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成名：章子怡和中戏同学的这十年

　　“这个圈子是摊生意”

　　此刻，党昊坐在华谊兄弟的会议室里，门上贴着禁烟的标志，但他还是点上了一根中南海“点八”。四周墙上挂着公司签约艺人的照片，其中也包括党昊。那是一张相当阳光灿烂的照片，与现实中的他看上去判若两人。我们很快注意到，墙上的照片挂得颇有“学问”：李冰冰、周迅等一线明星都是大相框，而党昊等普通演员的相框则要小很多。

　　“我感觉应该把我的照片撤下来。他们都是艺人，我不是，我做不到。”在一阵漫长的沉默后，党昊突然说，“不过你可以看到，这个圈子里争的就是这个，很明确，大的，小的。那是10个亿，这是1块钱，把这些钱摆在一间屋子里，跟这些照片是一个道理。都是商品，价值都不一样。”

　　我问党昊，在困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找那些出名的同学？比如章子怡和刘烨。

　　“没有，”党昊回答，“这个圈子是摊生意，明星也不是慈善家。你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去捎带你一下。我一直觉得，你没有这个权力。”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2008年。那年夏天，党昊在云南丽江的马路上找到了信仰——藏传佛教。那时，他每天坐在街边晒太阳，思考自己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个长眉毛的高人。

　　回到北京，党昊接拍了电视剧《绝地逢生》，饰演男一号。这部电视剧在中央1台播出，也是党昊的绝地逢生。

　　“从次以后，我演的每一部电视剧都播出了。”党昊说，“我觉得人都有一个势，跟自己的势去较劲是没有用的。”

　　党昊开始吃素，坚持不买房，坚持对自行车的信仰，而且他的理由听起来颇有说服力。

　　“土地是国家的，70年的使用权也是租。命都是租来的，哪天一睁眼，不定哪位就不在了，干什么背负那些东西呢？”

　　“最关键的是你给自己一个借口，当你的生活水平能降到最低时，才能养住自己的心。”

　　每个周末，党昊耗时一个小时零五分，骑车去香山，因为不堵车，比开车的朋友还快。他去哪儿都不用花钱。朋友在丽江的房子就是他的房子。他去哪儿，哪儿就是他的家。他也开始冷静地打量这个圈子和这摊生意。公司开年会的时候，他远远站在一个角落里，拿着本和笔，记录自己感兴趣的事。

　　“我看见女演员穿低胸的衣服，手还永远捂着，我就会写一个小品：你本来就是想穿低胸的衣服，弄得性感点，为什么还非把手捂在那个地方？如果真怕露出来，穿高领的不就完了吗？还能腾出手来帮别人捂着。”

　　党昊成功地做到了自给自足，但他依然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足够彻底地检视自己，以便知道什么是他生存所必需的，但他没有隐士弃世的想法，恰恰相反，他骨子中依然渴望“得到”。在这一点上，他显得相当矛盾。

　　“如果你没得到就放下了，除非你出家了。在这个圈子，你必须先要得到，因为你没得到就没有发言权。你的声音传达不出去。要想当一个好的教育家，起码得有一个讲台。得把学生组织好。没有学生就没有孔子。”

　　“我最大的困扰就是怎么能尽快得到。”党昊说，“原来我认为我能放下。可是你什么都没有，你是个穷人，你怎么放下？”

　　毕业以后，明星班从来没有过全班性的聚会。党昊一直想请所有同学一起拍一部电影，在电影中实现这个聚会，但一直没能成型。

　　“这是经济社会。”他说，“那么，谈到利益的时候就很简单，也很现实。”

　　党昊毫不掩饰对成功的渴望。“我是该想不该想的都想——上台领奖一点边都没有，我连演讲词都想好了。”他停顿了一下，表情突然变得十分郑重：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在那么多候选者中抽奖抽中了我，使我活着变为可能；我要感谢冉杰、马玉、常莉、李玉坤老师，你们就像是我的翅膀，使我飞到今天的高度。”

　　他流利地复述着，目光咄咄逼人，“有一天得到了，我一定会这么说。”

　　我问党昊得到是为了什么？

　　“为了放下。”他想了想告诉我，“因为你拿不走。”

　　“很多事都是一念之间”

　　几天后，我去南京采访明星班的班长吴国华。他是16名同学中唯一毕业后离开北京的人，也是唯一脱离演员行当的人。

　　那天下午，我坐在南京艺术学院表演系的教室里，听着老师吴国华点评两个学生的作业。他们刚演完话剧《琥珀》的片段，那部话剧是由吴国华的同学刘烨和袁泉主演的。

　　吴国华身材很胖，带着一顶棒球帽，穿着皮夹克和LEE牌牛仔裤。从他的脸相就看得出他说话是用低音，果然他的声调像是从深井里发出来的。他看上去诚恳、憨厚，而他的口头禅“说句实在话”也加深了我对此的印象。他刚戒烟不久，脸上不时露出一丝焦躁的神色。每当这种神色出现，他就拿起桌子上的大茶杯喝一口。

　　吴国华是山西大同人，从小学习柔道。刚进中戏时，他就以成熟、沉稳的形象赢得了班长一职。“吴国华去老师窗口打饭，从没被人怀疑过。”党昊曾半开玩笑地告诉我，“当时中戏有三大谜，吴国华岁数有多大是其中之一。”

　　毕业前，班主任常莉一直想让吴国华出演《费加罗的婚礼》中的费加罗，可吴国华找不到感觉。事实上，那是吴国华绵互至今的自我怀疑的开端。上了4年表演系，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适合演员的职业。

　　对于吴国华，戏剧学院曾经是个格外神圣的地方，他也曾对自己充满信心。进校的第二年，他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标志之一就是开始发胖了。

　　“因为我是学体育的，一不注意就会胖。加上当时穷，都吃主食。长身体又能吃，感觉一次把一天的饭全吃了，还是饿。”

　　常莉说他快成相扑手了，劝他减肥，可他“一顿一大碗刀削面，6个馅儿饼，吃完了又饿”。

　　吴国华主动放弃了费加罗，演了一个不咸不淡的角色，混过了毕业大戏。

　　那是一段自卑感如影随形的日子。报考国家话剧院、人艺和青艺的相继失利，更加深了吴国华对自己的怀疑。电话里，家人劝他起码先找个工作，养活自己。这时，南京艺术学院来北京招人。吴国华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把自己卖出去。

　　“现在想想，很多事都是一念之间，如果当年没有去南京，后面的人生也许会截然不同。”

　　吴国华至今对毕业散伙饭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是16名同学最后一次全部聚在一起。他们在校园里留影，然后去吃涮羊肉。饭桌的气氛令吴国华感到沮丧，没有人喝酒，没有人提到未来，也没有人问他为什么放弃北京。每个人都吃得足够冷静，仿佛在有意控制着情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未来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大家都在挣扎，每个人都有些自顾不暇。

　　来到南京，从未踏足过此地的吴国华，感觉自己被抛到了一片沙漠上，像搁浅的小船砾砾地摩擦着人生的河床。他并不喜欢教书，可命运已不容更改。执拗的性格使他时常和领导拍桌子吵架，但他还是把全部精力用在学生身上。这期间，他也接过一些戏，但都是那种“如果你认真和导演讨论，导演都会觉得你多事”的小角色，只是为了赚钱补贴家用，根本不需要动脑子。他不时回忆起毕业大戏《费加罗的婚礼》的情景，后悔没有接受那次挑战。

　　“我觉得我应该坚持，至少现在可以留下一段记忆，留下记忆就可以留下表演的感觉。”吴国华说，“我一直都在找感觉。在戏剧学院没理清的东西，想来南京理清楚。可到现在依然是晕的。”

　　2004年，吴国华送走了第一批学生。看着学生一个个离去，如同4年前的自己，他感到一阵难以遏制的失落。那些夜晚，他独自喝着酒，不知怎地就醉了。他想到过去，也想到未来。“我是学表演的，”他说，“我还是一直想回到舞台上。”

　　然而，对于一个身在南京的人来说，与舞台的距离，比与北京的地理距离更远。吴国华想过辞职，哪怕从北漂做起，也是走在梦想的路上。可命运再一次峰回路转。这一次，他遇到了一个女人。在最为颓废的2004年，吴国华结了婚，贷款买了房，过起了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10万块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我和吴国华坐在教师休息室的沙发上。他向看教学楼的大爷要了两根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不知为什么，现在特别想抽，”他说，然后继续他的讲述。

　　那是2006年，导演顾长卫找到吴国华演《立春》中的周瑜——一个在电影中追求蒋雯丽的包头男人。得到这次机会实属偶然。本来是他的同学党昊去剧组试戏，顾长卫无意说起了这个角色，党昊就把吴国华推荐了上去。吴国华和顾长卫在北京见了面，并未做太深的交谈。顾长卫只是告诉吴国华，他“需要一个胖演员，但不能胖得跟《孔雀》的冯瓅一样”。

　　吴国华和学校签了合同，整整半年时间呆在包头拍戏。那时正是春天，沙尘暴肆虐的季节，漫天的黄沙经常使能见度不到50米。剧组条件十分艰苦，蒋雯丽在拼命增肥，而吴国华在奋力减肥。他每顿控制着食量，有时实在忍不住多加点，就觉得制片主任的眼睛在七上八下地瞟他，让他感到无地自容。他成功减下了二三十斤，但这似乎是他唯一没有白费的苦功。

　　这是一次足以改变命运的机会，吴国华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倍感压力。他说自己太想演好这个角色，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白天，吴国华跟着方言老师苦练包头话。晚上，他一边研读剧本一边写对角色的体会。蒋雯丽一页纸就写明白的事，他写了十多页，导演反而觉得他没有抓住重点。因为太想演好，他的表演拘谨、笨拙。即使不爱说话的顾长卫也找他聊了几次，指出他的表演“太使劲”、“太认真”。

　　“表面上这可能是句好话，但实际上是说你状态不对。”吴国华满怀遗憾地说，“我总是摸不透导演的意图，在这种迷茫的状态下就认死理。”

　　每个镜头，吴国华要拍上20多条。在自尊心的作祟下，他渐渐觉得他已尽力了，可为什么身边的人都不理解他？

　　“说句实在话，如果我是导演，面对这样的演员也很头疼。”吴国华说，“如果我当时能放下自己，把一切交给导演，或许结果就会大不相同。”

　　《立春》在北京的首映式，吴国华请来了常莉、党昊、陈明昊等中戏的师友，他自己穿着一件红色运动服，总是被甩在镜头之外。

　　《立春》入围罗马电影节，制片主任打来电话，问他是否打算参加。如果参加，10万元费用需要自理。几乎所有的演员都会抓住这样难得的走秀机会，可吴国华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放弃。

　　“说句实在话，客观条件不允许我把10万块钱用在一次虚荣上。”吴国华深深地吸了口烟，“对我来说，10万块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啊，那几乎是我当教师一年的收入。”

　　“活着嘛，得有生活轨迹”

　　《立春》之后，吴国华又回归了平静的生活，与之前没任何不同。他曾给顾长卫打过电话，说自己长大了，当初很多不理解的事，现在终于想明白。他说他还是想当演员，希望顾长卫多提拔。

　　“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合作吧，”顾长卫照例冷静而礼貌地回答了他。

　　吴国华在等待机会。一天，他的中专老师打来电话，说有一个花20万去北京煤矿文工团的机会，问他感不感兴趣。吴没告诉妻子，暗自决定与几个同学商量此事。他带着钱来到北京，被同学骂了一顿，“有这20万，给我好不好？”他们说。他又找了几位老师，他们也都觉得为来北京花这么多钱不值。

　　“其实，我自己是打算花这笔钱的，要不然我也不会去北京。”吴国华说，“只是后来大家都劝我，说当演员不能这么急功近利，以后还会有更好的机会，我才把这事放下。”

　　每次去北京，吴国华都会和党昊、陈明昊、牛青峰等几个同学吃饭。国家话剧院的陈明昊还邀请吴国华客串了话剧《明》中的大皇子。然而，和其他同学见面的机会则越来越少。

　　“前两天梅婷的话剧《我爱桃花》在南京演，我去看梅婷。可是她当时太忙了，都招呼不过来。我在底下摆手，她也没看见。后来，想给她打个电话，没想到关机了。太忙了，能理解。”

　　“胡静结婚在北京办了一个酒会，我也去了。人多，说不上话，只是打了个招呼，笑了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夸她吧，显得有点假，不夸吧好像也不对，只能这样傻笑。”

　　“十年了，子怡的变化最大，国际大腕；刘烨，现在也在往那个方向走；我们几个，还在继续奋斗。只有常老师，老了，退休了。”

　　吴国华叹了口气，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内心暗自结网，而他想挣脱出来。

　　“我跑到南京来当老师，当得特别顺手，没有什么磕磕绊绊，可我的理想还是当演员。只是觉得这目标太高了，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实现的。”

　　他停下来，摸了摸头上的棒球帽。

　　“在中戏的时候，我太不自信，怀疑自己能否成为一个演员。拍《立春》时我还问过老顾，我说：‘导儿，我适合当演员吗？’老顾说：‘你挺特殊的。’我就跟那儿琢磨。演话剧《明》的时候，我问老田（田沁鑫）：‘你觉得我能演戏吗？’老田眼睛一翻：‘你太能演了。’可我一直都在怀疑，到现在都在怀疑。”

　　“刚毕业的时候，也曾想改变世界，现在慢慢觉得，活着嘛，得有一个正常的生活轨迹。也曾经难过，也曾经不甘心，为什么别人可以演戏，我不行。可能这就是命运吧，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我也曾试图想改变，但又有点力不从心，确实有点像《立春》里的周瑜。”

　　吴国华的声音微微抖动着，仿佛有太多的记忆像重重叠叠的照片，让空气也显得有些模糊。

　　我们走出教学楼，天已经黑了。他的妻子打来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家吃饭。他小声地交代了一句，然后对我说：“这样的生活其实也挺好的，不是吗？”

　　吴国华说有一句古文很适合形容他现在的心境。他停下来，突然像背书一样地念起来，可惜我一时没能听懂。直到写这篇稿子时，我才在《易经》中找到了这句话：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