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被争议成时代宿命 争议多因强势起

　　有的对准施政开炮，有的勇于个性发声；有的关注公权领域，有的着眼个体层面；有的被认为太超前，有的又被指责是倒退……

　　争议声浪越来越高涨，他们的面孔却更加模糊……

　　传统与现代的冲击，人治与法治的纠结，个性与身份的牵绊，公权集成与决策独揽的融合，造就了他们——

　　那些被争议的县委书记

　　■文/本刊记者 周丽萍

　　今年以来，关于县委书记的新闻，一波接一波，一浪高一浪。

　　先有重庆忠县县委书记朱晞颜客串电视剧，被网友质疑不务正业；再有江苏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推行政府为公民诚信评级，引发公权力是否越界之争；接着湖南省双牌县县委书记郑柏顺因不满一政协委员的会上发言，一怒将其免职；还有因十七大归来受到数十里“夹道欢迎”一举成名的江苏邳州(县级市)市委书记李连玉低调去职后，当地的争议依然不休……

　　县委书记为何如此多“焦”，引万千民众竞戳腰？

　　被争议是时代的宿命

　　对县委书记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从到中央党校培训的密集程度，到专门出台《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从省管县的进度加速，到“重用”副厅级县委书记，表明县委书记们的地位在我国政治权力架构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从某些地区县委书记的密集落马，到被认为是官场最高危的岗位之一；从经常被卷进舆论激流的漩涡中心，到网络中几乎一边倒的负面新闻，表明县委书记们的形象正处在其社会角色前所未有的尴尬和低谷。

　　现在，一个县委书记的权力有多大？专家说，除了军事、外交、国防外，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一样。他们主政一方，系一方发展兴衰；他们“说一不二”，掌握着当地最高话语权；某种意义上，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让人质疑一个县委书记的权力边界在哪里。

　　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则是，他们处于政府竞争程度最激烈的层级，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们面对当下最直接、最纠结、最突出的利益矛盾冲突，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地方之间的发展竞赛、社会稳定的巨大压力、民生问题的严峻挑战，哪一项不都是千钧压顶？

　　对县委书记们来说，不论出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责任，还是出于个人政治前景的考量，守摊子没有出路，走老路没有前途，惟有闯出一条新路，杀出一条血路，才有可能突出重围，脱颖而出。正如一位县委书记所言，“我们直接在这种竞争性的体制下生存和发展，是关键群体。无论是从当地发展还是从个人成长来看，我们都没有其他选择。”

　　因此区县一级，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政治最活跃的地带，成为各类改革的试验田；而被争议的，很多都是有能力、有想法、有个性的县委书记。他们思想活跃，敢为人先，作风泼辣，雷厉风行；但摸着石头过河的风险，缺乏制约的权力运行，使得创新与试错相伴相生，探索和争议一路随行。

　　今日不同于往日的是，30年前提倡“不争论”，只管摸着石头走路；而如今言路已开，民众越来越习惯于从民主和权利的视角来观察分析事物，自然对政府施政有更高的期待和标准，会对一些可能过去寻常但现在不合时宜的做法产生质疑和争议。媒体时代的来临，则让这种争议被扩散、被聚焦、被放大。

　　可以说，没有风生水起的网络舆论，县委书记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动辄被“架在火上烤”。过去若对一个县委书记言行存在意见，除了腹诽，就只有小道流传，断无公开争议的可能。但自从有了信息透明无边界的网络后，县委书记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便被“晒”到舆论的审判平台上，任千夫指、万人说。

　　或许，这是一个时代的宿命。往后退一个时代，没有争议产生的土壤；向前进一个时代，真正的法治社会，也就没有这么多争议的种子。

　　争议多因强势起

　　我们发现，众多被争议的县委书记，多表现张扬，以致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流行词——强势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的强势，是其独特的地位决定的。对上，县域事务相对独立；对下，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在班子中，可以一锤定音，“书记跟县长就是不一样”。宏观微观都能够定，大事小事都可以抓，可以针对县里的任何事、任何人说了算，又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可以说，目前县委书记这个位子，强势天成。

　　客观上说，现在县委书记们想干事、想干成事，强势不可少也不能少。改革步入深水区，发展进入转型期，任何改革创新，既是对旧观念旧框框的束缚，也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必然面临着种种障碍和阻力，承受着有形无形的压力，当政者没有足够的意志和斗志，没有强有力的办法和举措，推动不了，也发展不了。比如，对吏治的整顿，对社会环境的治理，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没有强势的推动，甚至是铁腕的办法，就不可能成功。

　　但强势是个中性词，可能办好事，也可能办坏事。现在被争议的，多为一些县委书记的“霸道语录”，或铁腕强权的做法。比如湖南省望城县县委书记王武亮酒后驾车，被制止后殴打交警并狂言：“我是县委书记，是一把手，老子不怕！”再有就像山西方山县委书记张国彪强制关闭县城全部网吧这样的“一刀切”。

　　这两种强势表现，都与民主、权利的时代潮流相悖，却不可相提并论。前者是在过度享受权力的快感，后者则出于强烈的干事欲望。前者从本质上说，是权力的傲慢和张狂，开的是历史倒车；而后者体现的是人治与法治的冲突，是前进中的磕磕碰碰。但两者又都是过去体制中残留下来的缺陷产物：不再有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大脑，权力却依然惟我独尊；即使经历过民主理念的熏陶，还是习惯于对权力的迷信。虽然现在人人都能将权利、民主朗朗上口，但几千年历史的人治传统仍然根深蒂固。中国用30年走完西方200年，但中国人一半的思维还停留在200年前。

　　我们还发现，不同的地域生长出不同类型的强势。在一些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县区，山高皇帝远，多是土皇帝似的作威作福、无法无天。如原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派警察进京抓记者。而在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地区和中心城市，社会文明程度高，公民权利意识崛起，则更多表现为仇和式的“以人治推动法制，以专制推动民主”。如江苏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对针对加班太多提意见的干部说“我每天10个小时，你们要工作16个小时。不想干就走”之类。前者往往在一边倒的抨击声中灰头土脸、丢盔弃甲；后者则有褒有贬，一些做法在争议中改进，并在更大层面上得到推广。

　　在网络上的争议中，县委书记们无疑处于弱势。根据媒体调查，县委书记和宣传部长是当前最怕网络的两个群体。有县委书记深感委屈，“现在网络上有一种不良现象，党政干部尤其是县委书记只要有一点不妥，哪怕这只是谣传的，就可能被网民群起攻之，无限放大，让人受不了。”当然，网络上不乏夸张偏激、断章取义之语，也多求全责备、纸上谈兵之言，不过，相对现实中县委书记过于强势的地位和监督无力的现状，有争议实在是一件好事。因此有评论一针见血，“(县委书记)现实中太强势也许才觉网上‘弱势’”。

　　被争议不见得是坏事

　　开争议县委书记风气之先的，当属当年的沭阳县委书记仇和；他也是目前走得最远的争议县委书记。

　　仇和为后来的县委书记们立下了一个标尺，虽然后来者不一定能达到他的高度，但他试出了新时期官场能承受的温度——低调行事固然是传统，但被争议也不一定是坏事，关键是看办不办得成事。

　　同样的例证是江苏省盱眙县原县委书记王友富。2004年，《焦点访谈》以《谁为“龙虾节”买单？》为题，对当地“斥巨资搞摊派”、“办节求虚名”的现象进行了曝光。但王并不因中央媒体的质疑而放弃自己的做法，也没有因为争议被罢官，相反因其招商引资业绩突出，很快得到晋升。

　　“对改革探索中出现的失误和曲折，要多帮助，慎批评；该宽容的要宽容，让实践来做结论。”这句话出自原江苏省委的一位主要领导之口，后被广泛引用，这或许亦可解释江苏多出争议书记的原因。

　　不过，对县委书记们来说，还是选择尽量避免争议。被媒体冠以“高调县委书记”的王天琦就认为，“我很喜欢高调的人，高调的人一定是有本事的人。高调不坏，问题是在中国，有时候高调风险太大。我们有许多成本没必要付出。”

　　其实当今中国，无论是社会还是官场，都相当宽容。只要不触及高压线，一个县委书记很少因几句简单争议就怎么怎么了。像西丰张志国这样闹大了被羞答答“下课”的特例，过段时间也又静悄悄地复出了，当然这又引起了一番争议。

　　这也说明，关于县委书记的众多争议，特别是发展中产生的一些争议，民间视角和官场的视角并不相同。民间评价多从价值观念入手，理念高标准；而体制内着眼于“实绩成效”，发展才是硬道理。比如仇和在昆明号召的“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与广东提倡的“只要法律政策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允许并且支持大家去干去试去闯”，异曲同工。

　　正视我国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的现实，一个地区在民主、法治条件还没有完善成熟的情况下加快发展，有一些出格之举，实属正常；能够公开争议，堪称进步。因此我们看到，被争议的县委书记们，其实也并不太在意，该干嘛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