分配的排放权是可以比较的，不能说百分之百是对等的，但基本上是可以比较的。

　　如果差别比较大，那肯定是不公平的。如果从这点出发的话，我可以告诉你，IPCC的这些方案非常不公平。IPCC第三工作组提出来，到2020年，发达国家要减少25%—40%的排放量，到2050年，发达国家要减少80%左右，甚至到95%的排放量。表面上讲，发达国家要减很多。而对发展中国家，没有明确规定怎么减排，只是叫减缓，也没有给出具体的减排定量目标。

　　但是IPCC同时规定了一个450ppm的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控制目标。一旦这个浓度目标定下来以后，全世界到2050年只有8000亿吨二氧化碳可以排放，相比于过去的排放，这个数字是很小的。这样，排放权就变成稀有资源了。按照IPCC的减排方案计算，发达国家在2006年到2050年之间，它的人均排放量将是发展中国家的2.3倍。

　　之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别是多少呢？根据我们课题组的计算是7.54倍，也就是1900年到2005年这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上，发达国家人均累计排放已经是发展中国家的7.54倍。接下来，它还要有2.3倍的差别。那请各位网友自己来判断，这个是公平还是不公平？但是我要补充说一句，IPCC的这个方案相对于其它方案，比如我们听到的G8国家方案，它非常简单，说到2050年全世界减排50%，其中发达国家减排80%，计算出来后的差别是3.9倍。当然还有其它的方案给发达国家分配了多于发展中国家数倍的排放权，总之，IPCC的2.3倍相对来说还是最公平的。

　　希望排放权谈判考虑人均累计排放指标的优越性

　　[主持人]您研究的方案，我们怎么保证让它科学？

　　[丁仲礼]这是一个逻辑起点的问题。既然承认排放权就是发展权，那发展权就要平等，但是这个平等是在一个历史时期上的平等，不是当前的平等。因为各国所处阶段不同，发展有快有慢，长期控制二氧化碳浓度的方案，当然就要考虑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平等。也就是说，你得承认你在今天过上的日子，同你祖父、父亲这一辈的排放是有联系的。如果美国没有以前完成的基础设施建设，那它今天的排放量一定多得多。所以一定要考虑一段历史时期的排放。

　　我们的研究很简单，社科院、中科院、清华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气象局这几家的有些科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要用人均累计排放来分配未来的排放权。人均排放权非常容易算，怎么容易算呢？每个国家逐年的人口、排放量，国际上是有权威的数据库，一除就得到每年的人均排放量，把逐年的人均排放量加在一起就是累计。人均累计的的指标应该作为排放权分配的一个基础指标，这个是中国科学家的共同观点。我们课题组进行了详细的计算，我们希望在未来排放权谈判过程中能够充分考虑人均累计排放指标的优越性以及它的优点，它的优点就是比IPCC、G8国家等提出的分配方案要公平得多。 　　2010年1月29日上午10点，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做客新华网，解析全球气候变化趋势及对策。图为丁仲礼做客新华网访谈直播间新华网杨刚摄。

　　排放权方案必须要考虑历史排放、人均排放和发展阶段

　　[主持人]既然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相对公平的计算方法，那怎么样来争取公平的排放权？赢得我们国家的发展权呢？

　　[丁仲礼]你说的是一个谈判的问题，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问题。谈判问题可能就比较复杂一点儿，因为涉及到很多外交上的问题，把它说成是斗争也好，还是说成外交上的技巧也好，这是一个比较复杂敏感的问题。从我个人来说，我一直主张，包括我们跟社科院等其他同行都经常一起讨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中国应该主动提出我们的方案，不要坐在那儿等人家给我们设定议题，然后被动应付，最后人家还说中国老说NO。

　　要改变被动的局面，只有主动出击才行。中国现在已经是众矢之的，因为中国人口最多，自然排放量就大。在这种局面下，我们经济增长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那我们排放的增长也相对较快。在这种情况下，国外会制造言论施压，会尽量压缩我国未来的排放空间。所以要争取排放空间就要主动出击。

　　一定要讲清楚，我们的底线是什么？不能只考虑国别排放，不考虑人均排放；不能只考虑当前排放，不考虑历史排放。中国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方案，必须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提出的方案必须要考虑历史排放、人均排放和发展阶段。

　　中国人均历史排放只是全世界三分之一

　　[主持人]我国很多资源总量在世界前列，但是一人均我们就排名靠后了。

　　[丁仲礼]这个人均是指世界排放量上的人均。因为现在外国经常说中国现在是第一排放大国，中国是第一污染大国，排放大量二氧化碳造成污染。那也就是破坏地球的第一大国。西方通过这种宣传，给你造成一个压力，目的就是要我国在未来的排放权分配上让步，也就是说压缩你的未来排放空间。

　　我们现在必须要跟外国人讲清楚，中国从人均历史排放来说，只是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从1900年到2005年这一段时期，中国的人均累计排放是全世界平均数的三分之一，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同样，我们今天的排放，也刚刚达到或者略超全世界人均排放的平均值，这也只有美国人均排放的四分之一，欧洲发达国家平均的二分之一。这两点必须作为未来排放权分配中充分考虑的因素，不能让中国简单的说2020年达到排放高峰，然后开始减排。

　　气候变化是一个波动的过程

　　[主持人]其实现在全球气候变化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一直说全球气候变暖，但是今年冬天特别冷。那就有对全球气候变暖更加探究的兴趣，那全球气候变化呈现什么发展趋势？

　　[丁仲礼]气候变化或者说全球气候变化，某种程度上这个命题不是一个真命题，为什么说不是真命题呢？因为全球的气候一直在变，没有不变的时候，正可谓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现在讲全球气候变化，我的理解就是全球变暖，并且这个变暖是人类造成的全球变暖。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包括亿年级、千万年级、万年级、千年级、百年级，开展了很多研究。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气候变化是一个波动的过程。

　　你提到今年冬天变冷，是不是意味着气候就要变冷了？前几年，德国人就开始写文章说要变冷了，变冷的依据是可能存在一个由海洋控制的65年左右的周期。看过IPCC报告的人很清楚，从1910年到1940年是增暖的，从1940年到1975年是变冷的，从1975年又开始变暖，1999年以后，气候就没再增温。我谈这个的意思是气候有它自然波动的规律，人类活动排放二氧化碳引起的这一部分增暖威力还是比较小的，不足以改变气候自然变化的规律。所以你们才看到今天这个样子。

　　人类活动有没有影响？我认为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影响会很大。温室效应我也认为有很大程度的夸大。1850年，二氧化碳浓度是270ppm，2008年是387ppm。这160年来，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了117ppm。甲烷、氧化亚氮这些温室气体的浓度也增加了。如果都转换成二氧化碳的当量，这样至少增加了160个ppm二氧化碳。那160年来，温度增加了多少？温度增加了0.66度。也就是说二氧化碳浓度增加160个ppm，温度提高0.66度，接下来从现在的浓度增加到450ppm，增温怎么可能到2度呢？这是简单的算术。并且二氧化碳浓度越高的时候，单位分子的温室效应越小。所以气候变化里面的很多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思考、不应人云亦云。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回归理性

　　[主持人]现在有媒体报道，很多官员、专家学者都加入了气候变化质疑者的行列，您怎么看待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

　　[丁仲礼]首先要说明一点，“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是任何做气候变化研究的人都承认的，包括IPCC报告的执笔人。因为这么一个复杂的气候系统要研究清楚是很难的。所以大家都承认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现在你讲的质疑，我估计是二氧化碳浓度与温度的关系。专业术语讲，叫全球气温对二氧化碳浓度的敏感性，这是一个真正的科学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敏感性被大大夸大了。150年来的观测，值得好好总结。大家可以通过简单的计算进行判断。

　　对高敏感性的质疑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在学术界，一直在质疑，一直在写书，一直在写文章，只不过这些文章很难发表。为什么是这样？因为高敏感性的卫道者故意把这个事搅浑，就是要把这个事情说得很可怕，为什么要这样？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分析。

　　对气候变化问题，无论是研究也好，应对也好，现在看来，需要回归理性。你讲的这个质疑是回归理性的最主要的方面，最可贵的地方。只要你承认气候变化是科学问题，就需要质疑的精神，因为质疑是科学的第一要务，而不是人云亦云，更不是以讹传讹。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