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民工”之梦：生命不是“标签”

　　5月25日凌晨，第11条年轻的生命选择在富士康公司坠楼而下。

　　沉默多时的富士康终于选择开口，公司老总郭台铭邀请了若干记者到厂参观，多位心理专家也应邀进入富士康进行现场会诊。

　　与此同时，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等九位劳动社会学学者，不日即将分批启程赶往出事地点——富士康深圳厂区，开始针对富士康事件的第三方调查。

　　此前两日，九位学者已经在网络发布公开信，呼吁对富士康事件给予足够重视。

　　那时候，看到部分舆论的调子引向关注出事员工的精神疾患缺憾时，卢晖临显得非常着急。“心理干预无疑是必要的，但这绝对不仅仅是个案的心理异常问题，不能局限于此，需要在公司管理、包括整个国家农民工的管理和支持制度体系上，反思很多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我们会跟他们打招呼，有他们支持更好，没有也还要做。”卢晖临说。

　　自杀率之考

　　此前，应邀到富士康调研的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珉曾表示，目前中国的自杀率大概是10万分之16左右，而富士康目前的自杀人数占40多万员工的比例约为10万分之2、3，和大学生自杀率相差不多。富士康的自杀率仍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属于正常。

　　对此，卢晖临在5月24日一次公开学术讨论会上回应认为，这种自杀率的比较方式有待商榷。根据统计，自杀率最高者依次为农村妇女、中老年人、重病患者等群体，加上其他较低群体，才得出全国范围内的平均率。单独来看，那么，农民工、职业青年的自杀率，显然不能简单地与全国平均率相比。

　　“从同比角度看，应该拿这些年轻员工的自杀率，和城市的机关国企工作以及在农村务农的同龄人相比较，才有可比性。”卢晖临说。

　　在富士康发生第10起跳楼案件后，当地警方调查后认为，死者李某系自己跳楼导致死亡，并称“警方在其宿舍找到李某写给亲人的遗书，遗书显示，李某感到现实与对前途的期望差距较大，再加上家庭因素等原因造成心理压力大，对生活失去信心”。

　　5月26日，在富士康深圳公司召开的心理问题研究专场会议上，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时勘直言，他一共调查了8家企业，富士康的员工抗逆力水平最低。这说明员工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韧性较差，面对困难时心理适应和调节能力也比较弱。

　　事实上，九位教授在公开信中并未过多地连续多起的跳楼事件进行直接心理原因的揣测，而更看重从制度层面解决根本问题。“如果只认定为心理疾患，只对员工进行心理辅导，仍然不能完全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使得他们焦虑和绝望的根本因素，有待解决。”公开信参与者之一、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潘毅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刚性的最低工资

　　潘毅更愿意把自杀看作是农民工对制度的无声抗争，这背后值得反思的相关问题有很多，绕不开的是企业具体管理制度。

　　“长期以来，我们过于牺牲一线员工的利益，将产品价格定得太低，这种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带来的低价竞争力，争取到生产订单之后再将低价压力转嫁到工人头上的做法，肯定不会长久。”潘毅说。

　　在9教授公开信中，第一条解决办法就是督促富士康调整九百元最低工资的规定，赶紧给一线员工涨工资，让员工在法定工作时间的收入，能够满足自己的基本生存所需，而不必连续“被加班”。

　　“即便工人加班能拿到一两千，仍不能保证让他们在深圳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至少要提到三千左右，才是有保障的。”卢晖临直言，此次富士康暴露的问题，绝对不仅仅是其一家的问题，他承认富士康甚至是血汗工厂中稍好的。

　　而一些建立工时保护的公司，制度也逐渐形同虚设。

　　潘毅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到，为抵制“血汗工厂”而实行的一些员工保护制度，在企业残酷的“逐底竞争”和“精益生产方式”之前，很难实施下去。

　　东莞一家为国外公司加工产品的企业老总就曾坦率地告诉潘毅，“显然，按时交货比取缔超时工作更为重要。”一位受访女工也曾无奈地告诉潘毅，“你可以说我们宁愿选择长时间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对，我们是出卖自己的劳动来赚钱。我们大老远跑来打工， 如果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话, 那就算让我们星期日休息又有什么用。”

　　闷得发疯的员工

　　日常生活的类军事化、集中化也被认为是反思对象。富士康一直以这样的员工管理模式“闻名在外”。

　　90年代曾经在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做全职工人的潘毅，和女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了8个月，她对农民工的厂区生活环境深有体会。很多企业对工人的控制都是刚性和严厉的，劳动纪律中不会缺少的最多一条就是罚款。同时通过扣留证件、拖欠工资等非法手段，来抑制工人跳槽的意愿。 在这里，无论男女，无论已婚未婚，都居住在工厂宿舍，较典型的是每间房住8-12个工人甚至更多，厕所和洗漱间公用，宿舍里除了工人自己的床铺外，没有任何可容纳个人隐私的空间。潘毅称其为“宿舍劳动体制”。

　　即便如此，聚集在一起的工人却并不自发形成固定的工人组织，去争取员工利益。大部分劳动者的农民身份，以及在城市候鸟式的短暂停留，使得他们很难形成自己的社区，建立紧密的感情和有效的组织。

　　工会的作用也比较缺乏。在潘毅调研的一些企业，工会委员会委员全部来自于管理层，而所谓的“工人代表”实际上也是组长等生产一线的管理人员。

　　这种高流动率，也使得工人难以形成集体谈判的力量，因而一些投诉申诉渠道形同虚设。有的企业拥有劳动争议调节委员会、投诉热线、员工与社会责任专员面谈等三个投诉渠道，也有长达三页的申诉细则，但工人们极少注意这个制度，认为这个制度无异于装饰。

　　“你看墙报上写着的那些电话和名字，就是热线和投诉经理们的名字，但我们从来不打，真有意见当面说就行，为什么要下了班再打呢。”一位工人对潘毅调侃道。

　　在这样的管理体制和生活制度之下，离乡背井的工人人情淡漠，多数又缺乏亲人、朋友的情感支持，压抑继而产生。有与自杀者同宿舍一年的工人，竟然相互从未说过话。

　　但户籍制度和工资待遇等诸多不公横亘在面前，使他们进退不能。一位在东莞制衣厂工作的工人陈义宝曾经对潘毅说，厂里男男女女们都像石头一样，平时动都不动，越干得久的，越死板。“有时闷得发疯，真想到街上逛一逛，可最后还是把冲动压制住了。工作时候不是闷得发疯，就是饿得肚子直叫。”

　　待解的命题

　　“是时候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彻底反思了。”潘毅说。

　　而员工选择结束生命的结果，并不令潘毅意外。上世纪90年代，她到工厂做女工进行调研时，很多次听到同宿舍女孩阿英夜晚不自觉的梦魇和惊叫。10余年过去了，让潘毅没有想到的是，承受压力的年轻生命们，选择了更为决绝和张扬的方式——死亡，来表达抗争。

　　在90年代，潘毅尽管也接触到工人死亡事件，但多数源于职业病和工伤。“那个时候他们再不开心，也不会寻死，大不了在24岁以后回家嫁人或娶妻，盖个房子，一家人和和美美。可是现在，新一代农民工是不一样的，也许他们没有经历太多父辈经历过的贫穷，他们习惯了城市的生活，他们中的很多甚至不会种地，回去怎么生活？”

　　“不能再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等教授也如是呼吁。

　　卢晖临期望逝者的血，能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本解决，迎来一个契机。“国家已经出台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这次富士康的事件表明，农民工问题，确实不能再拖了。”

　　目前，潘毅尝试进行一些NGO的工作帮扶女工群体。她负责筹建的“女工关怀”已经存续了10余年，并长期在深圳宝安进行女工帮扶。但由于没有更多社会力量的支持，她们的友善活动，无法拓展到更多的区域。

　　潘毅认为，如何让打工者融入城市，成为公民社会的新生力量，尚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当中需要政府的决心，企业的远见及支持，也需要打工者自身不断觉醒后的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