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行性分析”：理论创新的“蓝军”

　　海湾战争以来，美军军事理论研究从“网络中心战”、“基于效果作战”到“快速决定性作战”等等，仿佛进入了一个理论创新的“井喷”期。美军用不断翻新的军事理论，在局部战争中屡屡得手，引起很多国家的关注。但世人往往忽视的一点是，在美军军事理论创新过程中，有一道十分重要的环节——不可行性分析，正是基于此，才促进了美军军事理论在实践中的自我完善和创新发展。

　　不可行性分析是指新理论或新政策出台前，在进行可行性分析的同时，组织另外一批人员对其进行反向分析和论证。美军为应对前苏联在东欧的军事威胁曾提出过多种理论，“空地一体战”理论就是在反向争论中确立的。

　　近年来美军开创了一条“提出理论——作战实验——实兵演练——实战检验”的发展途径，把不可行性分析贯穿始终。为试验数字化部队，美军组织了“沙漠铁锤”、“21世纪特遣队”、“21世纪师”等一系列演习，并组成专家评估小组进行不可行性分析，对数字化部队的杀伤力、生存力和机动力等查找不足，做出量化的论证报告。这种严谨的分析和充分的论证大大促进了美军数字化部队发展。可以说，不可行性分析的重要性、必要性丝毫不亚于可行性分析。

　　不可行性分析有助于发展逆向思维。军事理论创新是新军事变革的灵魂，在各项变革中，思维方式的变革是具有根本性的，往往比一两个创新成果更具决定意义。从可行到不可行，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不可行性分析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跟可行性分析唱反调，对既定方案挑毛病，为决策者泼冷水，因而也被称为逆向思维论证。这种打破常规的思维模式就是针对潜在问题寻求解决方法，在困难和挑战中发现新的机遇，为军事理论创新增强活力。

　　不可行性分析是可行性分析的有益补充。战争是充满对抗和风险的领域，一招不慎，就是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不可行性分析主要着眼于发现隐藏的问题，找出潜在的风险，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将两种分析方式结合进行，能够为决策者提供正反两面的信息，帮助决策者多角度考虑问题，全面权衡利弊得失。可行性如果是充分的，不可行分析不仅无害，还会使理论更富生命力。即使不可行性分析最终不被采用，它仍具有借鉴意义，起到警示作用，有利于减少失误，规避风险。忽略不可行性分析的理论是不完整的理论。如果眼光紧紧盯着“可行性”，带着求证“可行性”目的去研究，就会去找诸多可行的理由，注重搜集、罗列有利因素和积极影响，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因素和负面影响。这样得出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往往读起来句句在理，但实施结果和预想相距甚远。

　　思过创新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可行性研究。失败是成功之母。众所周知，美军十分重视对败仗和失误的反思和总结。每场战争或较大的军事行动结束后，美军都要进行专门评估和分析，寻找战略、战术上的失误，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军事理论。美国的军事院校也一般不讲美军的胜仗，而喜欢拿失败的战例反复研究。这种研究重在分析失利原因，指明什么“不可行”，避免再犯相同错误。越南战争后，美军对“唯武器论”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军事理论创新的价值，开始走上主动设计理论之路。从近几场局部战争看，美军作战理论越来越呈现出“一次性效应”。海湾战争一结束，美军就宣布在这场战争中得到成功运用的“空地一体战”理论已经过时。伊拉克战争是美军“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的试验场，战争一结束，美军便总结教训进而推出了“信息化转型”理论。可以说，美军能够在世界军事舞台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勇于自我否定的做法。

　　信息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军事理论创新的步伐正在加快，对军事理论的可行性提出更高要求。而目前我们在提出新的建军和作战理论时，对理论的可行性分析还很不够，不可行性分析则更欠缺。应结合我军使命任务和装备技术实际等因素，加强军事理论的不可行性分析，避免先入为主的“先定结论、后求论据、正方充分、反方缺失”的论证方式。此外，要使不可行性分析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科学的机制和宽松的环境。一方面，要由不同部门、多元知识结构的人员广泛参与，多方面进行论证；另一方面，决策者要有海纳百川、从谏如流的胸怀和度量，才能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