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去“情节恶劣”限定是种优化

　　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草案，其中“醉酒驾驶”被定为犯罪引起各方关注。有代表建议，应减少醉驾限定条件，删掉“情节恶劣”表述，并对醉驾肇事数罪并罚。（京华时报　8月26日）

　　从“情节恶劣的醉驾、飙车行为属于犯罪”到“醉驾、飙车行为属于犯罪”，几字之差，概念外延相去甚远：给醉驾等行为入罪去掉“情节恶劣”的前提，意味着，只要是醉驾、飙车，无论严重与否，都将视为犯罪；即便情节较轻，也难逃刑罚。

　　“醉驾之害猛于虎”，当狰狞的醉驾不断蚕食着你我的安全感，当伴随醉驾的孪生兄弟总是“血的教训”时，人人自危，无疑会成为沉重的社会内耗。谁也不愿看到，因个人的道德“脱缰”，而碾碎他人生命的悲剧重蹈；谁都希望，能找到制度上的出口，消除醉驾肇事的乱象，实现对个人和法治的双重救赎。

　　规避醉驾的危害，需要“亡羊补牢”，加大醉酒驾驶的法律成本，给司机们戴上“非慎勿驾”的紧箍咒。尽管现实里不乏定罪罪名——“交通肇事”和“危害公共安全罪”，可界定的模糊，仍留下了法律适用范围上的“空白地带”。无重大伤亡事故的普通醉驾行为，仍属交通肇事，行政拘留、罚款等相应惩罚，也显得很“软绵绵”。

　　“宜用重典治醉驾”，在法律震慑力欠缺的固有语义里，逐渐演变为备受认可的共识。将醉驾纳入刑事犯罪范畴，定性上“质变”，就是对“零容忍”的制度性践行，也是对“人本位”的政策阐释。

　　情节恶劣的醉驾入罪，本已是在“宽严得当”的路上迈出重要步子，增强了法律效力；而去掉“情节恶劣”前提，更能防微杜渐，消减“钻法规空子”的越轨空间，实现法规优化。

　　首先，醉驾行为无论有没有“恶劣情节”，都会造成公共空间的人心紧张，都有致人伤残的潜在危险。如果因为没造成“伤亡惨重”的后果，就对醉驾从轻处理，那么滋长寄望于侥幸的心理，就难免成为其负面效应。倘若将“情节较轻”的醉驾也定为犯罪，那么，高代价必然会牵制驾驶者的越轨之心，“恶之花”就更能消灭在萌芽状态。

　　其次，减少醉驾入罪的限定条件，也可避免自由裁量权过大，“韧性”太松，预留徇私舞弊的体制余角。“情节恶劣”说法毕竟有些含糊，但属事故，哪有“不恶劣”的？致死算“恶劣”，致多人伤残呢？可以肯定的是，醉驾都是“知其危害而行之”，带有主观性，性质都很严重。若醉驾轻重皆入刑，至少可以减少钻牛角尖式的狡辩和蓄意庇护。当然，肇事者“罪加N等”，处罚更重。

　　去“情节恶劣”限定的醉驾入刑，是法规的优化。法律上的切实增进，和不打折扣的执行，比千万句“绝不姑息”但无法可援的法治尴尬，要有效得多。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