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网络在线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时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宁。2007年，一本名为《货币战争》的书，成功预警美国“两房”灾难和金融海啸。而在09年，此书作者又因《货币战争2》被《美国商业周刊》杂志评为2009年最具中国影响力的40人”之一。他就是环球财经杂志出品人——宋鸿兵。那么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宋先生来到《第一时评》做客，看看他对当下网友关注的一些金融话题做如何的分析，您好，宋院长。
宋鸿兵：你好。
主持人：跟我们的网友打一声招呼。
宋鸿兵：大家好。
主持人：说到“中国发展模式”，最早是由美国的一些学者提出来的。当下虽然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名词提得不是特别多，但是中国确实面临着一种新的未来道路如何制订的问题。急须解决的问题离不开养老、基础教育以及医疗保险或者是房地产方面存在的一些重大现实矛盾。近一段时间政府出台了很多有关房地产方面的政策。但是有人评论政府不是想真正的打压，是因为没有从金融放贷方面进行管制，您如何看最近出台的这些房地产政策？
宋鸿兵：从中国模式这个提法来看，房地产只是中国模式大的体制下的一个问题。首先政府还是在非常努力的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中间确实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和政策配套的问题。我觉得在中国模式未来发展的道路选择上，房地产、教育、医疗都是一些重大的关乎老百姓生活的具体问题，这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方面。
具体从房地产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包括配套的政策有很多，我想从金融配套的角度来谈谈房地产的价格。一谈到房地产的价格就谈到土地供应和刚性需求等等。在我看来，房地产价格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货币因素，或者说是房地产信贷所导致的房价上涨的问题。如果中国和全世界完全没有房地产贷款，房价还能不能涨到现在这个价位？从三十年代以前的情况来看，当时房地产贷款没有太流行的情况下房价不可能涨得这么迅速、高得这么离谱。那为什么按揭抵押贷款推广的时候，房价就开始上涨？是因为金融体制特别是货币发行制度存在问题。当你去申请贷款的时候，银行是在无中生有的创造货币。我建议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仔细读一下《货币战争1》中专门谈到的这个概念，在银行制度中间，所谓信用创造，什么是信用货币？怎么创造信誉？钱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很多中国老百姓是相当陌生的。正常人的逻辑是我把钱存到银行，银行把我存的钱贷出，他从中收取服务费。其实现在银行制度并不完全是这样，银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创造货币的过程，而且他创造货币比老百姓存到银行里面的钱还要多。这种创造是在没有任何东西作为抵押的情况下被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当老百姓写一个欠条欠银行多少钱的时候，其实银行在无中生有创造货币，这是绝大多数人不了解的核心问题，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货币乘数问题。实际上银行在进行房地产按揭抵押贷款的过程中是无中生有的印刷了多余的货币，把一个老百姓未来几十年的收入全部在今天一次性的透支出来变成了钞票。当这么大规模的按揭抵押贷款开始的时候，整个社会的货币量将会大幅度的提升。这种大幅度的提升对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怎么才能绕开这个问题？就是金融创新如何在中国现在的模式下有效的遏止房价上涨。对于老百姓而言，买房子无非就是借钱的问题，借钱我们可以到银行借，也可以到债券市场融资。假设每一个老百姓不是到银行借钱，他可以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发债券的形式直接募集资金，那他将完全绕开银行创造货币这个过程，而整个货币供应中间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但是你只要通过银行贷款，对不起，银行整个货币量都会增加。这是很多人不能够深入理解的，这个问题很微妙的地方就在于此。
一个老百姓不是一家公司，怎么上债券市场融资？这就需要我们进行金融创新。美国很多投行、中国很多券商做了一个主要的工作叫资产低抵押证券化，把很多老百姓的按揭抵押贷款打成包做成标准的产品，在市场上卖这个债券，它是一个标准化的债券产品，它是从银行把这个债权买回去的。我把两万个老百姓的债款通过一家中小型的担保公司（等非银行的小型金融机构，他们完全可以做资产抵押证券化的工作）打成一个包，政府给他信用加强来担保，政府如果对这样的债权基金担保，那么它就可以完全在证券市场直接销售，可以绕过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货币，将会有效的压制房地产价格，同时又使老百姓能够得到大量的融资进行房地产的购买。
主持人：那风险指数高吗？
宋鸿兵：按揭抵押贷款违约率在各类贷款中属于违约率最低的。换句话说，老百姓反正不会违约的，只要政府愿意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一个担保即可。对于政府而言，在金融体系上如果有风险的话，他得买单，但同样在银行如果有风险，他也得买单，两者都是要买单的。老百姓不愿意欠银行钱，不愿意违约，他们都是很守信用的，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一个低风险的担保。这种金融形式的创新可以同时起到两个效果，第一，压低房价。第二，使老百姓能够很方便、很容易的借到钱，而且成本很低，甚至比银行贷款还要低。这样的情况，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
主持人：除了您刚才讲的我们要在金融方面要进行创新，那政府方面对于房地产，有人认为是存在打压，有人认为不存在打压。您是怎样认为的？
宋鸿兵：政府如果可以起到两方面政策配套的话，将会有效的使房地产价格受到压制。第一，大规模的推出廉租房，为什么讲大规模的推出廉租房呢？其实在中国房改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提到所谓的廉租房的概念、经济适用房的概念，我个人认为经济适用房这个概念可以拿掉，直接进行大规模廉租房的供应。政府相当于向老百姓提供低成本的可以租用的住房。这个可以设计，比如说当一个住户在政府廉租房连续缴纳五年或者十年的房租后，政府可以承诺这个房子的最终产权就可以给你。由于这个人一直住在这个房子里面，而且住了很多年，事实上他就拥有这个房子，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他已经给政府的投资偿还了租金。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按揭抵押贷款。但是要住够一定的年限，这些产品都可以设计、推广。
除了大规模推广廉租房之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对房地产征税，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房地产是不交税的。因为如果把房地产当做一种资产，他就必然涉及到税收的问题，比如说美国的房地产税收是百分之一点多，各个地区不一样。 为什么要征税呢？房地产征税背后是有一定深刻的道理。早期在西方经济学里面提出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通过劳动得到的收益，还有一种是非劳动所获得的收益，比如说投资收益、股票升值、房地产升值。整个社会在平衡这两种利益之间，通过劳动收入不应该征税，只要是资产增值，通过非劳动收入这部分才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最原始的资本主义才是这样的理念。那些不用去上班、靠投资股票、房地产增值，没有依靠劳动付出的收入可以征税。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主要在这里。二十世纪以来，芝加哥学派所谓原教资本主义倡导的东西，后来我们发现，富人靠资产增值这部分的收入反而不交税。美国、英国的财政负担主要的税收来源是通过上班打工族他们的收入去征税。富有的阶层通过游戏规则的改变，改变法律、改变制度、改变一系列税收法案，逐渐使他们身上的负担朝工资阶层这些人身上转移。这个社会明显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房地产一定是要征税的。比如说你的地产税是1%。这样可以有效的增加投机房地产的人的负担。在上海，一定要使投机房地产的人受到很大的损失。我觉得他（上海）提的这个概念跟我们刚才所说的应该是一个道理。也就是，政府提供这么多住房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应该是让所有老百姓有房子住，让真正需要房子的人有房子住。而不是一个人拥有十套房子。这些投机性的行为应该受到压制，甚至是财务分配的调整。政府如果出台这样的政策，我觉得对房地产投机性的行为也会有很大的成本增加，会有效的使投机房地产的行为受到一定的压制。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这两种方法一旦推出来，我觉得对房地产价格调控都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主持人：针对中央提高银行储备金率，是不是意味着会启动新一轮金融方面的管制？对房市和股市会有什么影响？
宋鸿兵：这是跟国际上的大势相关的，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以后，全球的金融体系陷入了混乱，大型的金融机构都陷入破产或者是破产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如果各国政府不出重手、不下猛药的话，全球金融体系可能濒临解体。在特殊的病危阶段中，各国政府联手海量注入，当你打强心剂进去，打了强心剂以后心跳马上恢复，但是六个月以后强心剂的作用会衰退，对身体还是会有影响，是不是还要继续打？继续打的话，政府的财政负担、赤字、主权信任危机都会出现。为了避免危机出现，各国央行都要从紧急救援方案中往后退。现在美国、欧洲、中国在内，大家都在考虑加息，中国首先要提高准备金率，提高了0.5%，未来说不定还有加息行为，这些都是回收行为，欧洲央行也是。美联储如果格林斯潘连任，未来他也会走上加息周期，不是在今年就会在明年，他要把海量的流动性收回来。我认为中国政府提高0.5%是一个心理战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市场心理和影响市场对政策的预期。
主持人：对于房地产和股市影响会大吗？
宋鸿兵：它主要影响在心理层面，不会对整个资金流动性的实际量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在当今世界，特别是金融，玩的都是预期、心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在现今，你说股票市场价格，他靠未来现金流的一个预期，判断未来这个公司整个收益不错，所以我给他乘以25倍、40倍，这是我认为他的市值，所有的这一切全部是基于预期。金融市场现在为什么要重点强调预期，他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金融市场的波动和价格。央行采取的这个行动也是心理战，也是在调整市场对未来的心理预期。
主持人：我们经常说一句老话，一个人的意识直接决定他的行为方式。这样的长期影响，打一种心理战，您刚才说不会产生很直接的效果。如果从长远来看，打心理战也好、玩心理游戏也好，不会使投资的人有一些意识上的改变而最终导致他行为的改变吗？
宋鸿兵：当央行通过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去影响市场预期的时候，股票投资人和债券投资人等等这些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他的信心会受到市场预期的影响。央行通过调整预期，间接的影响所有投资人的心理预期，这些心理预期调整以后，股民想现在40倍的市盈率偏高了，不到35倍我不买，于是股民就会改变他的行为，40倍时就不进，要等它掉到多少之后才愿意购买。这种政策通过金融市场传导，把政策制订者心理上对市场的暗示，最后转变成每一个投资人心理预期的改变，最后则是改变他们的投资行为，改变他们的投资方式，这是当今市场大家共同认同的一种玩法，一种游戏规则。
主持人：2010年，老百姓投资什么保险系数能更高一点？
宋鸿兵：如果从今年的情况来看，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很可能会看到一定阶段的美元走强的趋势，可能到年中范围之内，美元是一直走强的。通过我们现在的分析判断，欧洲和美国存在着两种力量，一种是美国到年中会再度出现出现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利率重设的情况，这次出现就和2008年出现金融海啸的问题是一样的，当时出现利率重设的基础是来源于基础资产。这个危机在我看来一直没有结束，因为地产金融利率调整的问题始终没有完成，今年和2011年会有两次调息高峰，一次是今年年中，一次是2011年下半年。今年这次比2008年9月份那一次低一些，但是要远远高于2009年的调息。可是真正调息高峰最高的顶点出现在2011年，那一次将会比2008年金融海啸的调息高峰还要高。这个调息高峰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在《货币战争1》和《货币战争2》做了非常详细的阐述。感兴趣的可以再次翻阅一下。
主持人：您提到2010年金融危机并没有过去，有什么样的例子来让你确定这个观点？
宋鸿兵：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失业率和政府领取食品券的人数，包括美国现在实实在在的一些新房的开工率，12月份又有所下降。包括美国政坛的一些内部斗争，奥巴马这次金融提案和波兰克的任命。当然首先是看失业率，失业率的问题解决不下来，金融危机不能算结束。很多人认为只要GDP是正增长，金融危机就结束了，如果这个观点成立，1929到1941年，全人类的大萧条，美国GDP连续四年为负值，那叫衰退。但是1934到1937出现正增长，反正我们统称三十年代为大萧条，就是因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老百姓最高的时候达到25%的失业率，平均下来是18%的失业率，大家都没有工作，这个时候你GDP正增长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也一样，今年为正、明年为负，本质上并没有差别，有差别的是失业率。美国现在失业率虽然官方公布是10%，但是真实的失业率远远高于这个数，现在的统计口径是有问题的，他是把6个月之内在积极找工作的人称为失业率。但是按照劳动部的算法，现在应该是17.5%的失业率，已经直逼经济大箫条时期。这就是我跟很多人的观点不一样的原因。
主持人：美国的例子很多，那中国的例子呢？
宋鸿兵：美国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它的规模、它的消费能力，它对全世界经济的拉动，在过去几十年以来一直担当全球经济的发动机。美国人消费，全世界其他国家生产。在这样一个链条中，中国的出口连年的高速增长，加入WTO以后，对美的出口一直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世界经济。如果美国的引擎出现情况，有这么高的失业率，包括未来人口老化的问题、医疗系统的问题，那这个发动机还能像过去强有力的来拉动全球经济吗？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出口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个时候贸易战将会频繁发作，各个国家反倾销、反补贴，大家都在保护自己的市场。而且这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很可能持续很多年。我在书中已经强调，这可能持续十几年，十四年左右的周期，一直到2024年，“冰河期”才可能结束，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可能在2025年以后才能重新启动。这一次的周期是一个长周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对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非常严重的挑战。
主持人：您在12月的时候发文说美国消费将进入15年左右的冰河期。这种论断有什么样的依据？
宋鸿兵：这是严格根据统计数字得出来的。在经济发展的长周期的判断过程中。很多人并没有关注长周期理论体系的存在。从短期来分析，今年的GDP环比增长多少，物价上涨多少，CPI是多少，大家比较关注短期数字。在我看来长期影响经济结构发展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关注，比如说人口结构的问题。为什么我在书中提出了一个14年的消费增值期的问题。你把美国的统计拿出来看，在美国有一波非常有意思的人口，1946年美国内战结束之后，一大批士兵回家找对象、结婚、生孩子，在这期间美国出生了7900万人口，包括上一届总统小布什、奥巴马都是在这个时代出生的。7900万人是什么概念？相当于美国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么庞大的一个人口集中在这么一个时间段出现，会在人口分布中出现非常尖峰的状态。下面一个人口的峰值比这个要低很多。当这个人口高峰期进入职场，开始消费，会对整个社会消费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这批人，7900万年轻人按照一个时间分解点，他出生的高峰期是1962年，我们再看美国劳动部的统计数据，他统计了美国几千万人口，得出的统计数据是，一个正常美国人在47岁的时候达到消费顶点，他挣的钱最多，生活压力最小，孩子也长大了，他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都是最旺盛的。如果你这样来看，1962年出生的这一批人口，经过2007，这一批人达到人生消费的最顶点。再往后，这个波峰到下一个波峰之间，会走一个非常陡的人口退出的周期，这个周期到2024年才能够结束。到2024年之后，下一波人口高峰期才会来到。在这个期间，每年退出市场的比进入市场的远远要多，创造财富的人在减少，而他们则开始使用医疗保健，大量使用社会福利，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将会达到空前的数字，这将会对美国的财政、医疗设施、对刚进入职场人的税负压力都会造成非常沉重的负担。你怎么能够指望他像八九十年代初，他能够放胆消费、大胆透支，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说，这批人的老化将会对美国社会包括未来世界十几年的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这是被很多人所忽略的问题。这次出现严重情况的不光是美国，欧洲在战后也是1946年开始进入人口滑坡期的。就像日本，为什么中央银行把利率降到了零，仍然刺激不了日本的经济？因为他是一个老龄社会。对于一个六七十的老年人，你让他借钱去买LV的包？去买豪华汽车拉风去？让他换一个大房子？他没有这个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会出现流动陷井，即使中央利率降到零，这个钱也一定出不去。
主持人：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现象，人口开始出现老龄化？
宋鸿兵：中国人口出生高峰期是1987年，这批人到2035年才会出现美国今天的情况。我一直提到，在2035年之前是中国腾飞的战略窗口期，在这个阶段，中国人口红利在上涨。但是中国社会不要假想机会永远都在等着你。不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战略时间的窗口，这个窗口仅有15年左右。欧美走下坡路的时候，正好是我们的上升期。但是这15年如果没有抓住，我认为中国将会再次失去攀登世界第一的机会。所以机遇是有时间窗口的，在这15年要加倍努力，调整政策，实现大踏步的跨越战略。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模式研究清楚，一定要把中国模式变成真正能够落实下来的政策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过了2035年，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我们的后果可能会比日本、美国还要严重。日本虽然是老龄化社会，但是他对全球大规模的投资回报可以使日本的收入水平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未来我们的社会如果进入老年化的社会，出现的问题将会比日本和美国差很多。
主持人：有没有可能中国提前具有这样的防范意识，在2035年之后我们能够把这个下滑的坡度变缓一点？
宋鸿兵：完全有可能，你必须要向日本这些国家学习，他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光是他自己在发展，同时还考虑到自己人口未来必然要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问题。特别对于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后续影响，这是几十年前我们设想不到的。在未来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觉得美国这一次将会给中国提供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实践的案例。看看美国这一次的衰退，他长期的消费萎靡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定要提前观察，而且想对策。日本在八十年代的过程中，一直不断的在对海外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后来形成了高额的投资回报，在高额的投资汇报过程中，使日本的消费能力不至于下降太快。这就是中国值得参考和学习的两个案例。
主持人：我刚看完您的一篇《笨蛋，问题出在美元》的博文，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发端于美国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堆积如山的庞大债务，而产生这些债务的源头就是美元体系的内生性缺陷……”我想问问您，您对美元的前景会做怎样的判断？
宋鸿兵：之所以要叫这个题目，因为当年克林顿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批评老布什，很多人觉得老布什冷战打赢了，声望如日中天，为什么他会败给克林顿呢？克林顿说：“笨蛋，问题出在经济。”这是他非常著名的竞选的口头禅。告诉他，你的问题不是在政治上，而是经济上打了败仗，失去了民心，所以克林顿会当选。
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不是华尔街贪婪、美国政府无力，真正原因是美元体制的问题。如果这次不改变美元体制，全球货币体制不做大的改变，要想蒙混过关渡过危机，太天真了。为什么美元的制度会导致今天的危机？我认为今天的金融海啸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这是最本质、最源头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没有金融衍生品、利率波动，因为各国货币都是稳定的，那个时候货币就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准确的度量衡。现在它不是度量衡了，它就是一个欠条。现在在美元设计制度之下，美元作为一个国际储备货币和全世界的交易货币，美元要提供给全世界国际贸易交易进行结算，随着国际货币贸易量越来越大，对美元的需求量就会越来越大，所以美元必须要出口，出口美元一定要换回商品，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形成贸易逆差，国家货币贸易量越大，美元输出量也越大，庞大的贸易逆差不可逆。所以全世界发展越快，美元的贸易逆差越大，这种逆差必然会成为美国国家和美国社会的债务。一个国家的货币担当贸易结算的货币，他的代价就是债务不可逆的上涨，而且上涨速度大大超过GDP上涨速度，最终的结果是经济体负担的债务量越来越大，债务是有利息的，这就像一个公司负债高过一定程度，这个公司每年增长的潜力是有限的，但是你的负债在不可逆的无限上涨，而且上涨速度超过GDP，你总有一天会被这个债务的本息压垮。和1929年比起来两者高度雷同的一点就是，在1929年发生股票市场崩盘的情况下，全美国的债务是GDP的300%，他的负债是他创造财富能力的三倍。1929年之后美国的负债率一直在下降，到了五十年代之后负债率又逐渐上升。这一次到2009年，他的负债率是GDP的375%，这种比例关系比1929年还要严重，这是八十年代以来前所未见的。在我看来这场危机要想结束，不完成一个解杠杆的作用，是不可能降下来的。解杠杆是整个社会挤泡沫，这是一个本质性的调整，决不会轻松过关。
主持人：您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维护自身的金融安全有什么样的启示？
宋鸿兵：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美国太放任了，什么都不管，任由你去金融创新，最后金融创新导致了整个美国杠杆比率使用过高，使社会、公司、家庭、政府、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和他的负担能力严重失调，归根到底就是负债过度。在中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美国是创新过度，中国不是创新过度的问题，中国是监管过度，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美国是面临糖尿病和大胖子的问题，而中国则是营养不良。我们大量的储蓄没有有效的转化成一个社会生产的资本，没有创造有效的就业，没有大规模给社会创造财富，而是堆积在银行系统中，这是中国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我们没有足够的金融创新，导致了我们的金融体系效率非常低。中国的社会，大家都在储蓄，几乎没有负债，在这种情况下，最近的房地产上涨可能是一个特例，除了房地产之外，中国所有金融的杠杆都没有使用。在美国大到买一个房子、汽车、小到买一个微波炉，都可以贷款，他是属于被严重透支了，而中国的消费能力没有开发到位。这两者一个是肥胖症导致糖尿病，一个是严重营养不良。
中国的金融监管应该监管全社会负债和GDP之间的比例，你只要知道这个比例过高，你就知道金融创新过度。这个是宏观监管，你要在金融体系的负债和GDP之间设定一个数，控制在50%或者80%，从总量管理这个，管他是去做按揭贷款还是其他，你不用去管，让他去创新。只要你在整体上把握住这个度，就不会出现系统性的风险，大不了某家银行创新过度，他倒闭，还会有其他的银行出来。只要不让整个金融机构的负债过度，就没有问题，应该让市场自然的调整。所以我强调从宏观方面要把它管死，在负债比例上管死，但在微观上要充分放活，让大家想出各种招把老百姓庞大的储蓄转换成资产、创造财富的资本。因为现在中国老百姓投资的选择太少，除了房地产就是股票，这两者都是高风险的，中间一大片的固定收益率、很大一块的市场我们都没有做，没有开发起来。很多房地产的金融创新，为什么不能直接把老百姓的欠条打包成金融产品，绕过银行去发债呢？现在就是金融监管的思路有问题。他会管你：“这个信托计划不能这样这样，那个金融产品不能这个，不能那个……。”你管得这么细，就管死了，大事还没有管好。搞得金融系统没有创新的能力、没有创新的冲动，把这些机构都管得那么死，金融产品出不来，老百姓缺少投资渠道，中小型企业的贷款问题、老百姓借债难的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我觉得这个思路要进行整个的改变。这些创造就业的庞大中小企业就没有钱进行发展，整个社会的就业怎么办？这么多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问题，这些都是巨大的问题。
包括我们说的医疗，为什么医疗住院难、看病难，因为没有让金融资本进入医疗体系。只要进行大规模的债券融资，可以在社会上募集庞大的资金进行医疗基础设施的改建，可以把卫生员铺到乡镇，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做。很大程度上就要探讨出一条非常符合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之路。
未来整个经济发展的核心，我认为就是围绕金钱在转，整个经济社会的动力就是钱。资本是推动社会各种方面进行转动的最主要的力量。如果你不把这个力量用好，很多东西就发展不起来。像基础设施、医疗、其他很多方面，都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
主持人：您在美国有一段很长时间的工作经历，针对美国模式，您一直是持批评的态度，您在包括中国模式的言论中，也是一再提到要永别美国模式。为什么有如此的把握，认为美国模式肯定是不适合中国模式？
宋鸿兵：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地产界有两个大腕，一个是王石，一个是潘石屹。你很难想象潘石屹成天在挖空心思在想我怎么才能变成王石，他如果这么想，他就不是潘石屹了。王石也不会成天琢磨我会变成潘石屹。两个人的成长背景不一样，家庭背景、出生背景、受教育程度和他后续参加工作、创业、所有经历都不一样，他为什么要变成另外一个人？换句话说，由于两个人走的是不同的生活道路、不同的生活选择，他们一定是发展模式不一样的。但是最后两个人都很成功，就成功而言，两个人是差不多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必要我非得变成王石，或者王石非得变成潘石屹。
中国和美国的模式一样吗？发展道路不一样、天生的条件不一样、人口不一样、资源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历史背景、文化都不一样。你怎么选用美国模式作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呢？就好象潘石屹整天琢磨变成王石一样。从理论上来看这更加不可行。因为两者之间差距这么大，如果你的模式在你那里能够用得很好，在我这里未必能够用得很好。这是很简单的，为什么中国要走自己的道路，因为每个国家都会走出自己不同的成功道路。就成功而言，德国、日本、英国、美国的崛起，无一不是如此。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不一样，走的路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参照其他的模式，比如说可以参照美国发展模式，可以参照日本发展模式，参照是可以的，包括前苏联，我们也学了很多重化工的计划经济，但“参照”和“变成”这是两个概念。参照美国模式和走美国模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可以借鉴，但是借鉴问题还是要走自己的路，只有走自己的路对我们来说才是唯一可行的。其他的路你走不了，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为什么中国一定要提出“中国模式”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没有其他模式你能够去实践的，只有自己的模式你才能够走出这条路。
另外，美国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认为美国模式包括英美模式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到底是国家控制资本还是资本控制国家？我认为在英美模式中间，是资本控制国家，金权已经凌驾于三权之上，他成为一个金权专政的国家。这次金融海啸发生的过程中再次印证了这个观点，奥巴马、国会对华尔街的贪婪恨之入骨，全国的选民对华尔街恨之入骨。华尔街拿到钱怎么办？发奖金，政府能做什么？国会能做什么？选民能做什么？这样的制度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们拿华尔街没有办法，是华尔街控制了华盛顿，而不是华盛顿控制了华尔街。所以奥巴马这次说，你们要准备打仗，我就给你们准备战争。美国模式从那段时间到这段时间，没有什么变化，就是资本控制这个国家，金权凌驾于三权之上的，其他的几权拿金权没有办法。奥巴马还说了和罗斯福一样的话，说明这个国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能够做的东西很有限，因为他的竞选经费要华尔街出、大量的企业集团出。任何政治家想要坐到那个宝座上，都得靠人家出钱。现在美国的总统竞选已经是一个大型的商业行销行为，或者是一个广告行为。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运作竞选班子的时候，你经常会收到民主党、共和党给你寄的一封信，了解你的家庭背景和宗教信仰，他可能会判断你对什么品牌的牙膏感兴趣，他们已经把竞选细化到推销牙膏广告和高尔夫球杆，这背后是资本运作。你没有钱怎么做大规模的品牌宣传。如果他要打造奥巴马的形象，会结合我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人群，把他们消费的记录调出来看，进行综合的数据分析，发现这些人最喜欢的因素，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政策，喜欢什么样的宗教倾向，因为他们经常去这个教会，他会做一些非常细致的工作，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你在这个竞选中要说这个口号。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竞选的行销行为。普通老百姓能做得了吗？普通的竞选者如果没有强大的资本能做这个事吗？不可能做。最后是谁能够得到金钱，谁就能赢得大选。金权超越于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之上是金权。
英美这种模式在中国绝对会造成更大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中国问题。很多人说中国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腐败问题，难道美国就没有腐败问题吗？美国官员虽然在任的时候没有什么腐败的记录，但是美国的制度腐败、金融腐败跟中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八千多亿美元的财政刺激，几十万亿的政府担保，来担保华尔街，那是拿全民的税收，拿所有老百姓的财政税收作为抵押，这种剥夺和这种腐败的程度超乎我们想象。这可能是几十万亿人民币的概念。在中国哪一个贪官能够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一次金融海啸不过是再次反复验证了这个观点——当资本专政之后，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国要走的一种模式是一种真正的公平、共同富裕的模式，而不是变成美国那样，贫富越来越分化，这和中国的价值观、历史是背道而驰的。
主持人：有人说这次迪拜危机是第二轮金融危机的前奏。您也认为会再次爆发第二轮金融危机，针对迪拜债务危机，你认为它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演进，长远来讲它对全球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宋鸿兵：2009年下半年的时候，很多人认为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了，或者是认为会走上强劲反弹的局面。我的预计是经济有可能再度衰退、伴随着金融再次振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经济复苏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乐观，主要原因是从大的背景上分析：人口结构和消费情况、消费负债占GDP的比例，这几个方面我都在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你要想解决这场危机所积累的庞大的问题，可不是象大家想象的，12个月、8个月，一个经济刺激方案就能够奏效的，绝不是这么简单，这个过程肯定是充满了反复和痛苦的挣扎。在我看来，金融危机之所以一定程度上在2009年出现平缓的迹象，是因为政府用财政的力量把一切问题都兜住了。美联储可以拯救美国所有的商业银行，但是他自己却背上庞大的负债。希腊、迪拜，很多国家都出现类似的情况。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新的风险，不再是某一个具体机构的风险，而变成了主权信用风险。因为政府承担了所有金融机构潜在的风险。对不起，政府本身出了风险，谁来救？他上升到主权信用的高度，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我们看到了所谓希腊的债务危机，包括葡萄牙、土耳其，这些国家为什么会出现主权危机？都是类似的原因。为了拯救金融系统，政府财政赤字涨得太快、太高。不光是这几个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所有发达国家都出现类似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债务问题变成了一个非常漫长、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只要政府把它兜住了，危机就结束了，但是政府这么庞大的资产怎么消化，排毒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很困难。所以我认为它会反弹，这个危机不会很快结束。
主持人：比如说我们平时感冒发烧打一吊瓶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病入膏肓，肌体本质发生问题了，治疗恢复起来就会很漫长了？
宋鸿兵：这都是自然规律，你不能设想八十年未见的一场金融风暴来了，八个月他就能健康如初、活蹦乱跳，有一个排毒的过程，现在政府装了这么大的毒资产，他要慢慢的排出去，起码要以十年作为周期。
主持人：09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为今年政策定调，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你是怎样看中国2010年的经济走向？
宋鸿兵：中国和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就是政府对于经济的主导力量非常强大。如果我们要保8，基本上我认为一定能保住，要保9，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关键是财政刺激的力度而已，多搞几个工程，GDP一定能上去。去年保8的成功和今年维持稳定，在我看来，只要政府的负债不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都能够做到。中国现在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还处在相当安全的角度。最近几年即便是外需拉动不利、内需拉动不利，只有政府刺激这一项，也能够持续若干年。
主持人：今天非常感谢宋鸿兵先生做客第一时评演播室，给广大网友针对当下重大的经济问题做了如此精彩的讲解和分析，再次感谢您！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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