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明代大儒王徵墓“被拆迁” 妨碍高速路建设

　　明代大儒、与徐光启齐名、号称中国“第一位机械工程学家”的王徵，是陕西三原人。尽管其墓冢名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滚滚洪流，也成了“被拆迁”的对象。

　　“俺对不起老祖宗。”王可举说。“老祖宗”，这3个字对王可举来说并不只是一个面目模糊的名词。在位于泾阳县鲁桥镇尖担王村的老宅子里，“老祖宗”的画像就挂在墙上。那是一个穿着明朝官服、留长须、面带微笑的男子。“老祖宗”叫王徵。明朝万历年间进士，关西名儒。尤为特别的是，他是和利玛窦、徐光启同时代的科学家、中国第一批天主教徒。历史学家邵力子把他和徐光启并称为“南徐北王”。

　　近400年前，这位气质独特的中国儒生，怀抱救人救世的忧思，写《畏天爱人极论》，译《远西奇器图说》，与法国传教士合编《西儒耳目资叙》。按史学家陈垣等人的说法，王徵身上有不少“第一”，如：“第一位中国人习拉丁文者”、“中国第一位有功于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拼音者”、“中国第一位机械工程学家”等。

　　王徵于公元1644年去世，葬在家乡附近的辘辘把塬上。其身后数百年，香火不断，后代衍生成一个千余人的村庄，即今日的尖担王村。而61岁的王可举，是王徵的十二世孙。“老祖宗”当年肯定想不到，自己精心选址的坟墓，在366年后的今天，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滚滚洪流，成了“被拆迁”的对象。

　　王可举的焦虑和烦恼也由此而来：“我家老祖宗的坟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咋说毁就毁了呢？”

　　真墓遭“拆迁”假墓得保护

　　站在辘辘把塬上西铜高速公路复线的施工地，远远看去，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徵墓如今就像一座孤岛。

　　它周围的黄土几乎都被铲平了，只剩下它孤零零地矗立，墓体已完全暴露，有10米左右高。脚下就是即将穿墓而过的西铜高速公路路基。

　　6月10日这天，太阳毒辣，王可举从墓的侧坡爬上去。从上面俯瞰，可看见墓葬已被“开膛破肚”。王徵的墓周围，其三座儿孙的墓，已完全挖开，棺椁已暴露。王徵本人的墓已挖到了墓室门口。

　　王可举是在去年的5月14日突然听别人说有人在他家祖坟上挖掘的。他匆匆赶去，询问得知是省考古研究院考古队在挖掘，说因为西铜复线要从这里穿过，所以对古墓进行勘探。“这是俺家老祖先王徵的坟墓。”王可举说。

　　可对方显然不相信。“王徵墓不是在那边吗？”挖掘的人指指旁边的一个土堆。

　　王可举哭笑不得。“那不是真的王徵墓，这才是真的。俺祖先的墓，有18亩地，共4座坟。”“你有啥证据？”

　　的确，旁边那座大“墓”，有直径十多米的封土，那是三原县政府当年报请省文物局认定的王徵墓。不像这边，只是一片平地。至于“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则立在距离数十米之外的大路边。“那是人家随便指的……我家几百年上坟都在这里……”王可举觉得自己很难说清这件事。

　　王可举回忆，那是1990年，当时全省普查文物，三原县文物局派人来确认王徵墓。因为王徵墓前的封土、石碑等在上世纪50年代修水利设施时被毁，所以来人一时找不到，就问了附近村庄的一个老头，老头随便指了一下，实际上离真正的王徵墓有近80米远。此后，三原县文物局堆起了封土，这就是外人所见到的“王徵墓”。王可举说，他还曾去问这个老人为什么指错了。老人说：“瓜娃，我故意那样说的，怕人来盗你祖先墓啊。”

　　1992年，陕西省政府公布王徵墓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立了保护碑。

　　2009年，西铜高速公路复线开工。从辘辘把塬上穿过的这段公路，是包茂线在陕境内的重要路段，也是贯通全省南北中轴线上的重要路段。按照相关法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受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委托，对工程沿线进行考古调查。

　　根据省文物局《关于西铜高速公路建设工程中三原县官道墓的相关情况的意见》披露，在考古调查之后，文物部门建议，工程穿越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明代王徵墓，建议避让。此后，公路设计单位根据这个要求，设计线路，避开了“王徵墓”。

　　可是阴差阳错，当时避开的“王徵墓”只是个土堆，真正的王徵墓就在旁边，却被设计进了公路中间。但负责考古调查和其后挖掘的省文物部门并不清楚这个情况。

　　当王可举赶来阻拦时，文物部门正在把他家一直祭拜的祖坟当做附近“古墓”群中的一个，进行勘探挖掘。

　　王可举说自己先后找了三原县文物局、省高速集团、交通厅等。交通部门说，如果文物部门考察出文物，我们就搬迁。他找到省文物局，省文物局的人告诉说，这段公路已避开了王徵墓。

　　“口说无凭”，文物部门表示还要继续挖掘。但此后，因为王可举和村民的阻拦，勘探暂时停止。而西铜高速公路K45+300段的建设施工也不得不暂时停止。

　　在和文物部门以及施工单位的一段交涉和“谈判”后，今年4月，文物部门的勘探继续进行，到4月23日，王徵的墓志铭被挖了出来。

　　“一般的墓志铭都在墓室里。没想到那天挖到墓道头，墓志铭就出来了。”王可举回忆。那天，他和几个族人一直守在跟前。“看到墓志铭了，很激动，清清楚楚表明这就是王徵墓。也证明族谱和一些历史记载完全是对的。”王可举说。

　　墓志铭出来了。考古队的人没再继续挖掘，撤了。

　　过了几天，王可举发现，旁边的那个大坟头不知被谁悄悄地平掉了。

　　老祖宗坟里的文物归国家？

　　6月4日这天，王可举和几个族人费劲地翻起路边的一块石碑，抹去尘土，碑的正面写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字样。自从开始修路，石碑就被推倒在路边了。

　　王可举想不通，王徵墓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怎么稀里糊涂就成了“被拆迁对象”呢？

　　事实上，这位著名的中国古代科学家、对“中西会通”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的墓葬，如今已经成为高速公路进展的一个障碍。西铜高速公路扩建项目管理处的赵科长抱怨着：“这段工程早就该完工的，因为这个墓，一直到现在还拖着。”

　　据他说，每次这样的重大工程，都会委托文物部门进行沿线文物勘探，根据法律，尽量避让，避让不开的，也依据法律规定迁移。没想到这次遇到这种情况。

　　今年4月15日，王可举等族人和急于复工的公路方面达成协议。公路方面给付王徵后人共23万元，用于迁葬费用。这些费用，由王可举和另一位族人管理。因为王徵墓要迁看来已不可避免，王家族人想把墓迁回尖担王村。因为王徵的父母亲，以及王徵之前祖先的坟都在村里，而且到现在还有石碑等。

　　王家人已经在村里找好了地方。那是村里废弃的一所小学后院。他们甚至已经挖好了墓穴，做好了11口棺材，打算把王徵墓和王徵儿孙墓里的老祖宗都搬迁回来。

　　但目前这只是王可举和族人的一厢情愿。文物部门表示，要迁葬，也要等所有的考古发掘完毕。而且告知王可举等人，根据国家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古墓葬属于国家，墓葬里的文物也属于国家。

　　而王可举则认为，属于国家的应该是无主的文物，而自己家的祖坟到现在还有后人，老祖先坟里的文物，自然应该由后人来继承。“墓里的文物我们不管，至少棺材里的文物，那是我们老祖先的，应该是我们的吧。”

　　王可举认为，如果棺材里有文物，应该交由王氏族人，哪怕再捐给国家。他们也想过做一个展览室，让后人了解王徵、怀念王徵。

　　但省文物局文物处处长赵强则认为，文物保护法里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所以王徴墓中的文物肯定是属于国家的，其实并不存在争议。

　　“孔子的后人不能说孔庙就是他家的。秦始皇陵如果有人来说是他们老祖先的，那怎么办？年代已经那么久远的文物，是属于国家的。这和继承法没有关系。”他说。“关于挖掘和调查，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法律程序来做的。”赵强说。至于为什么当时认为旁边的土堆才是王徴墓，他说，因为这是当时三原县政府确定的王徴墓，作为文物部门，只能按照政府提供的保护区域来保护。

　　对于王家人提出的迁葬问题，赵处长说曾建议公路部门对王家予以补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挖掘完毕后，遗骨我们可以考虑给他们安葬祭奠，但文物肯定是属于国家的。”

　　因为围绕其中一些问题，双方僵持不下。挖掘暂时停着，工程也暂时停下来了。事实上，涉及到的几方都很焦虑。

　　打开的墓不能总是这样拖延着啊。王可举和族人商议，在墓旁搭起了彩条布棚，安排了3个人，24小时轮流着看守坟墓。一来要防盗墓贼；二来事情没结果，害怕人家采取强制措施。

　　还真有盗墓贼来。冬天时，他们发现有人在墓旁打了个很深的洞。

　　文物局也不敢掉以轻心，也在墓旁边搭了个小棚，由两名考古人员守着。6月4日，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对来访者说，估计这墓里也没有文物了，周围都有盗洞。“事实上古墓葬挖掘后就结束了，挖掘是一个解剖过程，挖掘完就消失了。下一步有可能这个文物点就消除了。具体怎么做，现在我们在请示上级做决定。“赵强说。

　　而这是王可举和家人难以接受的。他们的心愿是老祖宗王徵的墓能真正得到保护，哪怕要拆迁，也要最终得到安置，能让后人有一个可以凭吊纪念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地方。

　　“把村庄的文化根脉留下来”

　　2009年春天，王可举家的老宅子被咸阳市考古单位认定为是王徵故居，并确定为重大考古发现。当时，王可举还写了篇祭文。祭文中，他对这位对国家、民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祖先表达了景仰和怀念之情。

　　读书不多的王可举热爱文化，近年来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收集王徵的资料上。在他看来，这不仅是祖先绵延数百年的荣耀，也是家族的文化根脉。

　　王徵墓被挖掘后，王可举四处奔走反映，他说，要给老先人一个说法。

　　而反映问题的过程中，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要证明你是王徵后人，拿证据来。他说，在一次“谈判”中，对方让他拿出血缘证明，“那不就是做DNA嘛。”

　　虽然每年清明上坟，从小跟着爷爷、父亲上坟，还记得幼年时祖宗坟头的石案。可这些能说明什么呢？王可举只得拿出家谱。这本发黄的家谱上，表明修谱的时间是清代，王徵是家谱上的五世祖。“家谱幸亏‘文革’时被西北大学的李之勤教授借走了，才得以保存。要留在家里，肯定都毁了。”王可举说。这本2005年才回到王可举手中的总家谱，再加上小家谱，使王家的传承根系分明，清清楚楚。

　　也许，让王可举纠结和焦虑的，还有村庄文化根脉的日渐式微。

　　泾阳一带，自古是关中文化根脉所系的地方。尖担王村，是一个典型的关中村庄，也是一个尚有丝丝文化根脉的地方。

　　王可举的家，是一处虽不复往日气势，但仍有遗韵的明朝老宅，已被认定为王徵故居。当年的高屋大院，如今只剩下两边的厢房，滴水檐下的石板青油油的。大门口，断石残垣，散乱堆放着祖先的石碑以及雕花的石蹬。

　　屋檐下，有两块完整的石匾，一边是“君子乡”，一边是“鸣珂里”。这是旧时村庄城门两侧的石匾。据考证是王徵的手迹。

　　王可举还记得被拆之前的村庄土城墙，那是明代的，1965年时被拆。“父亲在世时，这两块石匾让人拉去盖红苕窖了，我给了人家100元，拉了回来。那人说，既然是先人留下来的东西，就存下来。”他说。

　　王可举还记得，家里的老宅，主体曾是高大的窑楼，明朝建筑，雕梁画栋，很漂亮。文革快开始时，父亲主动把祖屋拆了。“房是招牌田是累”，怕被定为富农的父亲，因为拆了房，才被定成了中农。

　　至今，王可举记得父亲的后悔，也记得父亲的无奈。

　　1996年，王可举在家中迎接了一个客人，他就是老将军张震。1936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在这里整修，时任团长的张震曾在王家住了8个月。“那次他一下车，就说，60年了！进了厢房，说，我住这儿，警卫员住那儿。老人来时，拿的地址还是鲁桥庙南河西王家堡东门里。只是如今庙被拆了，城门也早不见了。”王可举回忆。

　　如今，对经历过文化浩劫，又经历了经济大潮的尖担王村来说，文化的根脉还是顽强地存在着。王可举家对面，一户人家门口还放着一对精美的雕花石蹬。村子旁边的田野里，麦收后的地里还散落着一些石碑。那是王家祖先的石碑，上面的碑刻精美。“原来，老祖先坟上的石门、石羊都全着呢，小时候我们也在那儿玩。现在就剩下一片地了。”王可举有些惆怅。

　　3年前，王可举和族人商议着，成立了一个王氏宗族事务管理委员会。他们想给王氏家族修个祠堂，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把祖先的墓碑迁了回来。这个墓碑是2008年找回来的，已断成两截，一截盖水渠，一截在三原县一户农民家当踏脚石。

　　在老宅子里，王徵的画像被供在主要位置。在“明代科学家王徵”的一个资料旁，挂着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那是王可举的父亲写的。

　　多年来，每逢清明、年节，王家人都要去祭拜祖先，缅怀先祖。今年，坟被挖了，他们依然去祭奠，还放了炮。“这是我们的根，祖先留给我们的骄傲。我们希望这些文化的根脉能留下来。”王可举说。

　　王徵其人

　　无论身后事多么纷纷扰扰，王徴注定是陕西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

　　一直关注和研究王徴的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丁瑞中认为，王徵这个历史传奇人物，是明清之际中西会通的重要历史人物。他的名气没有徐光启那么大，可能一是因为他做官时间不长，共3年多时间；另一方面，王徴本人虽是明朝死节的忠臣，也是天主教徒，而清朝时对传教行为开始严查，王家刻意低调，也有一定的关系。

　　王徵是中国封建社会典型的儒生士子。他仕途坎坷，自从24岁中了举人，此后“十上公车”，一直不中。直到万历年间中了进士，已经是52岁的年纪。此时的他，在乡间已有盛名，人人闻之庆贺。

　　中进士后的王徵赴任直隶广平府推官，不到一年，父亲去世，回家丁忧三年。再去扬州上任，不到一年，继母去世，又回家守孝。等到孝满，被好友推荐监辽海军务，不料部下叛乱，好友被处刑，王徵后遇赦返家，已是60多岁。

　　此后的王徵，再也无意官场。虽然他在任时，名声清隆。

　　他在直隶做官时，办案严明，不偏袒权贵，也不冤枉好人，曾写下对联自警：“头上青天，在在明威真可畏；眼前赤子，人人痛痒总相关”。

　　在扬州时，魏忠贤权倾朝野，当地长官要为其建生祠，他竭力阻止未果。建成后，只有他和同乡拒绝去朝拜。时人赞其劲节，被称为“关西二劲”。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却并不迂腐。早年便对技术感兴趣。曾经设计农民用于灌溉的“鹤饮”、自转磨、代耕、轮壶等水利工具和农具，著有《两器略》、《远西奇器图说》等书，都是关于机械工程的。他在科技方面的贡献，使他无愧于科学家的称号。

　　王徵一生最为传奇的，还在于他是第一批中国的天主教徒。他进京赶考时，认识了当时的名士李之藻等人，其时利玛窦到中国传教，李之藻与其交好。很可能王徵和利玛窦等人都有交集。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是他的好友。大约在40多岁时，他受洗成为一名天主教徒，教名斐力伯。

　　王徴所处的历史时代，正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历史关键时期，当时，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成功，影响了一批中国士大夫。同时他也把中国文化带回西方。王徵有着坚定的天主教信仰，曾著成《畏天爱人极论》，阐述天主教思想。身为儒家的他，曾因无子被家人逼迫纳妾，写下情真意切的忏悔文。台湾学者黄一农在 《两头蛇——— 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书中，对王徴有专节描述。为完成此书，黄一农还曾亲赴王可举家访问。

　　据丁瑞中介绍，更为可贵的是，今天我们使用的汉语拼音，王徵是其中重要的推动者。当时，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言语不通，遂著有《西人耳目资》，就是说语言就像人的耳目一样，这本书正是一本字典。王徵资助其刊印，并在其中进行了大量的校对、修改等工作。王徵归乡后，在家乡建教堂，进行赈灾、防盗等慈善事业，还曾在泾阳设天文台——— 景天台。这个天文台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被拆除。

　　公元1643年，李自成攻陷西安，请王徵做官。王徵手题墓门之石，按剑等候来使，欲拒绝不成就自杀明志。不久，崇祯皇帝自杀。王徵绝食七日而死。死后，因一生操守，被称为端节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