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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张文稿纸记录了刘爹爹2年来讨有线电视补偿费的艰辛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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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爹爹每次带着希望去领取本该属于自己的补偿费，却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而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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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两年多的往返奔波，昨日，刘爹爹终于领到了属于自己的补偿费。 |
两年来，汉阳区鹦鹉街78岁的糖尿病患者刘志祥老人奔波22次，就是“讨”不回280元拆迁补偿费。昨日下午，老人终于在第23次奔波时拿到280元钱，记者镜头面前，老人留下一脸苦涩的笑。
昨日上午10点，刘志祥手拎一黄色小布袋，从暂住的江岸区蔡家田女儿家里步行3分钟，走到黄孝河路蔡家田公交车站，踏上第22次讨钱之旅。
这一次，本报记者接到老人投诉信后随行。
小布袋中，有一叠手写的记录有他此前21次奔波经历的“讨钱日记”，一袋不含糖的饼干，一瓶自泡的茶，还有老年证。老人身体不好，有糖尿病。路上，要是饿了就赶紧吃点饼干，以免突然发病。“以前，我一般还带根黄瓜，今天老伴忘了买。”老年证后写有儿子和女儿的电话，怕万一在路上出了事可及时通知家人。
10时5分，开往汉阳的524路公汽驶来。老人凭老年证免费上车，在一窗户边的位子坐下。车上，紧锁双眉的老人不时也露出他乐观豁达的一面。他说，要错过上下班高峰，在上午10点或下午2点左右乘车，这样容易坐上位子。“如果没有位子，我也不站在年轻人身边，免得别人给我让位子，不好意思。”
刚到5月，车上已很闷热。太阳从窗户中照进来，老人的脸上渗出汗珠。
45分钟后，车抵汉阳腰路堤。随后步行10分钟，老人来到一幢门前挂着“杨泗新民拆迁办公点”的楼前。这里，便是老人日记里的“拆迁办”。
楼内106房间，老人看到了他在日记里写的不愿透露姓名的“A领导”。
A领导是个年轻人，身着白色T恤，正跷着二郎腿坐在办公室内一侧沙发上与人谈事。老人进来，他没有起身。
老人激动地说：“为280元钱，我已跑了21次。”A领导平静地听着老人诉说，他表示，老人的事他知道，钱会给的，现在还没到位。“钱又不是我自己的，我凭什么要卡你？”最后，他叫来一名女工作人员，商议决定让老人等电话通知。不久，A领导改变主意，又转告老人下午来。
“下午来？”老人说，这是第22次了，我不知道在这里留过多少次电话了。
故事从2008年3月19日展开。
当天，因所住区域整体拆迁，刘志祥和老伴到办理拆迁的企业——武汉均阳拆迁有限公司办理结算合同，因当天时间较晚，合同内容没有核对，“有线电视迁移补偿费”280元未记入合同。次日去找，不愉快的事便发生了。
“当时正好碰上那个结算的小姑娘。给她反映情况后，她说：‘账结了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晚了，有问题也晚了。’我说有你这样的吗？这是你们的错，市政府还有信访办，老百姓有问题可以申诉呢。小姑娘说，那你只有打官司了。”
老人非常生气：“为280元打官司有必要吗？我坐了几十年办公室，没听见这样说话的。”
之后，老人去找领导。一位年轻人听了后，要他将有线电视收据给他，并在收据上记下了老人的电话号码，说认这笔账。当老人问他贵姓时，他说“你来办事就行了”。老人心想：“这个小伙子是多大的领导呢？”
4月1日下午，老人又找了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领导，他说已转给那位女同志（注：即和老人吵嘴的“小姑娘”），她当天不在。
也就是从这第3次开始，老人开始留心记“日记”了，并称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人为“A领导”。老人说：“市政府要求全心全意为百姓办实事，我就要记下来，看看百姓办事到底有多难。”
2008年6月28日：我又去找那位女同志，她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办成，我与她吵了一架。
7月18日：我碰到那位A领导，他要我去找那位经办的，我说不找她了，她开口说不知道，不晓得。
8月25日：（A领导）不在办公室，碰到另一位工作人员，要我下次来。
9月15日：（A领导）不在办公室，另一位工作人员说，下次来。
10月23日：（A领导）不在办公室，据一位邓同志讲，（A领导和经办的女同志）均临时被“借”出去了，调走了，手续未交，下次来。
12月30日：（A领导）不在办公室。
2009年元月20日：没碰到人。
3月20日：没碰到人。
5月15日：我去了发现办公室拆了，去英武房管所问了一位女同志，她说就在原来办公室对面。
7月11日：碰到一位工作人员，他说你的问题还没解决。
9月20日：没碰到人。
10月27日：没碰到人。
11月18日：终于碰到A领导，让我找姓邓的，他不在。
12月5日：邓同志不在，就给一位姓薛的同志说，并把一张有线电视的收据交给他，他要我过两个星期再去。
2010年1月10日：A领导又给我说找邓同志，他当时不在。
3月3日：找到了邓同志，他记了我的电话号码，说两个星期我通知你。
3月19日：另一位组长接待我，我对他说，请转告那位叫我来办事的A领导，我暂时不来了，我为这280元跑了两年整，从江岸区花桥二村到汉阳区拆迁办跑了21趟，每趟来回30公里，费时半天，共跑了21趟（每趟都有记载），共跑了630公里，比去三峡还远。我今年78岁跑不动了，但钱一定要拿到。虽然钱不多，但是我20天的生活费。我不知道老百姓办点事怎么这么难。本来这些话不该给你讲，请您原谅。
现在，我走另一条路，维权。
昨日下午，记者陪同老人第23次来到均阳拆迁公司。经汉阳区相关部门现场协调，拆迁公司相关负责人现场支付了老人280元补偿。
该负责人表示，公司拆迁任务很重，人员有限。“负责这一片的人经常被抽调到另一片去，人调走了，后面的人又不了解前面的过程，中间可能衔接出了点问题，导致老人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拿到钱，老人脸上没有多少笑意。
他对该负责人说，我说句你不高兴的话，你们的那个“头头”（注：指“A领导”）对工作不太负责，我找了多少次，他爱理不理的。为280元，我跑了整整两年，我心里确实不高兴。那个“小姑娘”也是，后来她调走了。280元钱对我来说不算少，是我20天的生活费，但也不是很多，我也可以不要。我的家人不太支持我，说算了，为这点钱跑这多趟，路上摔一跤不得了。但是，我就要较这个真。为老百姓办事，不能这样。
“讨钱日记”，
犀利的真实！
●林坤
就像刘志祥老人自己说的，78岁老人，为了280块钱，跑了2年，共往返23趟，算下来等于每个月都去拆迁公司报到。他把讨钱经历如实记录下来，呈现出一份珍贵的历史文本。这份文本不仅表达了他个人“办点事怎么这么难”的诘问，更以无可辩驳的真实性记载了百姓办事的一个侧面。
老人的文字十分简单，他或许只是为了留下一份证据。但在字里行间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的无助与无奈，不难想象他那穿梭于春夏秋冬的伶仃背影；我们甚至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平常办理事务时所遇到的麻烦、冷脸、推诿和刁难。俗话说“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照顾老年人更是人之常情。面对“讨钱日记”，真不知道坐在办公室里的那些冷脸、推诿和刁难的人，是个什么感受？
刘志祥老人终于拿到了钱，但代价何其大？过程何其苦？“讨钱日记”以其犀利的真实，比任何批评都要有力。它将成为一份民间档案，化作民生时代不可忽略的注脚；它也会成为一面镜子，照出各式口号及行动的真伪。而那些留在人心的“记录”，还需要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用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更多的责任心与人情味去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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