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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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出现逆差社科院力挺制造业
针对外媒对我国世界工厂的质疑
专家表示发展虚拟经济的前提是夯实制造业
这是对全世界负责
上月逆差72.4亿美元，我国自2004年来首现贸易逆差。
英国《每日电讯报》等外媒将报道视角锁定在中国制造业。通过逆差质疑中国以制造业立国的政策。享有“世界工厂”美誉的中国是否转型？因逆差的产生，中国是否会将以制造业立足的实体经济转型为主打金融业的虚拟经济？这在业内同样展开了热议。
今天上午，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京联合发布《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一书。力挺中国作为制造业强国的全球意义。
据分析，中国近年来首现贸易逆差并不是制造业萎靡所致，削弱制造业将使我国成为完全逆差国。在尚未达到合理减速时机的条件下，中国制造业的盲目瘦身，将使危机输出到全世界。
论调之争
贸易逆差非制造业之过
所谓贸易逆差是指一国在特定年度内进口贸易总值大于出口总值。我国上一次出现年度贸易逆差是在1993年，上一次出现月度贸易逆差是在2004年。
进口贸易大于出口总值，我国6年来首现贸易逆差。一时间引起了外媒和我国社会各界的议论纷纷。
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声音是，作为“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的制造业低效无益。
这种观点认为，大量制造出口仍然只能得到贸易逆差，中国的制造业已撑不起国民经济。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升高，中国应适时发展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西方虚拟经济。
外媒的一种普遍声音甚至指出，以金融业为主打的虚拟经济取代以制造业为主打的实体经济，这将是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
这种论调，遭到了社科院发布的《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一书的驳斥。
虽然该书在成稿的过程中我国并未发生贸易逆差，但文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倾向。
书中指出，无论贸易走势出现何种倾向，中国依然是制造业强国，也必须坚持这条道路。
对此观点，海关总署综合统计司司长郑跃声予以支持。
他说，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将依然是个顺差国。但由于进口力度超越出口，估计顺差规模可能会减少，但绝不会成为长久逆差国。
专家分析
削弱制造业将成为完全逆差国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知名社经领域专家于显洋指出，对比当今第一虚拟经济大国英国的发展历史和基本构成，我国在目前阶段不会也不应采取相同的发展道路。
他指出，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革命发起国，经历了制造业兴起、极盛、转型和现在的接近枯竭。其主打的以金融业为核心的虚拟经济和服务业已成为其发展的核心引擎。但我们不能忽视英国金融业虚拟经济的实质，它是在实体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自我选择的高效发展道路。
于显洋指出，伦敦目前是世界金融中心，可百多年前伦敦是全世界的制造和贸易中心。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和兴盛必然导致人力成本的增高与经济的转型，英国已经度过了这个阶段，而中国还没有。
在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尚未夯实的前提下，中国如果盲目地削弱制造业而主打金融业，必将削弱中国的抗风险能力，并将由于实体经济的不完善导致发展道路的曲折并成为完全逆差国。
时机把握
制造业未到合理的减速节点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指出，中国作为制造业强国的崛起，已经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权力分布。21世纪上半叶，世界将受到中国持续采取制造业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影响。
其中分析，目前，中国仍然远远没有达到一个增长会合理减速，或者能源、资源和碳密度的增长会逐渐下降的发展阶段。从技术成就和资本存量的低水平来看，中国拥有巨大的后发优势。
种种迹象显示，工业化和全球化已经把中国变成全球的制造业强国。
据来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统计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所占比例已达15.6%，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而美国的这个比例已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我们有望近年超越。
专家分析
中国弱化制造业有损整个世界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陈娟表示，任何一种发展方式都有着其自身的转型节点，这个节点不仅仅取决于一种经济体的发展本身，还取决于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外部决定因素。但中国制造业的节点还远远没有到来。
中国制造业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是，如何升级大量贴牌加工和低技术含量的制造布局，真正向自主高端品牌制造发展，将制造业与自主和创新相结合，才能使制造业真正成为国民共进的动力。
陈娟表示，中国制造业增长的合理减速，不仅取决于制造业本身的发展，同样掣肘于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科技与社会的进步。中国的制造业转型会是在发展过程中渐进的，是不受某一标志性事件完全决定的：比如沿海用工荒，比如六年首现逆差。
她说，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任何强加外力和被迫调整都将付出很大代价。如果中国这个全球第一出口国也放弃实体经济，那带给整个世界的将是近乎毁灭性的灾难。
可以想象，届时在物质大短缺时代，通胀将席卷全球。而受到最致命打击的是因实体经济缺位而成了海市蜃楼的虚拟经济。
调整环顾
制造业低碳是一种规范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指出，当中国面对逐渐展开的全球不平衡的时代背景，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处理国内和国际的结构性问题时，将不得不对目前的工业化道路作出调整。
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对低碳增长的承诺，这个问题尤为重要。
其中表示，早期采取工业策略的国家的增长并没有受到任何约束。中国采取制造业导向型发展路径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它在此之前处于极端的落后状态，这意味着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还没有到来。
据介绍，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迅速增长的排放强度和世界市场份额的持续增加。这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是个非常不幸的现实。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强调，考虑到减缓排放的全球框架将在未来几年内被稳固地建立起来，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即制造业导向型发展与生物圈健康之间存在的冲突在中国已经非常明显，上述约束将变得日益严峻。
专家分析
中国拥有巨大的后发优势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的起草者指出，通过追求与减排相适应的内部导向型增长模式，中国必须来“为自己创造空间”。从技术成就和资本存量的低水平来看，中国拥有巨大的后发优势。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富晓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据分析，中国很可能会显示出与先前主要国家不同的工业化模式。随着中国的人均收入势不可挡地朝着发展转折点所对应的门槛值上升，它面临着先前国家没有遇到过的挑战，即采取低碳增长战略的要求。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新的战略将受制于使碳排放增长率显著低于GDP增长率。这只能通过能源方面的决定性进步和相应地转向可再生资源的相应调整来实现。
本版撰文/记者王永生
本版制图/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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