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薇与梅兰芳合影。 传 承 和梅兰芳先生结缘，始自我的父亲。
父亲陈大悲是中国话剧早期倡导人之一，由他组织并实践的“爱美的 ”话剧，是中国戏剧史上一大创举。1913年，梅先生到上海演出，他在后来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说：“这次是我初次来上海，碰着汪优游、张双宜、陈大悲、胡恨声等几位话剧家，彼此一见如故，很谈得来。”
在拜梅先生为师前，我学过戏。说来有趣，我父亲年轻时学新剧，遭到我爷爷强烈反对；我学戏曲，我父亲也强烈反对。不同的是，我爷爷当时在上海做官，认为演戏是“下三滥”的行当，而我父亲则认为京剧落后，不如新剧，他本人就是批判“旧剧”的急先锋。但我母亲是个京剧迷，趁我父亲在外地工作，让我上了上海戏剧学校，那年我9岁。
1944年，父亲在武汉去世，全家失去了经济来源，母亲带着我们兄妹4人回北平投奔外祖母。梅先生得知我们一家的困境后，托人捎信来，让我们回上海，他可以收我为弟子。
1947年秋的一个下午，母亲带我去上海马斯南路拜见梅先生。只见他穿着一身整齐的西服，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皮肤白皙，身材看上去比常人稍高，气度宽宏，又和蔼可亲。母亲把我介绍给梅先生，我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梅先生很和气地问我多大，学过哪些戏，我一一作答，接着，梅先生和母亲就商定了拜师的日子。
1948年农历正月初五，拜师仪式就在梅宅的客厅举行。那一年我14岁。我穿的墨绿底大花夹袄和墨绿色的皮鞋都是师母为我准备的，梅先生和师母带我穿梭在宾客中，把我引见给他们。
拜师仪式上，梅先生夫妇并排南面而坐，我行弟子礼，按梨园传统习俗，行的是叩首大礼。行礼完毕，梅先生对我说：“我在童年时失去双亲，饱尝人间辛酸，所以对年幼失怙的孩子总是特别心疼。你父亲是位大戏剧家，可惜过早去世了，希望你一心向学，把你父亲的事业继承下来，也就不枉我这片心意了。”
师母让我对她不必叫“师娘”，也随梅葆玖和梅葆玥叫“香妈”。
梅先生收徒，每次都要拍照，一律是梅先生坐于沙发上，弟子侍立一旁。但那一天，梅先生安排我坐在他和师母中间，我明白，这是她对我这个失去父亲的孩子的特别照顾。
我投入梅门之时，正好是梅先生的子女葆玥葆玖学戏之时，梅先生请了陈秀华、王幼卿、陶玉芝和朱传茗等一流名师给我们授课。从那时起直到1952年，我一直与葆玥、葆玖一起学习。梅家是个大沙龙，来访者络绎不绝。我常常坐在一边用心聆听，自得其乐。
我记得有两个细节，一是梅先生家盥洗室总有一把刷子，梅先生常常会很小心地用刷子刷他的手指甲。另一件事是，有一次我竟然看到梅先生给师母福芝芳专心致志地洗丝袜。
有很长一段时间，梅先生差不多每天都去冯耿光家用晚餐，去时常常带上我。座中有戏剧家、电影明星、画家、诗人，还有学者，他们高谈阔论，让我受益匪浅。
在冯家，我常常要读报，这也是梅先生给我准备的“课程”。我从小说话快，以至于在舞台上，影响口齿清晰。梅先生让我读《人民日报》社论，从而提高念白的水平。
无论对谁，梅先生都和颜悦色，他只批评过我一次，但却让我心服口服。那是1952年，我加入华东实验京剧团不久，但已是团里的重要演员了。有一次，团里决定排演《长坂坡》，派王金璐演赵云，我演糜夫人。我觉得戏份不大，就把角色给辞了。第二天黄昏，梅先生接我去冯家，发现我闷闷不乐，经过一番追问，我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梅先生沉默不语，脸上露出我从没见过的严肃表情，半晌才问：
“你是觉得这个角色太小，不屑一演，是吗？”
“可不，这是二路活儿!”
“你倒说得轻巧，"二路活儿"，可我还怕你演不了呢!”
梅先生见我蔫了，才转而以平和的口吻告诉我，戏中的“中箭”和“脱帔”很考验演员，演得不好，就要出洋相。那时我才知道，这出戏还是梅先生和杨小楼早年长期合作的珠联璧合之作，“中箭”和“脱帔”正是他自己和杨小楼合作演出中的两大绝活。离演出还有10多天，我第二天就要回了角色，接着去请教赵桐珊，最终演出非常成功。
直到现在，梅先生的话似乎还在耳边，他说：“一出戏里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一个好演员，哪怕只在舞台上站那么一会儿，也能够站得出光彩来。”
(王宏伟 执笔） (来源：新华日报)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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