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危邦不入 乱邦不居

　　危邦不入 乱邦不居

　　翟春阳

　　8月29日下午，香港市民游行集会，悼念菲律宾人质事件遇难同胞，强烈要求菲律宾彻查事件真相———距事件的发生已过去将近一周，事件的后续仍在发酵，而其原因则是菲律宾方面在事件调查上的作为依然显得迟缓、显得不够努力。

　　没有谁会认为这是一起专门针对中国人的劫持，也很难说菲律宾警方处置极端失当、解救极端混乱，是因为遭劫持者是中国人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人。但确确实实的，在此次事件中，是8个中国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失去了生命；除了阮次山这样的脑残之外，每个人都明白，如果不是菲律宾处置失当，这样一个悲惨的结果本来有可能避免。劫持者可恨，但作为一国政府，有责任也应该有能力保护在这个国家旅行、生活、工作的外国公民的人身、生命、财产安全；一开始我们恨劫持者，但当这个国家不能履行它本应履行的责任时，任谁也难掩对这个政府的失望与愤怒。

　　有时，愤怒与仇恨，在外在表现上不是那么界线分明，但平心而论，中国人在此一事件上，不论是官方态度、公共舆论还是民间情绪，表达悲痛、愤怒的同时，并未逾越理性的底线。有人提倡宽恕、反对仇恨，不能说错，但确乎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有嫌无的放矢。诚如有关评论所说，可以“宽恕”，但不是现在；“宽恕是成熟社会心理中的关键一环，但也是最后一环。在调查、批评、问责都没有完成之前谈宽恕，这种宽恕就会变成纵容”（见8月28日《新京报》）。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或是人们对菲律宾这样一个国家最无可奈何的感慨；菲律宾确实可称“危邦”、“乱邦”，且不论其危、乱之源为何，面对这样的危、乱之地，“愤怒”显得是那么的无力。也许最为智慧的法子，就是遵循孔老夫子的教导，对危乱之邦、如诗人赵丽华所说的“莫名其妙就可以死在那里的地方”，要敬而远之、绕道而行。但作为一个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却要抱有更高度的思维———可以声明、谴责、严正交涉、发出灰色或黑色旅行警告、临时推迟国家领导人访问，却不可以关上相互交流的大门；唯有交流、唯有友好，才可相互促进———这种相互促进，某种意义上讲，有益于某一个国家从危乱走向平安与秩序。

　　生命短暂，人性永恒。此一劫持事件中固暴露许多人性的丑恶（如菲国某领导人两次莫名其妙的“微笑”），但也不乏人性的光辉（如为游客挡子弹的香港导游谢廷俊，如那位机智的香港妈妈）；人们普遍为这些人性的光辉而感动，则又预示着人类整体的天良未泯，预示着邪恶终将消亡，世界终将充满光明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