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败者的报复

　　真相不止于案发现场

　　网络猜测真假难辨，精神鉴定引发质疑，公安和政府部门的信息发布简单得“惜字如金”---惊世命案发生后，凶手的面目在公众面前是一团模糊。

　　除了还原案件过程，在报复性重大恶性杀人案件的报道中，唯一清晰的，只有残酷血腥的犯罪现场。其他前因后果，往往由开始的扑朔迷离而最终烟消云散。

　　比如，熊振林为什么会去杀害那两个曾经在街头流浪、后来被其收留的智障人？他平时总是与这两个智障人吃住在一起，从没有嫌弃。

　　张义民驾车撞死9人案，仅仅是媒体发起的疑点提问，就多达五六处。张义民要报复些什么？

　　刘爱兵到底是不是精神病？李磊真的是个正常人吗？几乎每一个案例在被忘却前，都无法以完整的真相示人。记者无法采访，也鲜有犯罪心理专家能替公众释疑解惑。

　　轰动一时的马加爵案，倘不是马加爵姐姐选择了直面公众以及马加爵被捕后与心理学家的对话被公开，又有谁能相信这个杀害自己4名同学的大学生，内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恶魔。

　　从2006年邱兴华案直到现在，人们对于此类恶性事件的了解程度都还没有能够超过马加爵案。包括邱兴华、熊振林等凶手的精神鉴定申请，都被法院当庭驳回。已经被执行死刑的邱兴华、熊振林到底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已然无法去印证。

　　来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研究数据表明，在2009年发生的故意杀人案件中，有几类犯罪案件比较突出：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恶性伦理杀人案件多发，且犯罪手段残忍，被害人多为犯罪者亲人家属，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报复社会的重大恶性杀人案件多发，犯罪人出于泄愤或报复的目的残忍地滥杀无辜；精神病患者实施的恶性杀人案件危害严重，各类精神疾病重症患者是危害公共安全的“定时炸弹”之一。

　　针对这三类恶性暴力犯罪，有专家指出：一些本应由公共机构承担的社会问题，在缺乏制度介入之下，不得不转嫁给亲情关系来承担、解决；而亲情伦理无法提供解决通道时，问题还是要爆发。这提醒我们，过多的社会问题不能全仰赖亲情纾解，公共机构也要担起责任。

　　“不后悔，不恐惧”

　　2010年初，广东东莞“双刀客”黎恩旺，从菜市场拿了两把杀猪刀，冲上东莞四环路，一遍遍劈砍路旁一家建筑公司的大门，在与当地警方对峙数小时后，他束手就擒。

　　“双刀客”留下诸多“名言”：“我们从小被欺负着长大”；“死也要让世人知道，有我这个人曾经存在，所以说法律已经阻止不了我了”，等等。

　　好在这位宣称“窝囊了一辈子，要做件大事”的黎恩旺，最终只是演出了一幕荒诞剧。

　　然而，他的这些“名言”与真的做成“大事”的凶手们惊人相似---郑民生说“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熊振林说“现在感觉到比较绝望，对生活、生命、婚姻都感到比较绝望”。

　　导火索不知会在什么时候点燃。

　　就在一个多月前的除夕，在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附近一座天桥下又发生一起凶杀案。被害人在跟女朋友准备进长途车站回家过年时，突然被人追上去捅了十几刀。

　　犯罪嫌疑人梅小讲和被害人都是摩的司机，相互认识。讲起为什么杀人时，他对记者说，人家过年都热热闹闹的，可自己还得蹲在冷风中趴活，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时他恰巧看见被害人带着女朋友要回家过年，“一下就变得疯狂起来”。

　　又见“疯狂”，却不是精神病人的疯狂，而是被自己清楚认知的疯狂。不仅是他，熊振林、刘爱兵、李磊等，还有最新加入名单的郑民生，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似乎已经准备好为此付出代价。

　　“在他的思维里，他认为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而不按社会道德标准来评判，他认为别人跟他有仇，就可以杀他们。”刘爱兵的大姐刘爱玲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据媒体报道，2009年4月16日，在执行死刑押赴刑场途中，熊振林面部表情平静，但双腿却一直在微微发抖，脸上悄悄流下了眼泪。曾经有人问他，“如果重新给你一次选择机会，你还会杀人吗？”熊振林沉默几秒钟，说：“会，我不后悔。”

　　同样有人问过刘爱兵：“你杀了这么多人，有没有后悔？”刘爱兵说：“不后悔，他们都该杀。”

　　善良的人们以为被捕后的凶手必定会幡然悔悟，至少也会对犯罪后果发生恐惧。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后悔。

　　为何如此烦躁

　　一些社会影响很大的家庭灭门案和报复不特定人群的暴力犯罪，看似都与心理障碍有关，人们会追问为什么现代人的心态这么浮躁，而实际上，心理只是果，不是因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 上海报道

　　礼拜三，上海市民的“上访日”。

　　中午时分，49路公交车刚开车门，一队人挤上车。

　　49路停靠人民大道200号，上海市信访办所在地。

　　同一午后，常熟路113弄内，沪上“一号人民调解员”柏万青化了淡妆，正在工作室内接待三名来访者。外间办公室内热线铃声此起彼伏，街道的爷叔和大妈们分头接线。

　　没人注意这两个场景，它们被庞大的城市消化了，就像从北方飘来的沙尘暴这几日偷袭上海，绝大多数市民并没发觉。

　　“浮躁的心态就像沙尘暴，不去治理，有可能演变成黑风暴。”心理咨询师张昊告诉本刊记者。

　　抚触民意痛点

　　张昊曾在上海市信访办“老上访户接待室”当过一段时间心理观察员。

　　“初次上访户基本都是来解决问题的，老上访户中心理障碍人群比例的确高许多。”张昊说。

　　这正是信访办聘心理咨询师的原因，合作双方想就这个课题展开研究，成果发表在内部刊物《上海信访》上。

　　一名接待员、一名心理师，正在倾听一位老太的“状子”。听完，他们和颜悦色地说：“阿婆，你的问题我们了解了，你先回家吧！”每隔七天，老太就要来重念一遍上访书，念完就回去，似乎只是为了听接待员这句话。

　　柏万青的倾听风格完全不同，她是急性子，会“气势汹汹”地发问，问完还会再多一句：“你们打算上电视吗？”

　　来访者是一对离婚夫妇，为房屋纠纷而来。女方同意上电视调解，男方不同意。

　　节目叫“新老娘舅”，自从柏万青加盟后，在上海当地的收视率不断飙升，最高达到10.3%。有专家呼吁要把柏万青打造成美国黑人名嘴欧普拉那样的荧屏偶像。

　　“老娘舅”这个称谓在江浙沪语系中有特殊地位，旧指坊间生活中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人物或族群中有地位、威望的长者，当家庭或邻里发生纠纷，就请来这位“老娘舅”一锤定音。

　　“老娘舅”节目起到了“社会减压器”功能。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刘忠定说：“现在上海每年大约有20万件通过人民调解得到解决的民间纠纷，这是个很大的数字。”

　　无论柏万青还是张昊，都在正常司法通道之外，走着疏通社会矛盾的旁道，也更直感地抚触着民意的痛点。

　　作为人民调解的主管单位，上海市司法局给了老娘舅栏目“实质性帮助”。司法局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蓄积的社会矛盾若不通过这些毛细血管般的支流泄洪，集中在主动脉就引起高血压，极端情况下，还会发生血管爆裂，那就是《法治蓝皮书》所说的各类暴力犯罪事件。”

　　心是果，不是因

　　张昊在担任心理观察员期间做了一个粗略统计，老上访户中约有1/3是有心理障碍的。

　　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有过更过激的言论，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称老上访者99%以上都有精神问题，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口诛笔伐，并有上访者到北大找他算账。

　　复旦大学心理学系教师高山川解释说：“某些屡教不改、极端残忍的犯罪分子有可能属于‘反社会人格’，之所以如此冷血，有可能存在某种至今未探明的神经生理缺陷，但这不是暴力犯罪的主流。”

　　高山川说，根据心理咨询和变态心理学的经验分析，实施暴力行为者不仅有个人原因，其家庭教养、经济条件、父母阶层等因素也不容忽视。很多社会问题是心理咨询师或社会工作者解决不了的，需要政府从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去改善大环境。

　　基于这个原因，张昊担任了几次心理观察员后，与信访办的合作就终止了，也没有科研成果在《上海信访》上发表。他说：“去年发生了一些社会影响很大的家庭灭门案和报复不特定人群的暴力犯罪，看似都与心理障碍有关，人们会追问为什么现代人的心态这么浮躁，而实际上，心理只是果，不是因。”

　　他认为，不能将老上访户等同于导致暴力犯罪的因素，但暴力犯罪分子确有相当部分是在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走向极端。

　　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心理因素的确在暴力案中发挥着作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新著《犯罪心理研究》自序中说：“为何年年严打，犯罪数量仍居高不下？原因在于，少数人决定刑事案件的多数。”

　　“减少犯罪数量并不在于整体的严厉打击，不在于总体抓捕判决犯罪人数的多少。若要有效地减少和控制犯罪数量，需要识别和监控少数具有危险人格的犯罪人，他们往往以犯罪的方式解决生存中的基本需求。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恰恰缺乏对这类人有效的研究和对策。”李玫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