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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被争议成时代宿命 争议多因强势起

来源:《廉政瞭望》杂志
2010年06月01日10:18

  有的对准施政开炮,有的勇于个性发声;有的关注公权领域,有的着眼个体层面;有的被认为太超前,有的又被指责是倒退……

  争议声浪越来越高涨,他们的面孔却更加模糊……

  传统与现代的冲击,人治与法治的纠结,个性与身份的牵绊,公权集成与决策独揽的融合,造就了他们——

  那些被争议的县委书记

  ■文/本刊记者 周丽萍

  今年以来,关于县委书记的新闻,一波接一波,一浪高一浪。

  先有重庆忠县县委书记朱晞颜客串电视剧,被网友质疑不务正业;再有江苏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推行政府为公民诚信评级,引发公权力是否越界之争;接着湖南省双牌县县委书记郑柏顺因不满一政协委员的会上发言,一怒将其免职;还有因十七大归来受到数十里“夹道欢迎”一举成名的江苏邳州(县级市)市委书记李连玉低调去职后,当地的争议依然不休……

  县委书记为何如此多“焦”,引万千民众竞戳腰?

  被争议是时代的宿命

  对县委书记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从到中央党校培训的密集程度,到专门出台《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从省管县的进度加速,到“重用”副厅级县委书记,表明县委书记们的地位在我国政治权力架构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从某些地区县委书记的密集落马,到被认为是官场最高危的岗位之一;从经常被卷进舆论激流的漩涡中心,到网络中几乎一边倒的负面新闻,表明县委书记们的形象正处在其社会角色前所未有的尴尬和低谷。

  现在,一个县委书记的权力有多大?专家说,除了军事、外交、国防外,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一样。他们主政一方,系一方发展兴衰;他们“说一不二”,掌握着当地最高话语权;某种意义上,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让人质疑一个县委书记的权力边界在哪里。

  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则是,他们处于政府竞争程度最激烈的层级,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们面对当下最直接、最纠结、最突出的利益矛盾冲突,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地方之间的发展竞赛、社会稳定的巨大压力、民生问题的严峻挑战,哪一项不都是千钧压顶?

  对县委书记们来说,不论出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责任,还是出于个人政治前景的考量,守摊子没有出路,走老路没有前途,惟有闯出一条新路,杀出一条血路,才有可能突出重围,脱颖而出。正如一位县委书记所言,“我们直接在这种竞争性的体制下生存和发展,是关键群体。无论是从当地发展还是从个人成长来看,我们都没有其他选择。”

  因此区县一级,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政治最活跃的地带,成为各类改革的试验田;而被争议的,很多都是有能力、有想法、有个性的县委书记。他们思想活跃,敢为人先,作风泼辣,雷厉风行;但摸着石头过河的风险,缺乏制约的权力运行,使得创新与试错相伴相生,探索和争议一路随行。

  今日不同于往日的是,30年前提倡“不争论”,只管摸着石头走路;而如今言路已开,民众越来越习惯于从民主和权利的视角来观察分析事物,自然对政府施政有更高的期待和标准,会对一些可能过去寻常但现在不合时宜的做法产生质疑和争议。媒体时代的来临,则让这种争议被扩散、被聚焦、被放大。

  可以说,没有风生水起的网络舆论,县委书记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动辄被“架在火上烤”。过去若对一个县委书记言行存在意见,除了腹诽,就只有小道流传,断无公开争议的可能。但自从有了信息透明无边界的网络后,县委书记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便被“晒”到舆论的审判平台上,任千夫指、万人说。

  或许,这是一个时代的宿命。往后退一个时代,没有争议产生的土壤;向前进一个时代,真正的法治社会,也就没有这么多争议的种子。

  争议多因强势起

  我们发现,众多被争议的县委书记,多表现张扬,以致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流行词——强势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的强势,是其独特的地位决定的。对上,县域事务相对独立;对下,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在班子中,可以一锤定音,“书记跟县长就是不一样”。宏观微观都能够定,大事小事都可以抓,可以针对县里的任何事、任何人说了算,又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可以说,目前县委书记这个位子,强势天成。

  客观上说,现在县委书记们想干事、想干成事,强势不可少也不能少。改革步入深水区,发展进入转型期,任何改革创新,既是对旧观念旧框框的束缚,也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必然面临着种种障碍和阻力,承受着有形无形的压力,当政者没有足够的意志和斗志,没有强有力的办法和举措,推动不了,也发展不了。比如,对吏治的整顿,对社会环境的治理,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没有强势的推动,甚至是铁腕的办法,就不可能成功。

  但强势是个中性词,可能办好事,也可能办坏事。现在被争议的,多为一些县委书记的“霸道语录”,或铁腕强权的做法。比如湖南省望城县县委书记王武亮酒后驾车,被制止后殴打交警并狂言:“我是县委书记,是一把手,老子不怕!”再有就像山西方山县委书记张国彪强制关闭县城全部网吧这样的“一刀切”。

  这两种强势表现,都与民主、权利的时代潮流相悖,却不可相提并论。前者是在过度享受权力的快感,后者则出于强烈的干事欲望。前者从本质上说,是权力的傲慢和张狂,开的是历史倒车;而后者体现的是人治与法治的冲突,是前进中的磕磕碰碰。但两者又都是过去体制中残留下来的缺陷产物:不再有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大脑,权力却依然惟我独尊;即使经历过民主理念的熏陶,还是习惯于对权力的迷信。虽然现在人人都能将权利、民主朗朗上口,但几千年历史的人治传统仍然根深蒂固。中国用30年走完西方200年,但中国人一半的思维还停留在200年前。

  我们还发现,不同的地域生长出不同类型的强势。在一些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县区,山高皇帝远,多是土皇帝似的作威作福、无法无天。如原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派警察进京抓记者。而在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地区和中心城市,社会文明程度高,公民权利意识崛起,则更多表现为仇和式的“以人治推动法制,以专制推动民主”。如江苏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对针对加班太多提意见的干部说“我每天10个小时,你们要工作16个小时。不想干就走”之类。前者往往在一边倒的抨击声中灰头土脸、丢盔弃甲;后者则有褒有贬,一些做法在争议中改进,并在更大层面上得到推广。

  在网络上的争议中,县委书记们无疑处于弱势。根据媒体调查,县委书记和宣传部长是当前最怕网络的两个群体。有县委书记深感委屈,“现在网络上有一种不良现象,党政干部尤其是县委书记只要有一点不妥,哪怕这只是谣传的,就可能被网民群起攻之,无限放大,让人受不了。”当然,网络上不乏夸张偏激、断章取义之语,也多求全责备、纸上谈兵之言,不过,相对现实中县委书记过于强势的地位和监督无力的现状,有争议实在是一件好事。因此有评论一针见血,“(县委书记)现实中太强势也许才觉网上‘弱势’”。

  被争议不见得是坏事

  开争议县委书记风气之先的,当属当年的沭阳县委书记仇和;他也是目前走得最远的争议县委书记。

  仇和为后来的县委书记们立下了一个标尺,虽然后来者不一定能达到他的高度,但他试出了新时期官场能承受的温度——低调行事固然是传统,但被争议也不一定是坏事,关键是看办不办得成事。

  同样的例证是江苏省盱眙县原县委书记王友富。2004年,《焦点访谈》以《谁为“龙虾节”买单?》为题,对当地“斥巨资搞摊派”、“办节求虚名”的现象进行了曝光。但王并不因中央媒体的质疑而放弃自己的做法,也没有因为争议被罢官,相反因其招商引资业绩突出,很快得到晋升。

  “对改革探索中出现的失误和曲折,要多帮助,慎批评;该宽容的要宽容,让实践来做结论。”这句话出自原江苏省委的一位主要领导之口,后被广泛引用,这或许亦可解释江苏多出争议书记的原因。

  不过,对县委书记们来说,还是选择尽量避免争议。被媒体冠以“高调县委书记”的王天琦就认为,“我很喜欢高调的人,高调的人一定是有本事的人。高调不坏,问题是在中国,有时候高调风险太大。我们有许多成本没必要付出。”

  其实当今中国,无论是社会还是官场,都相当宽容。只要不触及高压线,一个县委书记很少因几句简单争议就怎么怎么了。像西丰张志国这样闹大了被羞答答“下课”的特例,过段时间也又静悄悄地复出了,当然这又引起了一番争议。

  这也说明,关于县委书记的众多争议,特别是发展中产生的一些争议,民间视角和官场的视角并不相同。民间评价多从价值观念入手,理念高标准;而体制内着眼于“实绩成效”,发展才是硬道理。比如仇和在昆明号召的“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与广东提倡的“只要法律政策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允许并且支持大家去干去试去闯”,异曲同工。

  正视我国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的现实,一个地区在民主、法治条件还没有完善成熟的情况下加快发展,有一些出格之举,实属正常;能够公开争议,堪称进步。因此我们看到,被争议的县委书记们,其实也并不太在意,该干嘛干嘛。

(责任编辑: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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