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期

　　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正在汇总完善中，将在今年下半年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讨论建议稿，而后提交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审议通过后再实施。1月17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十二五”规划基本思路中部和东北地区座谈会上指出，要准确把握“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取向，着力调整经济结构、着力推进社会建设、着力保护资源环境、着力加快体制改革和着力提升开放水平。

　　“十二五”重在发展方式转型

　　“十二五规划编制最主要的原则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侯永志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强调。

　　在“十五”、“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基本上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我们也清晰的看到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社会等问题，必须要下决心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特别是在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关掉那些高耗能的、污染严重的小企业是完全必要的。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气候变暖的双重背景下，改变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尤为突出，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方式顺利转型。过去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些地方不太顺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在“强国之路在改革”文中分析认为：这是我们尚未找到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单纯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远不够，要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社会发展方式转型以及政府转型。张卓元认为“十二五”规划的制订要适当放缓经济增速，以8%左右为宜，不要再追求两位数的增长，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

　　发展方式转型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发展方式转型有三层含义：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强调社会公共需求转型，构建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体制和政策体系；三是强调政府转型，尤其是突出强调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结构调整是“十二五”经济发展主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两大基本问题：第一，在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外部需求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的情况下，如何有效的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要从制度上实现，里面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第二，产能过剩、就业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矛盾加剧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条件下，如何提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课题。他说：“解决这两个基本课题，最核心的就是要推动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转型。所谓战略性，就是它决定了我们今后20、30年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我们能不能持续，能不能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能不能延续我们的高增长期，这就取决于我们的调整和转型能否成功，它取决于发展方式的转变能不能到位。”

　　中国社科院经济部副主任吕政认为结构调整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消除短缺或结构性过剩；二是使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他认为，当前或者今后一个阶段，中国结构调整的重点是要解决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问题，即使是短缺，或者过剩，也要通过提高效率来解决。因此必须要依靠技术进步，用效率高的有竞争力的企业及其生产能力来替代落后的生产能力，是中国结构调整的重点任务。侯永志认为则认为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有：（1）农业基础尚待加强，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2）制造业总体上处于价值链的低端；（3）产业技术水平较低，产品和工艺创新能力有待增强。他说：“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采取多项措施。如：对于农业，要增加投入；对于服务业，要适当放宽准入；对于制造业，要促进结构升级。但是，最核心的是，要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最终是要建立与中国比较优势相适应、各产业比例关系协调、具有自升级能力的产业结构体系。”

　　提到转变发展方式，在多数人的理解中认为转变发展方式主要是针对工业，对农业这样的传统产业要求并不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近期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双月学术报告会上指出：“但现在看起来确实是由于农业资源的约束日益趋紧，而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要求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品种、安全都越来越高。如果农业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确实是难以满足社会的要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认为农业在经济所有环节中确实是一个最薄弱的环节，设施、装备、科技含量等方面都最薄弱，所以只有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上世纪末以来，我国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扩张，由此带来了生产能力的大规模扩张，这种扩张是史无前例的。每年新增钢产能是1亿吨，新增的电力装机是1亿千瓦，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种产能的扩张远远超过了国内的市场需求，它就会形成一块剩余，这块剩余正好遇到了全球经济的繁荣，就是2003年—2007年是全球经济的黄金时期，所以我们就通过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了有效的释放。这就加剧了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就是对外需的依赖。另外一方面：1979年到2007年，我们资本对GDP的贡献率是53.5%，劳动的贡献是25.3%，全要素生产率是21.2%，我们主要依赖于这种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大规模投入，忽略了技术进步和相应的制度创新。所以今后一个时期，由于危机带来的冲击，外部需求迅速的收缩，加上国内的生产要素供需形势发生变化，要素成本也会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要继续延续高速增长，就必须去推进增长模式的转型。王一鸣认为：如果不校正这两方面问题，将来还会制约我们的经济健康发展。

　　改善民生是“十二五”社会发展主线

　　30年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功模式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矛盾多发期”的发展阶段，妥善处理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和谐发展是中国民生建设的首要问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站在政府公共管理的角度，期望“十二五”期间更要关注民生问题，他说：“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能不能延续，关键是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是以政治为中心，第二个三十年是以经济为中心，我们进行了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第三个三十年就是从2009年起未来三十年，我们的改革重点是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全方位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我们能不能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未来三十年，而从现在起这十年是关键。”

　　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12年，中国人均GDP预计达到3700美元左右，发达地区则可能超过1万美元。在过去10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1999年财政收入突破1万亿，2003年突破2万亿，2005年突破3万亿，2006年超过4万亿，2007年超过5万亿，2008年超过6万亿。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有了建立全民共享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基本物质条件，在民生建设方面有能力加大投入。竹立家认为：“到2020年左右，我国城市化水平有可能达到55%到60%左右，我们现有的政治行政体制、管理能力、机制的应变能力很难容纳中国的发展。”

　　工业社会主要是生产型社会，福利型社会主要是消费型社会，工业社会到福利社会的转变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在1月19日在“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方向和政策国际研讨会”上指出：民众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坚持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的内在统一，更加注重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来谋划发展，把改善民生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始终，建立健全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体制机制。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