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一群学生在广州出国留学展上咨询校方代表。 《南都周刊》供图 |
国内涌现“幼童留学潮”
百万考生今年放弃高考,超过两成为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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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就在中国高考生、中考生期盼“金榜题名”时,越来越多的高中、初中生加入了“弃考一族”。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高考弃考人数达到84万,而今年预测弃考人数接近100万。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达21.1%。此外,今年中国低龄学生出国留学人数也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峰。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中国新富甚至普通家庭,依旧宁愿花费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送孩子走出国门接受国外的教育。个中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对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甚至对中国的大学失去了信心。
弃考留学蔚然成风
2009年,84万高考生弃考,而今年,这个数据可能突破百万。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中,放弃国内中高考转而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正以20%的速度增加,弃考留学蔚然成风。
84万人的数据,得之于这样的减法:2009年我国有83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中报名参加高考的为750万人。今年,弃考人数更可能突破百万。
6月中旬,高考成绩公布后,坊间对广州没出高考状元的另类解释为,“状元出国了”。同时,人们也不时听闻重庆等地个别学校,整班几十名学生同时出国上大学的消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的公办重点高中,放弃国内高考转而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数量在增加。上海市教委国际交流处发布的留学调查报告显示:出国留学生当中,15岁到18岁占了近三成。
其实,中国第一批清朝留学生就可称是低龄留学。这些娃娃肩担洋务派“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与中国”的期许,在当时的舆论看来却更像是一桩赴蛮夷之邦的苦差。如今,出国留学已是人人欲得之的香饽饽,从公派转为个人行为,更有父母不惜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接受世界名校的教育。
新东方教育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赴英美加澳读本科的学生数量持续增长,占到了所有出国留学人员的五成。而自3年前美国高中教育对中国学生开放始,低龄学生出国留学达到近年来的顶峰。
综合上海、北京、广东三地多家留学中介的数据,高中毕业参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学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一成多。
高二至高三是学生流失高峰期
7月,参加完高考的学生正焦灼地等待录取通知书,而高二学生则要为“文科还是理科”的选择挣扎。上海四大名校之一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高二的11个班级,在这个暑假过后,将被分成两个预录取班和9个平行班,再以高考加试科目的不同,划分为物理、化学、历史、政治等班级。
从那一刻起,同学们就将与大学的专业录取、未来的职业取向乃至人生规划对号入座。“也正是在这个时段,高二下学期,到高三上学期,是学生流失的高峰。”复旦附中教务处的徐老师说。
铁了心要出国读本科的高二学生寇睿琦还在寝室里和同学们准备一场考试,虽然作为分班依据的此次考试结果,不会影响到她的高考起点,但这个女孩暗自较劲着“平均绩点”。申请高三赴美国高中交流学习,意味着由每一次平时考试牵动的平均绩点上下,都会关系到国外录取考官对她的评价。
寇睿琦的书架已经收拾干净,案头唯留一本美国大学入学考试词汇。在同一栋寝室楼里,有几张宿位已腾出了近一周。寇睿琦的几位同学干脆选择了休学,踏上各自的出国求学之路。陈之问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投考方向是英国牛津大学。
据陈的班主任胡小群介绍:今年班上45名学生中,已有4人先后休学,放弃高考准备留学国外。而这一比例在年级中约占20%。
校方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放开高中生留学以后,复旦附中每年有四五十名学生最终被世界排名前50的国外高校录取。近5年来,每年都有10%左右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不报名参加高考。这一数据比上海市的平均比例高出了近3倍。
“留学要趁早,高中刚刚好”
寇睿琦的小学、初中阶段教育是在河南完成的,为了投考上海“四大中学名校”之一的复旦附中,她早早就当上了“考试移民”。
“如果不是来到复旦附中,我恐怕不会有出国读书的念头。”寇睿琦说。这两年间,学前课后,常有国外的名牌高校前来设摊宣讲。
在7月3日落幕的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上,来自国外高校、留学中介和语言培训机构的招生人员,几乎言必称“留学要趁早,高中刚刚好”。
新东方在北美的独家代理机构、美国波士顿教育集团一位副总裁解释说,以他们运作韩国学生赴美12年的经验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中国留学生的低龄化倾向不可逆转,将由目前的本科、硕士为主扩展到中学阶段。
而一些及早行动的父母,更是四处打听出国读小学、初中的情况。新加坡因为相对低廉的价格(学费每年1万元人民币),贴近华人社会的严格管理和毕业后充沛的工作机会,成为很多小学生出国第一站。
几乎是中高考成绩公布的同时,打着各种旗号的留学教育展就在全国各地铺开。新东方专为高中生出国开设的“美加留学直通车”班,上海的200多个名额早在6月底就遭“扑空”,更多人则选择参加美国“高考”SAT培训班或者托福、雅思等出国必考的语言类考试培训。
该校国外考试部主任王文山称:“今年来参加出国考试培训的学生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大多数孩子高一就来上SAT班了,而初中参加托福考试班的也不少。”
提早休息在家的陈之问,天天在QQ上挂着,签名档即是“极度讨厌雅思”。对于像她、寇睿琦等有志留学的中学生来说,高二的暑假是出国前语言通关的最佳时机。
由温州移居上海的王女士和丈夫二人在“巡回展”上钻进钻出,为刚参加完中考的女儿未雨绸缪起来。“小姑娘考个211重点应该没问题,但我们想可以进国外的名校,为什么要进国内的大学?”
中学校长慨叹留不住尖子生
目前,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复旦附中、格致中学等重点中学的出国留学比例已逼近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出国“分流”,成了又一脉主要的学生流向。
“剑桥中心”等社会办学的留学培训力量,加入到对优秀生源的争夺当中。以上海实验学校剑桥中心为例,一年级新生入学标准,只比去年的上海中考市重点线低5~10分。
准备留学的低龄学生在常规教育以外,可选择的模式包括:“留学直通车”、国际学校和实验双语学校。
“留学直通车”,多是由办学机构与加拿大、澳洲的大学挂钩,以保证学生升学率,但这些高校的排名一般难以进入世界前50名的行列。国际学校,则按照教育部规定,只能接收非中国国籍学生。号称以英国著名贵族学校伊顿公学为模板的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耀华国际教育学校等针对中国本土学生的国际化教育机构,开始显山露水。
“公立学校目前在这一领域内,只能是望洋兴叹。”吴小新校长感慨道。
在复旦附中的校园内,一枝月桂树便阻隔开了国内部和国际部的教学方式。小班制教育的国际部讨论课上,国际学生为了净化汽车尾气的排放方案轮番登台,而寒窗苦读的应考生们则纠结于机关算尽的模拟试题。树下,能听到楼内操着多国语言的国际学生嬉闹奔跑;抬头,却望不到他们黑板上轻松开放的讲解。
吴小新校长无奈地说:“像我们这样搞精英教育的学校,早就提出学生需要差异化培养。教育改革的本质也就是让课程能适应每一个孩子,让孩子能选择课程。但是,IB多好的一套课程,就因为历史课本对朝鲜战争的解读角度问题,公立学校一直没有获批使用。我们也只能把尖子学生往外推。”
“像A Level这样的大中学衔接课程,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大学阶段所要求的学习习惯。而我们的高等教育本身就是让人失望的。”上海实验中学剑桥教育中心主任章良如是说。
人才流失无可避免?
参照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3年后,国际教育机构将被允许进入中国市场,国内的办学力量必须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如果教育质量不能得到提高,那么人才流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无可避免。
芝加哥大学的全美民意调查中心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美国2009年培养的研究型博士,本科毕业于清华最多,其次是北大,第三位才是美国本土的加州伯克利大学。
无怪有人如此换算: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以前,国外的学校来我们学校招生,我们都是看在面子上,给他们两个尖子,帮他们拉拉生源。2003级送往Cambridge Tutors College的学生就属此类。但现在人才流失,已经越来越低龄化。”吴小新说。
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而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
陈之问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分别从事材料和机电方面的研究。她选择牛津建筑系为方向,最初也有平衡父亲的理工科偏好和母亲的文化爱好之意。
陈之问坦言:“父母从小学开始就希望我能去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而上海实验中学剑桥教育中心主任章良接触到一半以上的低龄留学生,父母多是外企高管、国有事业单位领导、公务员。“很多父母本身就在国外取得了硕士、博士文凭,他们从自身的留学经验出发,希望更早把孩子送出国,更早融入国外的教育体系。而并不是谋求将来的经济回报。”
吴小新校长分析道:“目前接受留学教育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正当四十上下,不少人赶上上世纪90年代初的移民潮。因为长期旅居国外却很难获得文化认同,更让他们意识到对孩子的教育,要系统地接受和学习国际化的思维方式。”这批家长现在有不少已返回国内,等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再选择海外陪读。
弃考留学生的跨地域流动也蔚然成风,目前上海的留学培训学校中,约有一半为外地生源。“这固然有外地高考压力更大的原因,但是国外优势的教育资源才是吸引力的根本。”章良说。 《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