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政府转型要以公共服务为中心

　　对话人物：迟福林，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2002年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重点大学的客座教授或特聘教授。

　　对话动机：未来30年我国要走上强国之路，实现强国之梦，关键在于加快推进改革。迟福林提出“第二次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第二次改革的背景、大思路是什么？改革的主线是什么？政府改革的动力还在吗？

　　主要观点：改革的压力在于老百姓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如对医疗问题、健康问题、养老问题，社会矛盾。在利益主体分化这样的情况下，改革形成原来三十年之初那样广泛认识的基础现在基本上不存在了，现在需要找新的基础在哪里？在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新的发展改革，可能要找到新的共识点。　　

　　民间推动第二次改革的压力很大

　　记者：迟院长您好，前不久胡舒立跟中改院合作杂志，她最近谈到了重建改革的共识，您出了本书叫《第二次改革》，如果第一次改革动因是因为生存危机的话，第二次改革我们动力在什么地方？

　　迟福林：我们国家发展阶段到底发生了变化没有，或者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一句话概括，我们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发展，我们已经从一个生存性社会，就是以温饱为目标的生存性社会，进入人的目标性发展的目标社会，我们以前是生产产品短缺的矛盾突出，现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公共需求突出了。公共产品短缺矛盾突出，第一个新阶段大家改革动力在这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从原来从扩充经济为目标的阶段如何进入第二次改革。

　　记者：应该进行第二次改革，但是我们知道往往改革是需要压力的？您觉得现在压力有吗？

　　迟福林：这个压力很大的，老百姓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对医疗问题、健康问题、养老问题，社会矛盾，我们很多社会矛盾都是由这些引起的。而且我们可持续发展比如说需求，也在于大家有没有消费倾向，如果我赚了钱，一百块钱，我这一百块钱做预防性储蓄，整个经济发展起来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有一个压力，我们如何能够走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子，所以没有公平也没有可持续发展。所以这个压力不仅仅是有，在我看来它而且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压力，不过这个压力的复杂性增大了。

　　记者：您说过了要在许多方面进行改革，民众对改革的认识也是纷繁复杂，甚至有一些评判对立改革共识难以确定，您认为改革应该最先从哪个地方开始？

　　迟福林：我也有这样一个判断，在利益主体分化这样的情况下，改革形成原来三十年之初那样广泛认识的基础现在基本上不存在了，现在需要找新的基础在哪里？比如我刚刚谈到了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新的发展改革，可能要找到新的共识点，现在很多问题和公平、可持续发展很多联系在一起，改革怎么改？现在有五个重点，第一个如何实现消费为主导的这样的改革和转型，这就需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有资本能不能大量进入公益性这样一个领域，也需要城市化时代的改革，比如城乡一体化，城乡两元结构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第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提升上来了。第三涉及到公共产品短缺这样的时代的改革，加上公民的、个体的利益表达诉求，参与机制的建立，这都是大家对公共需求一种强烈的希望。第四就是低碳经济的时代的转型改革，环境产权制度，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加上碳交易体制安排。第五关键是政府转型这样一个改革，因为政府转型的改革不解决，在我们国家谈很多问题很难转变，所以说像GDP增长主义需要终结。为什么尤其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扮演着一个以GDP为中心的这么一个主体角色，所以我们的行政体制，财政税收体制，干部选拔体制，恐怕都要有一个结构性的改变，才能够把政府转到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这样一个转型上面来，这样适应前面讲的四种改革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