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迁面前司法不能选择性假寐

　　拆迁公司屡次上门辱骂、威胁被拆迁户，迫使其躲到女儿家中。拆迁公司追至其女儿家中继续辱骂，并且砸门、用胶水堵锁眼，公然侵犯公民住宅。其女儿愤然之下挥刀相向，造成歹徒一人死亡。2月20日，宿迁中院一审宣判，被告人吴曼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赔偿死者(袁某)家属经济损失人民币27万元。

　　尽管判决认定，死者骚扰、辱骂、砸门、侵犯他人合法住宅权利在先，被告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防卫过当”，某种程度上彰显了正义，但要说这是一个公正的判决，依然让人至少在心情上难以接受。

　　必须质问的是：当拆迁公司屡次侵入公民私宅，对公民辱骂、威胁甚且使用暴力时，法律在哪里？

　　公民要做守法的公民，政府必须是守法的政府，而司法尤其不能偏离正义的轴线——强势欺凌弱者时玩“假寐”，一见弱者反抗就睁开眼睛，迅速祭出法律之剑。这就有如足球场上的黑哨，红队不管怎么犯规他都视若不见，蓝队稍有动作，不是红牌就是点球。

　　此案并不只有死者袁某一个受害者，至少有两个——死者之外，还有被告吴曼琳，她因反抗暴力而换来8年徒刑以及高达27万元的经济损失。你可能会说她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设若她不反抗，那本案(也不会有本案)或就只有一个受害者了，就是她自己。

　　如果她不是愤然相抗，该拆迁公司所有的对于公民权利的侵害，都可能不受追究。或言这是一个假设性议题，那我们可以揣测一下该拆迁公司为何这么肆无忌惮——不就是因为无需担心受到法律惩罚吗？

　　拆迁公司、开发商、政府、司法之间的利益关系，这里不拟讨论。只想指出的一点是，如果不是背后受到某种势力的纵容，“暴力拆迁”根本不可能蔚然成风。是的，是有一些“暴力拆迁”者受到了法律严惩，似乎可以证明公权力对“暴力拆迁”同样不留情面，但更接近真相的也许是：它们没有把握好“暴力”的程度，闹出了人命，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谁见过暴力拆迁因为上门骚扰、辱骂、砸门就受到法律严惩的？

　　尽管死者袁某骚扰、辱骂、砸门、侵犯他人合法住宅权利的行为不可原谅，但也无妨对其寄予某种同情。他其实并非死于吴曼琳一人之手，还有另一只手将他推向死地，要说是谁真正决定了他的生死，显然不是吴曼琳(你不去侵害她她干吗要杀你)，而是鼓励、纵容、默许他那么干的现实环境。更无辜的受害者则是吴曼琳们，不是遭遇暴力苦苦相逼，他们何至于沦为一个个“暴民”；不是因为求告无门，他们又何至于以牺牲平安、团圆、自由甚至生命为代价而放弃“正当途径”？但遗憾的是，这一点在审判中无甚体现。

　　新拆迁条例呼之欲出，社会普遍对其抱以高度期待，认为新条例或可终止“暴力拆迁”乱象。但切记，新拆迁条例是一部法律，法律如何落实、能否落实，主动权在司法者。其实以目前的法律，又何曾允许过“暴力拆迁”？

　　翟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