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 一个世纪的人和事

　　何兹全 一个世纪的人和事

　　这位百年沧桑的见证者，坐在轮椅上，穿行于雪后的校园。偶尔会有年轻的学生路过，向他打声招呼——那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致敬了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发自北京

　　雪后的北京。早上9点刚过，100岁的何兹全就坐到了电视机前，看冬奥会滑雪比赛。运动员在空中做着高难度的翻腾，现场的观众一阵阵惊呼，电视机前的何兹全却不动声色。他坐在轮椅上，穿着厚厚的棉袄，胸脯平稳地起伏，让人一时分辨不出他是不是已经沉沉睡去。

　　何兹全听力不好，思维却依旧清晰。他讲述着过往的人和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就写在史书前页。轻轻一翻，就是百年。

　　加入国民党与研究社会史

　　何兹全生于山东菏泽。何家本是大族，到何兹全父亲一辈中落。他父亲只好到河北保定军官学校从军。何兹全出生时，他父亲已经做了小军官，家境也有了起色。

　　何兹全的小学老师曹香谷是位教育家，经常在大礼堂前廊的柱子上挂个小黑板，上面写着古圣先贤的格言，给学生们讲解。“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话，给了何兹全深刻的影响，成为他一生为人处事的准则。

　　他说，这辈子他的朋友形色各异，有跟蒋介石去台湾的，有跟共产党搞革命的，而他一直是中间偏左，进步，但不过激。这与早年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1927年，正值北伐战争。15岁的何兹全已是一名注意政治形势的学生。北伐军的胜利让他非常兴奋地加入了国民党。不久，他读到陈公博主编的《革命评论》。何兹全说，加入国民党改组派，读《革命评论》，是他人生长路上的一个节点。自此，三民主义成了他的信仰。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革命者反思失败原因，由此引发了对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此时，何兹全已考入北平大学。开始他选读了政治系，后来发现政治系只讲政治理论，不讲历史根源，于是转入了史学系。

　　北大的自由学风，何兹全记忆犹新。他当时不曾想到的是，许多年后，他的儿子何芳川成了北大的副校长。

　　“那时，讲课最受欢迎的是胡适、傅斯年、陶希圣和钱穆，不仅生动，而且见解独到。”何兹全回忆，“老一代学者，学问基础都很扎实，‘前四史’、《十三经》都可以背诵。傅斯年引用古书要找出处，就整篇整篇地背诵，发现不在这篇，又背另外一篇。”

　　在学术上，何兹全受陶希圣影响最大。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和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则让他接触到了辩证法和唯物论。

　　1949 年以前，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受到过两次大冲击：一次是1919 年“五四运动”带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冲击；一次是1927 年北伐战争后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冲击，具体地说，就是1930 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何兹全说：“我是在这次冲击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史学思想的。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而又终生做历史研究的是少数人，多数人去革命了。”

　　后来，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直接在傅斯年的指导下做研究工作，受史语所学风和治学方法熏陶。傅斯年出身“五四”，陶希圣出身中国社会史论战，何兹全的同辈学人中，多半出身“五四”这一系统，只有他左右兼顾，接续了社会史研究的香火。

　　老史语所惟一健在的人

　　1944年何兹全进入史语所时，正值战火纷飞的抗战年月。如今，他已是老史语所惟一健在的人。

　　1928年，傅斯年创办史语所，集中了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一批学者，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精神，一方面汲取了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当时中国最权威的学术机构。

　　何兹全加入时，史语所已迁往重庆附近的李庄。李庄没有码头，大船都停在江里，由小船划到江心去接，上岸后还要坐滑竿上山。史语所办公室是当地一个大乡绅的房子，同事们住在一起。何兹全和劳榦、董同龢、芮逸夫、岑仲勉等同住一院。傅斯年住桂花院，董作宾住牌坊头。

　　“在李庄的两年，是我们一生生活得最安详的一段时间，”何兹全回忆，“读书、休息、睡大觉，山前山后，田埂林边走走，偷闲学少年。”

　　山上没有电灯，每天早晨天一亮，大家就起来读书，利用白天的时间工作，晚上便聚到一家海阔天空地聊。“那时，我们没有广播，报纸是十天半个月前的，山外的天下大事，靠每天送菜来的人把听到的广播带上来几条。”

　　李庄是战时长江上游的文化区。除了史语所，还有同济大学、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等，而离李庄不远，有中央研究院的社会学研究所。偏远荒僻的小镇，一时云集诸多学术文化机关，一下子热闹起来。何兹全回忆，史语所的人每逢星期日就到社会所去玩，也有的到营造学社听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女士“训话”。林徽因很健谈，和她在一起，总是受到热情的款待。

　　在战争年代，史语所辉煌的学术成就，堪称学术史上的佳话。在李庄，何兹全写出了3篇文章。因条件困难，史语所以手写石印的方法出版同人在李庄的文章，命名为《六同别录》，到抗战胜利后，才以史语所集刊的正规形式刊出。

　　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何兹全说，那段经历奠定了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础。他很感激傅斯年，当年若没有傅的帮助，他很难在李庄专注学术。史语所迁台时，尽管何兹全正在美国留学，傅斯年还是把他的书、被子、衣服全都带到了台湾。

　　1995年，傅斯年百年诞辰，何兹全应邀赴台参加纪念活动。一个下着大雨的清晨，他和夫人来到台大墓园，跪在傅斯年墓前哭悼恩师。

　　“择善而固执之”

　　傅斯年、陶希圣等人迁往台湾时，何兹全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职位，回到大陆，落户北师大历史系。

　　1950 年代，何兹全写了一篇《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那时，魏晋封建说是敏感问题。毛泽东说过，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支持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说。郭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在文化大革命后取代范说，但也不违背“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论断。只有何兹全的魏晋封建说，与“周秦以来”相距甚远。

　　尽管如此，他还是大胆地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正式提出汉魏之际封建说，最后在《文史哲》（1956 年8 月号）发表。

　　不久，史学界就开始了对尚钺和魏晋之际封建社会说的批判。何兹全与他私交不算深，但学术思想是有共鸣的。更可怕的是蒋介石的“文胆”陶希圣也曾执此说。

　　何兹全说，“作为陶希圣的学生，我一度认为自己在劫难逃，多亏当年的批判风潮瞬息万变，还没来得及安排批判陶希圣，运动的风向就转了，我得以逃过一劫。”

　　1958年，全国到处掀起炼钢高潮，家家户户都把破铁烂锅拿出来炼。北师大也就地炼钢，何兹全的任务是把收来的破锅砸碎，碎到比指甲还小。

　　官方还组织知识分子下乡参观人民公社。何兹全记得，一次去参观河北徐水一个小学，几个孩子围成一桌，老师把饭端上来。桌上、碗上、孩子的手上满是苍蝇，轰开又来。回去的路上，何兹全心情沉重：共产主义是物质极大丰富后才出现的，这么贫苦落后的农村，怎么就共产主义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贴上“特务”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遭到批斗。1970年，又被分配到临汾干校劳动两年。

　　他至今记得一位批判他的人说的话：“你哪里是做学问的？你是搞政治的。”这句话让何兹全念念不忘。“我是一个读书人，也确实是一个念念不忘国事、念念不忘政治的人。当爱国、关心政治成为罪状，那人的话使我警惕：要读书，不要使人说你不是读书人。”

　　“文革”后，他终于得以发表长文《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使他提倡的魏晋封建说更趋完善。

　　“在治学上，我服膺《中庸》里的一句话：择善而固执之，”何兹全说，“就我的学术论点说，1930 年代的论点，今天多仍在固执。”

　　只不过经历了“文革”的风雨，他不再与人争辩，只埋头于自己的学问。1989年，标志着他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古代社会》出版了。这部书的主旨发端于他在北大求学期间，历经半个多世纪，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此时，何兹全已是须发皆白的老人。

　　10年前，《九十自我学术评述》里，何兹全写道：20 世纪30 年代初学写文章，到现在已近70 年。虽然有时也曾“骄傲”、“委屈”，但大多时间还是虚心甚或心虚的。客观、公平地评估自己一生，有4字可用：“贫乏”但不“浅薄”。

　　如今，这位百年沧桑的见证者，坐在轮椅上，穿行于雪后的校园。偶尔会有年轻的学生路过，向他打声招呼——那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致敬了。

　　“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何兹全说，“时间都浪费掉了！我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

　　（本文参考了何兹全著作：《大时代的小人物》、《爱国一书生》、《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何兹全文集》等）

　　“投降”救了我

　　——对话何兹全

　　人物周刊：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云，与中国现代史上很多重要人物都有交往，比如您和陈独秀就来往过。

　　何兹全：除了我，中国现在没有人见过陈独秀了。当时他以共产党首领的身份被捕。抗战爆发后，政治犯都放出来了，陈独秀也被放出来，住在汉口一条街的小楼上，楼下是个裁缝铺。我也在武汉，正负责编艺文研究社的杂志《政论》，就约陈独秀写稿。我去过他家，他也来过我家。他认为中国要先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谈社会主义革命。我听说蒋介石曾想给他200万，要他组党反共。他不干，也不要蒋的钱，靠稿费生活。他对我说过，他给我的稿子值几万，嫌我们的稿费少。后来，他去了重庆上游的江津，在报纸上写了文章，论说国际国内形势。上篇刊出来，下篇被扣住不许发。我就给他写信要，他回信说：“我叫张国焘给你送去，他没有送吗？”口气很大。这是很重要的史料，只可惜回国后，安全起见，信被我烧掉了。

　　人物周刊：陶希圣是您老师，曾随汪精卫出逃，后来却引发了著名的“高陶事件”（1940年，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通过媒体公布了汪伪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何兹全：抗日战争时期，陶希圣不是一度跟汪精卫去上海了吗？他5大弟子里面，4个都跟着去了，成了汉奸，只有我一个人留在重庆。我当时就给陶希圣写过信：“在重庆百万大军的基础上，对日本人才有和平可谈；离开重庆，就只有投降，没有和平。”他很感动，和我也无话不谈。一次我问他：“有人说汪和蒋是唱双簧，蒋在这里抗战，汪去谈和，是这样吗？”他说：“不是，好比这里有一碗毒药，蒋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半截，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了下去。”

　　人物周刊：陶希圣随汪精卫出走的原因众说纷纭，在您看来他为什么去？

　　何兹全：陶希圣和汪精卫是老朋友，关系很好。汪精卫当了汉奸，很多人跟着去，都是老关系的原因。国民党里有个改组派，领导有汪精卫、陈公博、何香凝，当时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真正继承三民主义的。陶希圣开始也是改组派的，所以会跟着他。

　　人物周刊：李敖曾说陶希圣讲话深沉、多伏笔，是他见过城府最深的人物。

　　何兹全：一次，我对他说：“在蒋的侍从室做什么？不如找一个大学教书，还可以创立一个学派。”他摇头说：“离开这个门，人人都会骂我、打我，指着我说‘莽大夫’（汉代的扬雄，曾做篡位者王莽的大夫）。我在这里，他们背后可以骂我，当面却要奉承我，笑脸说话。”

　　人物周刊：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开始了批胡适运动，胡适的很多故友都写了批判文章。当时您和他都在美国，是否聊过这方面的事？

　　何兹全：当时写文章的主要是文化界、知识界的人，特别是同胡适有过接触的人，迫于当时的环境和压力。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是真在对胡进行揭露和批判。当时我和王毓铨在美国。一天王毓铨去看胡适，说到国内的批判运动。胡适说：“国内这些人写的文章，其实不是真的在批判我，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点我心里是清楚的。”我当时正打算回国，和胡适谈起来，胡适说，“好，回去吧。”可等我真要回了，胡适却劝我再看一看。可我已经什么都决定了，连票都买好了。

　　人物周刊：当时您还和冯玉祥有过接触？

　　何兹全：在美国时，我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美洲分会，领导人是冯玉祥。他天资极高，还善于演讲，在纽约做了大量反蒋工作。一次他对美国人演讲，底下妇女戴帽子的很多。他就说，你们在美国，可以戴各种帽子，喜欢怎么戴就怎么戴，没有人管。在中国可不能这样，蒋介石叫你们戴什么，你们就要戴什么，叫你们怎么戴，就得怎么戴。他的演讲效果特别好。

　　人物周刊：您对傅斯年印象如何？

　　何兹全：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时兼任北大史学系教授。在学术上，他是我的恩师。他的学风和治学方法，对我影响很大。抗战爆发后，我编杂志、写社论、在机关里混，是他收留我到史语所，使我重新走上做学问的道路。我上大学前去找他，他对我说，大学期间要学好外语，学好古汉语。我很惭愧，两门我都没有学好。

　　人物周刊：以您的背景和经历，回国后的历次运动是怎么经受过来的？

　　何兹全：我没受到过太大冲击，陪斗有过，但没有被当成靶子批判过。我十五六岁参加国民党，后来写文章、办杂志。我和共产党思想不同，我想通过民主时代进入社会主义，共产党想通过阶级斗争进入社会主义。可回国以后我说我是抱着投降思想回国的，我是回来投降的，不是回来当革命派的——投降思想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学术生命。从此以后政治上我就跟着共产党走。

　　人物周刊：您说的投降思想应该怎样理解？

　　何兹全：我1950年回国，当了30年副教授，1978年才转为正教授。我政治上投降，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但学术思想没变化，原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白寿彝在世时，我俩常常相互批评，他说我太顽固，我说他太活络。文化大革命以前，史学界居领导地位的是范文澜和他的西周封建说。文化大革命后，郭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起而代替了范说。他们两家之说，都能和毛泽东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挂起钩来。我的汉魏之际封建说和这个挂不上钩。虽然没有受过政治迫害，但压制还是有的。空气也有重量，那个气氛是很重的，但我一直坚持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