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动荡与强政府

　　要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避免社会动荡，就需要有一个具有必要国家职能，而且是行政有效的强大政府。

　　“这是一场始于谎言的革命。”几个月前，《纽约时报》曾这样评价20年前的苏东巨变。因为当时那些发动政变推翻政府的精英们都在宣称“真理、自由和爱必胜”，结果这些梦想在20年国家缓慢发展中渐渐破灭。20年后，会不会同样也有媒体再这样评价现在那些政局动荡、社会混乱的国家呢？因为这些国家来势汹汹的反对派们现在也在高喊着“人民、公正、民主”。

　　近期，不少国家的局势都不太稳定。有的反对派将国家元首赶走，自己组建临时政府，如吉尔吉斯斯坦；有的反对派与当局僵持不下，社会长期处在内耗之中，如泰国；有的反对派跃跃欲试，政局非常微妙，稍有不慎就擦枪走火，如蒙古……如果联想冷战结束的世界变局，会发觉类似这样的国家遍布巴尔干半岛、高加索地区、中东、中亚、南亚等。

　　这条长期处于不稳定中的“新月形”的国家带，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都是上世纪下半叶开始步入独立发展之道；都深深地卷入全球化之中；都是后进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国家发展目标长期悬而未决；民众对国家政策的看法一直都处在分化中；都受到西方大国的巨大影响，等等。

　　过去几十年，西方思想界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直至2004年弗朗西斯·福山说：“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已成为当今世界上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于是，许多人都惊讶于福山的转向，认为他在修正和反思“历史终结论”。民主资本主义如果是历史的终点，那么，软弱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常态。结果现在这种“历史终结论”中的常态，变成了世界的威胁。

　　可惜在《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福山刚要说解决方案“小而强的国家”时就草草刹了尾。关于“强国家”的最后一章居然只有寥寥几百个单词。

　　我不知道这种收尾是为了他的下一部书考虑，还是作为一个保守派学者提出“强国家”主张在美国会造成某种“政治不正确”的效果。但是，他的提示无疑是正确的。“新月形”国家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政府力量都相对较弱，甚至使国家长期处于无政府的状态，无法长期掌控国家的大局。

　　很明显，政府的无力，或许是冷战结束后世界面临的全新难题。因为那些国家不可能重新回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时代。那时，受制于他国，有时甚至根本不需要一个政府，比如一个多世纪前的印度。现在，民族主义在非西方世界的兴盛，使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的民众都无法对西方指令百依百顺。

　　但悖论是，全球化大潮深深地嵌入发展中国家，以至于它们很难单独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壮大。于是，两种现象产生了，一是依附型国家，如拉美；更多的则是动荡、反复型国家。比如，数年前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几乎完全都退到的“革命”前的时代；不少政府更迭都在“亲美”与“反美”之间徘徊；“不讲国家，只讲宗派”的政党行为，充斥在许多国家的政坛；“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的诸多国家都陷入了“制度瓶颈”。

　　在这些反复过程中，国家的“权力真空”很容易就会显现。这个时候，西方力量、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甚至犯罪集团、恐怖主义者的介入，使原先能够循序渐进的国家发展道路变得越来越复杂，国家动荡也就变得越来越频繁。

　　国家动荡绝对不可能带来社会福祉。要避免动荡，就需要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消除动荡的根源。这就需要拥有一个强政府，这并不等于说要有一个集权、专制、独裁的政府，而是要有一个大而全的政府职能。一方面，它必须履行能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建立国防、法律秩序的“国家基本职能”，同时，还需要有强大的“分配功能”，比如，协调不同集团的利益诉求、打破任何非政府的垄断、防止外部势力的控制，等等。

　　简而言之，要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避免社会动荡，就需要有一个具有必要国家职能，而且是行政有效的强大政府。这可能会被批为某种反全球化的趋势，因为所有人普遍认为，全球化正在弱化国家的主权，但是，从政府行政的角度看，“强政府”是当前所有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时刻警醒的政治自觉。

　　毕竟，对于任何民众来说，最需要的不是那些反对派的美好口号，而是切切实实地拥有一个能为自己保障利益和执行政策的国家实体。这可能要有很长的、缓慢的进程，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转型期的国家要尽量避免不必要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