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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成名:章子怡和中戏同学的这十年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2010年04月26日10:51

  “人才和明星,并不能画等号”

  十年。十年似乎只是转瞬之间。

  十年来,对明星班所有新闻都了如指掌的只有班主任常莉。每周,她都会上街买上几份娱乐杂志,把所有和自己学生有关的新闻圈出来细读。

  我们坐在中戏旁边的小新咖啡馆。已经是午夜12点,常老师仍然津津有味地讲着学生们这些年的逸闻。

  “胡静在马来西亚的婚礼我本来是要去的,可偏偏赶上学校有事情就没去成,特别遗憾。”

  “刘烨的婚礼请了我没请同学,他说怕请同学抢了新娘子的风头。我问他,你请常老师就不怕抢风头啦?”

  常老师笑着,眼睛都笑没了。

  不过,常老师也说,明星班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学校曾经希望她复制96级的经验,但事实证明,土壤变了就长不出一样的禾苗。

  “现在的制片人制和过去的导演制是两个不同系统。制片人要的是明星,我们要培养的是表演人才。”她说,“在这个行业,人才和明星很多时候并不能画等号。”

  实际上,有圈内人曾经总结过决定星途的三大因素:第一,外形条件好或者表演功力深厚,刚毕业或者在未毕业之前就已经被导演看中,星途一帆风顺。第二,关系通达。所谓“男的靠哥们儿,女的靠导演”。第三,拥有经济实力。可以慢慢等机会,不用为生计发愁。另外,随着民营资本的大量介入,有钱也可以从制片人那里得到更好的角色。

  在明星班,很多男生都考虑过转行,或者赚钱维持表演理想。

  毕业两年之后,曾有很多小角色找过秦昊,但都被他拒了。心高气傲的秦昊希望能等到一个心目中的大导演。在他看来,他的同学可以达到那样的高度,他也不应该降低标准。他连拒了两年戏,到了第三年,他发现真的没有戏来找他了。他每天呆在家里,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该做这行。他想过做生意、炒股票,甚至还买过1.5元的小报,上面有房产公司的招聘电话。

  秦昊说,那时候家人也变得小心翼翼,生怕刺激到他。母亲每次打来电话都说:“没戏没关系,在家看看书也挺好。”直到200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秦昊在王小帅的电影《青红》中出演了一个配角,这才坚定了他继续当演员的信心。

  他的最新作品是娄烨的《春风沉醉的晚上》。

  与秦昊经历类似的还有赵会南。他在中戏时是表演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毕业以后,他一度迷茫,于是在2004年开始经商。在此之前,他有一年半的时间都没有戏演,“选择少,也演不到自己喜欢的角色”。

  在家人的资助下,他开了一家叫唐会的夜总会,用3个月时间,把它做成了当时北京的首屈一指。不过,赵会南一直不甘心在表演上输给别人。“如果说演戏能挣300万,经商能挣3000万,那我仍然选择演戏。”在电视剧《天阵》的片场,赵会南对我说,“经商靠的是理性,而当明星靠的是命运,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样都不行。”

  在这个圈子里,男演员只能靠等待和机遇,那么女演员至少还可以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妇随夫荣在这个圈子是格外明显的,”娱乐记者宋翔对我说,“胡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胡静是通过尔冬升和吴彦祖的引荐,在一次宴会上认识马来西亚籍富翁朱兆祥的。很快,两人传出了恋情,更有记者拍到了他们一起买钻戒的恩爱场面。

  胡静说,相恋之后,99%的约会都是朱兆祥飞过来陪她。每次都要坐6个小时飞机,再转4个半小时的车才能到她拍戏的横店。尽管只能趁休息陪他吃个饭,朱兆祥却说“值得”,这些都让她感动。

  2008年9月,朱兆祥与胡静在马来西亚结婚。婚宴在吉隆坡金马宫酒店举行,上千名马来西亚政要和商界名人见证了这一盛况。尽管如此,很多人仍然不看好这段婚姻。因为朱兆祥和杨紫琼曾有过一段恋情,已经到了订婚的程度,但最终还是分手了。2009年11月25日,胡静在马来西亚某五星级医院,顺利产下一名男婴,打破了之前沸沸扬扬的所怀女婴传闻。

  “这彻底稳固了胡静在朱家的地位,”宋翔说,“她复出以后面对媒体,我都能感到她的气场和之前彻底不同了,现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

  完婚生子使胡静迅速跻身一线女星行列,更为她打开了通向国际化的道路。据台湾一家娱乐公司的调查,胡静的婚后广告代言就多达6个,纯婚后收入已过千万,毫无悬念地成为新晋吸金女王。

  “其实,这些现象在社会上都有,但放在娱乐圈就觉得特明显。”宋翔说,“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艺人很可怜,他们就像被关在笼子里,在观众的注视下把最极致的东西用自己的人生表演出来。”

  “她像天使一样拯救了我”

  所以,有时候,爱情可以是一种救赎。

  3月21日,我在保利剧院看了话剧《琥珀》,它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爱情神话。

  演出结束后,导演孟京辉照例上台介绍演员。最后轮到刘烨,孟京辉开了个玩笑:“这位是?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

  台下先是一阵哄笑,接着观众们齐刷刷地喊出“刘烨”的名字。所有演员把手中的鲜花送给舞台中央的他——《琥珀》真正的主角,大幕在掌声中徐徐落下。

  现在,让我把时光拨回到2005年。

  刘烨正在上海演出《琥珀》,同时拍一部电影。拍电影从早上6点钟起床,拍到下午5点钟。之后,他赶到剧院,演至10点一刻散场。他说,《琥珀》是一部特别好的戏,11幕戏,他演9幕戏,说大段的台词,连蹦带跳,人很容易兴奋。那时,他和助手住在一个大套间里。有一天晚上睡觉,他感觉窗户没关好,风一直往里吹,从晚上11点多钟躺下,一直睁着眼睛躺到早上7点,起来去拍电影。

  “然后一下就不行了,”在摄影棚里,刘烨对我说,“就开始失眠,不吃安眠药不喝酒就没法儿睡。”

  那时,刘烨刚和谢娜结束了5年的恋情,又接拍了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间还要穿插着去美国拍《暗物质》。各种压力聚集在一起,几乎将他击倒。

  有一次,他在盐湖城拍了一天戏,拍完之后,经纪人接他坐飞机到洛杉矶,到了洛杉矶转机4个小时,做了两个采访。夜里两点,从美国飞北京,赶回来拍《满城尽带黄金甲》,拍完之后还要马上再赶回美国拍《暗物质》。

  从美国飞北京的10个小时里,刘烨睡不着,下了飞机就直接去美国大使馆签证。那个小房间只能装200人,却挤了四五百人,刘烨站了4个半小时等签证,然后赶到机场,从北京飞重庆。到重庆之后坐5个多小时的汽车,到武隆。“那车开得飞快,”刘烨说,“我坐在前面不敢睡,也害怕司机睡,就跟司机聊天。”

  到武隆已经是后半夜,刘烨跟司机每人喝了半瓶白酒,睡了4个小时。那时他已经三十六七个小时没有睡了,到40个小时的时候,他起来,去拍《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一个镜头。那个镜头要拍一个有700多级台阶天梯的谷底,拍完之后,他一口气跑上700多级台阶,上了车,5个小时的路程到重庆,两个半小时的飞机飞回北京,到了首都机场换票,飞洛杉矶。

  “上了飞机后,人已经完了,”刘烨说,“眼神发直,耳鸣。”

  起飞之前,他拿了4粒安眠药一口气吃下去。“你知道么,一次吃两粒都已经量太大了,可我必须吃药,因为到了洛杉矶,马上转机去盐湖城,到了盐湖城,还要与梅丽尔•斯特里普配一场戏,拍完她马上要走。”刘烨说。

  吃完4粒安眠药,刘烨感觉整个脸麻木了,接着脑子也开始麻木。他告诉乘务长,无论发生什么事也别叫醒他,可就在这时,他隐约听到飞机广播说:“本次航班出现一个技术故障,所有乘客返回航站楼等待转乘其他航班。”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刘烨说,“我当时手机已经报警快没电了,怎么办啊?”

  他拎着包走出去,突然想到和谢娜分手的事,顿时有一种崩溃的感觉。他站在候机楼里,看到厕所门口挺安静,就想躺过去睡。可他知道不行,手机要没电了。他打电话给经纪人,经纪人关机。他犹豫着,最后把电话打给谢娜。

  “在父母面前,我一直是个报喜不报忧的人,”刘烨说,“虽然我和谢娜已经分手,可我不知道还可以把电话打给谁。”

  打完电话,刘烨去买了4瓶矿泉水,逼着自己喝下去,希望把药劲排出来。他看到旁边一帮人在看足球,他也下意识地跑过去,人已完全像个傻子。他在候机厅过了4个小时,直到飞机修好,他摸摸自己的身体,发现已经完全麻木了。

  他在商店里买了一瓶白兰地,一上飞机就把它当矿泉水似地一口气喝完了。他昏昏沉沉地睡了6个小时,然后爬起来,面对残酷人生。

  对刘烨来说,那是段濒临崩溃的日子。“整天都在憋着劲。刚和前女友分手,拍的两部戏又全是大腕,压着情绪,”刘烨回忆着,“你知道跟那么大腕合作,你只能压住自己的小情感。”

  一度,他感到自己像染上毒瘾一样,无法控制情绪。到了晚上,又无法入睡。他只好喝酒,吃安眠药。到后来,必须两样一起,才可以睡上一会儿。

  回到北京,他开始爬香山。整整3个月,他每天一睁眼,吃完饭就去爬山。爬到山顶,然后一言不发。

  “那段时间感觉人生不行了,那就爬山吧。”刘烨说,“爬山不用跟别人说话,爬到顶上也是个特别累的过程。一口气上去的时候就出汗,喘完之后,站在山顶,能看特别远。”

  一天一天,他记录着爬山的日子,就像在清点自己的绝望。他连着爬了104天香山。站在雾蒙蒙的山顶,他感到自己就像沉船的水手,寻找着救赎的白帆。

  “有过3年多时间都是那样过的。”他沉寂下来,即使回忆也让他的脸像枯叶一样丢失了表情。

  刘烨说,在最绝望的时刻,他遇到了现在的法国妻子安娜,“她像天使一样的拯救了我。”

  安娜是法国自由报社驻北京的记者,学过中文,在中国生活了10年。他们在法国大使馆举办的派对上结识。或许是职业使然,安娜特别善于倾听。刚开始,安娜并不知道刘烨是演员,更不知道他还是一个明星。直到有一次,他们一起去参加法国使馆的活动,在场的记者发现了刘烨,接着就是一阵铺天盖地的闪光灯。安娜大吃一惊。刘烨这才跟她解释了自己的身份。

  “我是一个演员,”他说,“还算有点名气。”

  2008年,刘烨和安娜去国外度假。在安娜的陪伴下,刘烨才得以放松下来。“她强制性不让我喝酒,不让我吃安眠药,我就真可以不吃安眠药不喝酒睡觉了。”刘烨说,“但也只有跟她在一起才可以。”

  2009年7月5日,他们在北京地坛公园举行了婚礼。他们特意从法国请来了牧师。在蒙蒙细雨中,他们看上去浪漫而幸福。

  刘烨说,他们很少吵架。因为语言不同,很多时候都吵不到一起去。“为什么呢?你?”刘烨耸着肩学着安娜说中文的样子,“她一着急了就这样,还没等吵起来,我就笑场了。”

  刘烨说,安娜改变了他。他以前只想着挣钱,让父母过得好一点,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想着演戏,直到演不动那天为止。他没想过这是不是他想要的,只知道这是一条看上去顺理成章的道路。是安娜改变了他。她带着他去世界各地旅游,看不同国家的人的生活。在这当中,刘烨突然发现了生活的意义。

  在安娜身边,他总可以沉沉睡去。可醒来忽然又觉得担心,一种仿佛有罪的模糊感觉:对一个正值壮年的男人来说,这种淡定会不会是种危险状态?

  “前几天有个制片人给我打电话留言,我根本没理他你知道么。”刘烨说,“如果按照2003、2004年时候的状态,我肯定会觉得这没准儿是个机会,马上打电话回去的。”

  “这两年我没有以前愿意想事了,以前什么都想,什么都愿意琢磨,愿意想出个所以然来,但是现在不太愿意想了。是不是堕落了?”他问自己。

  “我说我堕落了,就是没有以前的冲劲了。苦点累点什么的,我心里满足,觉得踏实,安逸了吧就老感觉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发生。”

  他的脸上现出一丝忧虑。那是一种长久的,在很多人脸上都能看到的忧虑。它是关于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如何权衡,以及如何做出选择的忧虑。

  刘烨说,他希望能有个孩子。有一天,他可以带着孩子去公园散步。没有人看他,也没有人指指点点 。他可以拉着孩子的手慢慢地走,走得和所有的父亲和孩子一样,没有任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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