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国有资产，“问责”更要“问效”

　　记者6月30日从权威渠道获悉，广州市委、市政府已正式发布《广州市市属国有企业资产损失领导人员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规定企业出现特别重大资产损失，即损失金额超过 1 千万以上，企业领导都将负明确的责任，包括扣除薪水、降职甚至免职等处理。(7月1 日《广州日报》)

　　这是一个对国有资产损失责任追究的“ 问责办法” ，用严厉问责来保护国有资产的“不损失”。近些年，一些地方国有资产流失或贱卖司空见惯。2008年7月3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一份终审判决，在多达14页的判决书中，曾是哈尔滨市一家国有企业领导的关润松，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紧密相连——贪污国有资产1748万余元。2008年，沿海某省审计厅对7 家省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审计发现，有4家企业因决策失误等原因，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或潜在损失4.07亿元。

　　《企业国有资产法》的施行标志着保护国有资产步入法治化轨道。地方出台相关规定突出“问责”，无疑是在法治化轨道之上“加大油门”。这样的问责，给国企领导套上“紧箍咒”，为国有资产撑起“保护伞”，我们欢迎。对国有资产，“问责”更要“问效”。很多国企“不差钱”。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三大企业名列全球十大赚钱企业，利润过千亿，但上交国家的利润数额仅200多亿元，上缴比例最高只有10%。国企利润究竟流向何处引发质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国企从来不亏待自己：“合法合规”的高薪，“10亿只是小钱”，甚至有些国企老总花企业的钱“买学历”、“买帽子”……即便有“问责”，只要“不损失”，一切的工资福利待遇“照旧”。因此，“问效”比“问责”更重要，起码是一样的重要。

　　“问效”，包括国企的市场竞争力。国企的利润，如果全靠垄断获取，是谈不上多少竞争力的。而且，如果是单靠垄断，利润越高，反而掠夺性越强。

　　“问效”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利润流向和利益分配体制。全国政协委员蒋洪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实行阳光财政的提案。他认为，国有企业的利润应当全民分红，至少拿出一部分全民分红。当前，因垄断而产生的高薪，正在破坏社会的公平分配底线。无论从国企的全民所有属性，还是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来看，国企的“全民分红”不能再回避。

　　一句话，“问责”有了，“问效”也得及时跟上。王旭东 (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