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时事报道顾问、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关海庭
苏联解体后，随着俄罗斯经济实力的衰落，加上激进式改革受挫，不可避免地使其长期淤积的民族问题凸显出来，因而不间断地恐怖袭击在俄罗斯是不可避免的。
在车臣问题上，梅德韦杰夫基本延续着普京时期的强硬政策，但“铁腕”政策并没有彻底肃清车臣恐怖势力。高压政策下，对恐怖分子来说，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已经不可能了，反而是小团体和自杀式的恐怖袭击多了起来。
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新思维”使苏联的联邦体制受到严重冲击，“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受到严重削弱，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因而中央对地方的整合能力也大大削弱。
在这种背景下，与俄罗斯民族素有怨仇的车臣民族也要求独立和自治。受到强硬打击后，车臣恐怖分子就用成本相对较低的恐怖袭击回应。
车臣区域大约有10万人口，在斯大林时代车臣人曾受到驱逐，这更加强化了车臣人的叛逆性格。后来车臣人虽然得以重返家园，但长期淤积的对俄罗斯人的仇恨却没有因此而减轻，民族和解的进程异常艰难。
国力的强大是处理好民族问题的基石，俄罗斯在改革中应注重保障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让所有人的生活有所保障，以此增强国家的整合能力。
（本报记者高扩整理）
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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