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裸官”之害中的信仰之忧

　　东方早报首席评论员鲁宁

　　前天，监察部官网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为该“要点”配发的核心提要内容很多。但引起我们格外关注的，是众门户网站对这条新闻的处理规格：在“要点”核心提要中明显被置于次要位置的一句“将研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的具体落实”的话，经过网站编辑的处理，被冠以《中国部署新一年反腐，“裸官”成监管重点》等醒目标题，一度被众多门户网站置于头条作突出处理。

　　把“裸官”地位提升到如此高度，固然与门户网站之间拼抢“点击率”有关，但它的确再次激起了民众对“裸官”的极度鄙视，刺痛了民众承受腐败现实日益脆弱的焦灼神经，无数言辞犀利、义愤填膺的新闻跟帖直陈民心向背。

　　改革开放32个年头，外逃贪官有200多和4000多之说，卷走巨量民脂民膏则系无可置疑。而外逃贪官中就包含大量的“裸官”。客观论之，“裸官”作为当下社会一个特殊既得利益群体，并非个个都是贪官，也并非天生就是为贪而先做“裸官”。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间确有大量“裸官”在东窗事发前外逃，其中卷走民脂民膏以13亿港币计的广东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分公司副总经理黄清洲最为了得，万幸的是，他跑到泰国，终被押解回国。

　　近年未及外逃就遭查处并被公开披露的“裸官”更多。如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福建省工商局长周金伙、河南烟草专卖局长蒋基芳等一长串。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是当政官员选择“赤裸”的最爱国度。迄今中国虽已同31个国家签署双边引渡条约，但美、加、澳却偏偏排斥在外。未来，这三国未必会与中国痛痛快快签署引渡条约，个中原因到底为何，实在难于理解。

　　跨国家庭——一家两制，脚踏两只船，身穿“救生衣”。在国内心安理得地领取优厚待遇，享有体制提供的终身保障，一旦贪污罪行败露，拔脚就可开溜。更值得忧虑的是，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中国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必定一帆风顺。其中必定有曲折，有迂回，而当与曲折、迂回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危机如果发生，这些已经穿上“救生衣”的人士能够与全党、全国人民一起共度时艰吗？对此，稍具政治见识者，都不能不在心目中打上一个天大的问号。说到底，穿上“救生衣”，也就意味着其政治信仰的漂移。而对于国家来说，官员群体的政治信仰是国之良心，关乎国运，关乎天下苍生对未来的心理预期，关乎执政之民意根基。

　　1980年，以潘晓笔名问世《中国青年》的那篇《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文章，可视作当代中国信仰问题浮出水面的一个标志。从那个年代起，当代中国社会如何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尽快跳出信仰泥淖，时不时困扰着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信仰问题，其最大者，莫过于政治信仰。而这些官员的政治信仰出现危机，其危害性又甚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政治信仰危机。还原逻辑关系，“裸官”群体在中国社会的出现并发展，尽管成因复杂，且不能一味将其视作“全负面”的社会存在，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映照了官员群体中部分人士由历史铸就的政治信仰日渐流失衰竭的现实。

　　对此，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高层，皆对政治信仰缺失问题的杀伤力有清醒认知，历年所采取的各种遏制危机蔓延的举措也数不胜数。仅就直面“裸官”现象的挑战而言，十七届四中全会颁行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五年工作规划”，在此基础上才有“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的承诺公之于世……

　　管控“裸官”，治本之道是加快“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及加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治标之举是坚决落实针对现有“裸官”管控的各项限制措施，有点遗憾，除了深圳等个别地方已出台“配偶子女移居国外官员不得任正职”的措施并公布“暂行办法”全文外，普通民众还看不到更高层级的管控措施全文。要只争朝夕呀，越拖管控难度越大，成本越高而麻烦越多，越难下狠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