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都周刊
在结构条件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弃考行为充其量不过是“用脚投票”的逃避，是一种不平等结构再生产的共谋。
正值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来临之际，重庆上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大多数来自农村）因“就业难”、“家庭贫困”等因素放弃高考的报道引起了众多反响。而近日又有全国很多省份高考报名人数下降的消息（现象背后的人口因素有待撇清），更令这个问题成为热点。
对于弃考行为，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惋惜者有之，反思者亦有之。其中一种态度略带批判性，认为这是“底层理性”的体现，为这些学生们对现行教育体制表现出一种拒斥的态度叫好。
然而，社会分层结构的再生产和支配与抗争的逻辑并非如此简单，显然不能简单用经济学上的机会成本或理性选择的解释来完全涵盖，现象本身仍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想想看，为什么所谓（新）“读书无用论”发源于农村并且主要在农村地区流行？
现代社会是一个文凭社会，教育程度是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在社会的流动与分层过程中，教育起着关键的作用。尽管连续多年的跃进式大学扩招一定程度上导致教育资本因“通胀”而呈现一种贬值的趋势，然而各种研究都表明，随着市场转型，总体来讲人力资本的回报越来越显著，“臭老九”、“脑体倒挂”只是暂时的现象。
教育体制既是一种促进社会流动、维护社会公平的渠道，也是一种维续社会不平等结构再生产的机制。这取决于从什么角度看，也取决于整体的制度环境。虽然总体而言现代社会结构呈现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趋势，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自致性因素较之于性别、种族、出身等先赋性因素的重要性上升，然而由于异质性的存在，以及一定制度约束下机会结构和地位获得机制本身就存在不平等，等级结构依然是分层体系的固有特征。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大量著述都意在表明，现代社会中学校就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再生产并使之合法化的重要机制。
英国文化研究者威利斯在《学做工》的书中，以学校民族志的形式向人们列示了通过教育底层社会生产的独特机制：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背景的“小子们”，崇尚“男子汉气概”，处处表现出叛逆的个性，一种“反学校文化”。然而这样做的“意外后果”却是，他们“主动”放弃了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与布迪厄“符号暴力”所揭示的支配逻辑的吊诡相符：被支配者如何作为支配逻辑的共谋，参与了整个支配结构的再生产。
当然，中国的这个问题有其独特性，制度背景也有所不同，比如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平衡，但就行动与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言，则一脉相通。
这里也不是整体上否认当事者弃考而通过其他途径成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目标-手段的越轨类型学来看，如果说接受社会界定的目标，同时也接受合乎制度的手段，是一种对体制顺从的表现，那么接受前者，而不接受后者，则算得上是一种创新行为。正如当年比尔·盖茨从哈佛退学，创办微软一样。
在一个开放多元的常规化社会，成功的标志多元化，获得成功的途径也是多元化的。然而相比之下，在当代中国成功的标准和渠道却仍然是相当单一的。而且，成功毕竟是稀缺的概率事件。
正如学者孙立平指出的，随着市场化转型的深入，资源在经历了改革初期短暂公平化之后重新积聚，生活机会结构发生相应变化，成功的机会反而在相对减少。在机会不公平的前提下赞同弃考，虽然有其一定的现实性，但就像在经济危机期间鼓励缺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经营经验的大学生创业一样，总让人觉得不是那么靠谱。
实际上，对于万人弃考这样的案例，我们必须看到现象背后当事者的无奈，看到“读书无用论”背后的机会不平等的制度性因素，看到所谓“理性选择”的空间之逼仄。弃考以及一系列尤其是农村教育出现的问题所反映出的，恰恰是当前转型过程中社会公平方面出现的问题。城乡二元体制仍然没有打破，相反在某些方面拉大了差距。总理都在担忧，重点高校中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的比例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
因此，即使把弃考看作一种“底层理性”，当下也只是一种“生存理性”而已。对于当前的教育体制，除非出现普遍的对目标和手段的双重拒斥，从而寻求新模式的替代，否则在结构条件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弃考行为充其量不过是“用脚投票”的逃避，是一种不平等结构再生产的共谋。
尽管随着教育深化有所贬值，但大学文凭仍然是这个社会中实现跨越阶层流动的一块敲门砖和基本的通行证。更多农村孩子的弃考，只能加剧城乡的二元差距，降低社会流动性，导致阶层结构的进一步分化与定型。对于草根精英向上流动机会的结构性封闭，后果不堪设想。
教育公平是整个社会公平的基石和底线，然而当前教育领域的问题却越来越凸显，不断触动每个人的神经，比如择校纷争、顶替疑云、加分迷局等等。弃考现象的出现，的确给我们反思和改革当前的教育体制增添了新的理由。（毕然 社会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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