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成名：章子怡和中戏同学的这十年

　　我要成名

　　本刊编辑部

　　哗——，10米长的红绸在京剧舞台上宛若游龙。舞动它的刀马旦正是十几年前的秦海璐。

　　“报考时，她提供了这卷录像带。据她介绍，那是她去日本演出时的作品，那卷长绸堪称当时的全国之最。”时任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副主任王明亚已经退休，但对那段难忘的招生经历仍记忆犹新。

　　1996年，中戏分别在北京、杭州、大连设立招生考点，这也是中戏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校外招生。临行前，系里老领导嘱托负责招考的王明亚：教学有没有成果，生源是关键。

　　“那年冒出的‘青衣’真是一拨拨的。”曾在中戏96级担任过一年班主任的王丽雅说，“青衣”在这里是指影视剧里的女主角。 “秦海璐给我的第一印象像个日本女孩。白白净净的、单眼皮、头发盘得很高。”

　　无论中戏还是其他演艺院校，考试形式与内容大致相仿，主要分为朗诵与表演。

　　老师们掌握了一条秘诀，“把两个暗自中意的考生组合一块，让他们表演时相互碰撞，擦出火花。”王明亚快乐地说。

　　由于来得太晚，秦海璐只能独自表演。“我们让她把3个互不相关的动作合理串起来，编演一个小品。”王丽雅记得，那天秦海璐的表演再次让人眼前一亮。

　　在北京考点收获的有来自南京的梅婷，舞蹈根基颇深；性格内秀的袁泉，由湖北京剧团派到北京进修，为了上中戏，家境不富裕的她不得不偿还原单位3万多元的培训费；

　　还有打架子鼓时，腕力灵活、富有乐感的章子怡，让笃信“艺术灵性本相通“的王丽雅一眼相中。

　　她念念不忘曾黎。“曾黎考试当天肠胃不好，脸色蜡黄。即使这样，我也认定她是多年不遇的大青衣。”

　　“还有赵薇、涓子、杨乐乐，那都是在我们这儿通过三试后，又去上了北电。”王丽雅挨个“点兵点将”。

　　“男生里面，山东小伙王东辉那个精神、帅气！可惜他的性格与学习方法不适应中戏，后来没能通过一学年的甄别期。文化课考分高的属刘烨，考了338分。他那会还在长春星星艺术职高上高二，为进中戏费了一点周折。我们感觉他的形象气质不错，根据他的独一特长——打篮球，安排他作了一个表演。”说时，王明亚从包里摸出一份“96级本科入学考试成绩登记表”。

　　微黄的薄页上，记录着一个个我们或生疏或眼熟的名字：张彤、李敏、胡静、党昊、秦昊、赵会南、陈明昊……

　　在他们入学第二年，国家开始放宽文化产业政策，以北影为首的一批国营团体开始尝试市场化运营，一批民营资本开始涉足影视业。

　　出色的个人条件、风生水起的新兴行业资本，以及一条渐渐成型的造星产业链条，共同托举出章子怡和她的同学们——中戏96明星班，在这个行业里，十年来能够与这个班分庭抗礼的只有赵薇和她所在的北京电影学院96明星班。

　　这两个班级总人数为39人，其中中戏96明星班16人，北电96明星班23人，毕业十年来，活跃在一线的大明星如章子怡、赵薇（北电96）、刘烨、黄晓明（北电96）、陈坤（北电96）等全都来自这里，此外还有袁泉、梅婷、秦海璐、曾黎、胡静、郭晓冬（北电96）、许还幻（北电96）、何琳（北电96）、颜丹晨（北电96）等大小银幕上的熟面孔数十张。

　　然而即使是在占尽天时地利的明星班里，也有人至今没红。他们生活在闪耀的星光下，时而纠结、时而超脱，放不下的依然是自己的明星梦。

　　明星是整个影视行业财富、智慧以及运势的结晶，我们选取章子怡和她的同学们这个结晶体，为读者剖析、呈现2000-2010的演艺圈，展示这个圈子、这个行业的生意、生态、生活。这也是本刊今年将陆续推出的“十年人物志”系列报道的开篇。

　　这个层级分明的集体里每个人都在勉力应对自己的命运，金字塔顶的章子怡、刘烨有他们几近崩溃的困难时刻，而在塔底攀爬多年的党昊、吴国华，他们也从未平静过，因为要放下，必须要先得到。他们的世界里始终回荡着“我要成名”的巨响，在成名希望越来越渺茫的现在，他们被拉扯在梦想与凡俗之间，进退失据。

　　一个班级，有的时候，恰是一个行业、一个世界的缩影。

　　毕业十年

　　——章子怡和她的同学们

　　本刊记者 刘子超 易立竞 发自北京、南京

　　十年前,章子怡从中戏96级明星班走了出来。她的成功就像一轮骤然从大海里跳出来的红日，刺得人眼睛发痛。在这里，她的幸运，她的野心，她的争议，既是美谈，也是传奇

　　除了她、刘烨等少数人外，16人的明星班中，也有人至今没红。他们生活在闪耀的星光下，仍然为了理想、为了明星梦而努力

　　“即便达到了名利顶端，她也很难掌控命运”

　　在成为明星前，章子怡是寂寞的，而成为明星也许使她更加寂寞。明星，归根结底只是围绕一个名字聚集起来的一切误解的化身。

　　面对大众的质疑，章子怡决定站出来。3月12日凌晨，她在拍戏间隙接受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专访。她的表情凝重，如同一幅褪了色的佳作。这是一次事关成败的危机公关，她如临大敌。

　　章子怡解答“捐款门 ”中的每一个数字，也坦言自己想做普通人的愿望。她说，她相信大部分质疑她的人是出于正义感，当大家知道事情的真相，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判断。谈到事件对家人的影响，她还是忍不住哽咽起来。

　　“即便达到了名利的顶端，她也很难掌控自己的命运。”一位圈内人士感叹。

　　这是北京4月的一天。章子怡正在798工厂的摄影棚为一家国外杂志拍照。她施着淡妆，穿着浅色低领背心和绿色薄毛衫，笑容显得性感而自信。

　　晚上10点，章子怡结束一天的工作。隔壁房间，她的母亲、哥哥、助手和一条只听得懂英文的小狗都在等她，“要不是我爸出差，他也会来的。”

　　章子怡认为自己是一个“挺真诚”的人——善良，过于单纯，与外界想象的高傲和工于心计相距甚远。她把造成误解的原因归咎于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像我们这样面对面接触。

　　尽管如此，她并不奢望改变现状。在她看来，误解是为成功付出的代价。命运，总会以一种方式奖赏你，而以另一种方式剥夺你。不过谣言和中伤却是她恐惧的。

　　“我觉得，人怎么能这么坏呢。”她有些委屈地对我说，“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孩子，别人哭我也跟着哭，别人难受我也会跟着难受，我从来都不会去害任何人，哪怕那个人对我不好，所以当别人害我的时候，我就特别受不了，我就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

　　章子怡把自己蜷缩在沙发里，坐上一会儿腰就会疼，忍不住捶几下。这是拍戏留下的后遗症，也是为成功付出的“代价”之一。

　　“像肩膀上这种伤，治不了，想过很多办法，美国也治，中国各种神医都试过，但是没用；还有腰上也是有伤，这个可能跟小的时候练功有关系，太辛苦了，阴天下雨特别难受，坐不住。”这时，她恍然大悟，“哦，我知道我的性格优势是什么了，我能忍，我觉得该忍的我就忍，我没有怨言。”她停住，想了一下，又补充道：“但是，不该忍的我也忍不住。”

　　章子怡记得《紫蝴蝶》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导演娄烨在台上发言，香港媒体在底下笑。她突然跳到台上帮娄烨说话。台下一片哗然。她听到有人幸灾乐祸地说：“太好了，要出事了。”她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她说，如果大家抱着敌意而来，有什么必要做这个新闻发布会呢？

　　对媒体，章子怡一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

　　“我也不是那种软棉花，他们说不好听的，我也说不好听的，所以就形成恶性循环。”她解释着，“其实我可以不跟他们争，但我现在照样如此，尤其是在香港，他们对我不好，我也骂他们，我觉得反正我对你好和坏都一样。”

　　章子怡沉默了片刻，突然说自己对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有些紧张，不知道怎么面对。“那些人都是端着枪来的，”她的口气冰冷，像盾牌一样，掩饰着抑制下去的敌意。

　　这些年，除了家人，章子怡一直把张艺谋看作良师益友。她经常向张艺谋倾诉困惑和苦恼，而张艺谋告诉她，其实什么话都不需要去说，只要用作品来奠定位置，用实力堵住所有人的嘴。

　　“我从小学到的就是这个。”章子怡说，“你看张艺谋的方式也是这样的，他从来不出来解释什么，他也不说什么，就干自己的事情，好就好，不好别人骂他也影响不到他，他还是继续做他的事业。”

　　出道以来，章子怡以特立独行的姿态走到今天。在业内，她的刻苦尽人皆知。李安曾说过：“章子怡是跟我合作过的演员中最肯学习、最敢于吃苦的。她从里到外泛着的坚定又蓬勃向上的志气，让很多男孩子都自愧不如。”而每拍完一部电影都会传出绯闻也几乎成为章子怡的定律。

　　“她遵循着拍片、吃苦、绯闻这样的循环一路走下来，”资深娱乐记者宋翔说。

　　如果说，张艺谋的钟情、成龙的大腿、霍启山的嘴唇只是增加了章子怡的知名度，那么如今她面对的“泼墨门”和“捐款门”则是一次空前的名誉危机。

　　尽管《一代宗师》剧组频频发出章子怡克服严寒刻苦拍戏的通稿，以期冲淡不良影响，但围剿的火焰仍然熊熊不止。

　　澄清一切将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章子怡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她说自己小时候最喜欢洋娃娃，但知道妈妈要是给她买了娃娃，这个月的生活就要紧张。所以，每次走过商店橱窗前她都会对妈妈说：“我就看看，不会买的。”

　　如今，章子怡享受着穿戴名牌和珠宝走在红地毯上的时刻。闪光灯如群星拱卫，她是最耀眼的明星，但她知道自己终归不能活在那个世界里。

　　“那个世界是假的，衣服是借来的，耳环、珠宝是珠宝商提供的，那只是一个活动，需要大家打扮得光鲜亮丽，那一天过去以后，一切都会回归到平常。”她口气清醒地说。

　　连续几年，章子怡参加戛纳电影节。最后一天焰火放完，她忽然发现“戛纳寂静地像死去了一样——人都走了，路牌开始放下，巨幅电影广告牌也消失不见，街道上只有Party之后的垃圾。”她突然感到一阵孤独和凄凉。

　　“我的职业让我觉得孤独。”章子怡说，“因为不能过普通人的生活，不能和爱人、朋友们在一起。我经常到一个城市拍一段戏，然后又得到另一个地方。有时我会突然觉得非常孤独。每参加完一个婚礼，看到朋友生了小孩，心里都会被刺痛一下。”

　　此刻，章子怡的表情看上去非常复杂，她的经历就像一部电影，但没人知道结局。对于局外人，或许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也是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在《玛丽莲•梦露传》中写道的：

　　“女明星们都生活在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另外一个世界，对于外部世界都有着巨大的不信任。每个伟大的女演员都是一段流年，因为她们是被造就出来的，并且很多时候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4月9日，在中戏小剧场，一场由中戏学生表演的话剧《名扬四海》正在上演。剧中，那些美丽而稚嫩的男孩女孩在台上喊着：“我要出名！我要出名！”让整个剧场充满了躁动。

　　十年前章子怡正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她的成功就像一轮骤然从大海里跳出来的红日，刺得人眼睛发痛。在这里，她的幸运，她的野心，她的争议，既是美谈，也是传奇，但每一个人都说，章子怡是不可复制的。那是命运在偶然与必然间的即兴舞蹈。

　　这听上去带有过于强烈的不可知论色彩，但在一个明星制尚未成熟的国度，成名，的确更多靠的是命运的眷顾。

　　十年前，中国影视业正处于方兴未艾的状态，演员少，机会多，这成为造就明星班的契机。十年来，随着民营资本的大量涌入，影视业成为最炙手可热的行业之一。各种艺术院校的层出不穷，再加上网络和选秀节目成为造星的新途径，演员成名变得愈发不可预测。

　　“有太多外型演技都出色的演员至今默默无闻。”中戏96明星班的班主任常莉也这么说，“这个行业最终靠的还是命运。”

　　即使在明星班中，也有人至今没红。他们生活在闪耀的星光下，仍然为了理想、为了明星梦而努力。

　　“党昊定律”

　　我是在华谊兄弟公司见到党昊的。他光头，黑风衣，黑边眼镜。据说，他去哪里都骑一辆自行车，这在圈内是一个传奇。

　　党昊的另一个传奇是，从2004年开始连续4年，所有参演的电视剧都没播，在圈内被称为“党昊定律”。

　　“我们数吧。”他摊开手掌，“从2004年开始，《香气迷人》没播，《别让眼泪流过》没播，《别让爱沉默》没播，《所以》没播，《色拉青春》没播，《宠物医院》——拍的唯一的一个男一号——没播，然后《锦衣卫》也没播。”

　　按照党昊的说法，一切都是从2004年8月30日的那场车祸开始的。车祸当晚，他喝了很多酒。回家的路上，他感觉前面的车晃了他一下，便下意识地搂死了方向盘。他像一只木偶，旋转着飞向隔离带的另一边。20个挡光板被撞飞了，车轮只剩下一个，可他奇迹般地从车里爬了出来。

　　“我看到一个车轮正沿着二环路‘轱辘轱辘’往前滚，还感到奇怪，这是哪儿来的轮子？”

　　他没等交警出现，就带着醉意跑到附近的一家夜总会跳舞，直到第二天醒来，才感到后脖梗子一阵发冷。

　　至今，党昊无法确定这场车祸和“党昊定律”有什么关系，他只知道在这之后，他的演艺事业突然陷入了低谷。不管导演的腕儿有多大，他接的戏总是在没有到达观众之前就夭折了。

　　“也许，从车祸中幸存下来，把我所有的运气都用完了。”他说。

　　并不是说党昊没有“火”的机会。热播剧《蜗居》和《老大的幸福》都曾找过他，但看了剧本，他觉得里面的角色不适合自己，就拒绝了。

　　“我期望很高的戏都没火，或者干脆没播。”他说，“我辞演的戏全都火了。”

　　党昊认为，一定是有什么东西挡住了他的成名之路。他去找大师测了名字。大师说他命中有六把火，太大了。于是他改名党浩，不见起色，又加大水量，改名党浩瀚。有段时间，他处在无名的状态中。

　　“那时人家问我名字，我说就先记我姓党吧，名暂时还没定。”党昊说，“人家都反问我，你多大岁数了，怎么名儿还没定？”

　　党昊认为，那是在寻求一种慰藉和排解，找到某种信仰上的支点。“它总有个原因对吗？30岁了，你还是今天有钱，明天没钱，你不像是一个做演员的人。为什么？”他瞪着眼睛反问，仿佛在等待一个答案，“是你人品有问题，不善交际？不是，你有那么多朋友呢。那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问题曾令党昊困惑很久，直到他在一本古书上找到了“答案”。

　　“我后来常常念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不知道最终的结果如何，但你要让自己相信，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后面就会有一个故事展开给你。”

　　我问党昊，他期待着怎样的故事？

　　“我不知道，”他说，“但我相信生命很多时候就是在等待。”

　　“都是爷，到现在都是”

　　2000年毕业前夕，党昊曾是中戏96级最耀眼的明星。在毕业大戏《费加罗的婚礼》中，他饰演酒鬼一角，赢得了可以堆满整间宿舍的鲜花。

　　那时，党昊是天天喝酒的愤怒青年，被院长徐晓钟称为“流氓无产者”。因此他饰演的酒鬼格外神似，即使跟20年前李宝田的经典演出相比，也毫不逊色。“那是我演艺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党昊至今这么认为，“是那部戏使我懂得了喜剧，也坚定了我对表演的信心。”

　　然而，谁也没想到，当全班同学都去报考国家话剧院时，党昊却主动放弃了。

　　“当时感觉《费加罗的婚礼》成就了你，谁见你都觉得你挺牛逼，都跟你说话。你万一去了考不上呢？多没面子啊！”党昊说，“还有就是不了解社会，以为去那些单位得花钱。你连试都没试，你怎么就知道要花钱呢？”

　　“考试前一天晚上，演《大荒漠》还差一个人，他们说你来吧，我们一块去考试。我说我不去。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全班同学都在收拾东西，准备道具，去考国家话剧院。我闭上眼睛，假装没醒。晚上大家回来了，我一个一个拥抱他们，其实心里特别难受。就在这时候，我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妈你等我一会儿’，就从二楼跑下去，跑到操场没人的地方，‘哇’地一声哭出来了。但我就一点，上学花了家里这么多钱，大学毕业，我漂也无所谓，最关键是我不再花家里一分钱。这是我唯一的标准。”

　　“这就是明星班，”回想往事，党昊说，“都是爷，到现在都是。”

　　就这样，党昊去了北京舞蹈学院做老师，给学生导了一个美国作家欧文•肖的话剧《灵魂拒葬》。他仍然是“爷”，“特有劲儿”，对什么事都愤愤不平，试图跟体制对抗。学校不给他宿舍，他就在邓小平“教育要面向未来”的牌子下搭了一个帐篷。帐篷是舞美系花200多块钱买的道具，上面还带网眼。3月寒冷，好心的学生给他送来被褥。他在帐篷里住了一个半月，直到问题得到解决。

　　有时去拍戏，党昊会请同学秦海璐给他代课。他带两个班，30多人。他跟学生们在一起吃食堂。哪个学生宿舍空了，他也会过去凑合一晚。他和男生大都处成了哥们，女生则都很崇拜他。他发现自己渐渐爱上这个职业，感到了一种男人的责任感。“当我得到了以后，我还会选择当一个老师。把所有人生的感悟，传承下去，”他说。

　　如果简单理解，党昊所说的“得到”，就是成为明星。不过党昊说，他打算用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做出自己的电影，做出自己的作品。

　　“这是我一生想做的事情，做这种跟传承有关的东西。”他说，“因为我们什么都带不走，不管是谁，但是我们能留下。”

　　因为看不惯学校招生中的一些事情，党昊带着学生把舞蹈学院的8个大铜字校训“歌舞升平，德艺双馨”拆下来两个半。事后，他写了检查，不过还是决定离开此地。为了不交三万五千块的违约金，他把竞聘书投到现代舞系。“但是现代舞系不需要表演老师，他们就拒聘我，”党昊说，“拒聘我，我就可以不交钱辞职。”

　　当他拿着档案出来时，身上一无所有，但感觉内心充满力量。

　　辞职令党昊的经济状况一度捉襟见肘。他是那种即使只剩10块钱也要买一碗最好的面条的人。“有明星接受采访，说当年穷得只剩3块钱。在我看来，那不算穷。”党昊说，“真正的穷是没有极限的，因为要不断借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