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死罪，步子可以再大一些

　　减少死罪，步子可以再大一些

　　作者: 受访：周光权（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 采访：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本次刑法修改将废除13项死刑罪名，这一史无前例的大手笔触动了社会舆论对废除死刑问题的再讨论。本报记者对话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披露此次废除死刑罪名背后的立法权衡与考量。

　　贪污贿赂罪的死刑，不仅仅是刑法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个难题，得慢慢来。现在有的贪污受贿动辄上千万，如果不保留死刑的威慑，在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下，要公众接受，的确是有难度。

　　先废掉一些，看看社会宽容到什么程度

　　南方周末：在中国68个死刑罪名中，有近一半是不用或者很少用的，这次刑法修改废除了13个，据您所知，立法机关是怎样考虑的？

　　周光权：这次修改对未来中国刑法立法的发展有很积极的意义，表明了中国刑法最基本的价值取向。首先在增设新罪时，不会动不动就设死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国外对中国死刑问题的关切。

　　法律起草部门之前做了很多调研，包括了解国外情况。他们做了个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有将近50％的国家完全废除了死刑；5％的国家，只在军事犯罪和战时犯罪中规定死刑；另外有20％的国家虽有死刑规定，但近十年来没有执行过，也就是事实上废除了死刑。总的来讲，保留死刑的是少数国家，真正执行的是极少数。像美国2006年全国才执行50多个人，日本每年不到10个人被执行。在这些保留死刑、执行死刑的国家中，处死的人主要是手上有血债的罪犯。也就是说，主要对杀人罪适用死刑，这基本上是保留死刑国家的通例。

　　这次我们废除的13个死刑罪名，主要是看1997年刑法以后，有哪些是从来没用过的，哪些是用得很少的，最高法和最高检都反馈了一些数据，有的是完全没有用过，有的是适用率很低，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南方周末：据我们了解，最高法院曾建议运输毒品罪也应该废除死刑，但没有被采纳。还有哪些罪名进入过立法机关的讨论范围，最后没有被废除的？

　　周光权：确实还讨论过一些罪名，但最后没有被废除。关于废除贩卖和运输毒品罪的死刑，学者主要是考虑到贩卖毒品的人很多都是被利用的，这些人往往处于社会底层，为了挣几个钱，最后把命搭进去了。从法院的统计看，贩卖和运输毒品的危害相对还是很小的，不像制造、走私毒品的危害那么大。立法机关可能考虑到毒品犯罪在中国还是比较猖獗，拿掉死刑怕压不住。

　　另外，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也是大家建议废除死刑的。但是从立法机关的角度看，犯罪危害究竟有多大，以后还会不会大面积出现，还需要评估。立法者也有试探的意图，先废掉一些，看看社会宽容到什么程度。有的学者倒是觉得，30多个不用或者少用的死刑罪名可以一次性废除，步子可以迈得再大一些。

　　社会矛盾突出是刑罚加重的社会背景

　　南方周末：1988年，全国人大就提出中国刑法同世界各国刑法相比，死刑较多，应适当减少死刑。这个修法的设想为什么到今天才实行？

　　周光权：我一直认为，最近30年的刑法立法，一直有一个特别大的压力，就是增加死刑，这是立法上绕不开的问题。特别是在增设新罪时，很多人都期待对尽可能多的罪名挂死刑。比如，两年前有的人就提出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也要规定死刑。这就导致我们的刑法立法基本上都是在做“加法”。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在制定单行刑法时，死刑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增加，刑罚总量加重。

　　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特别是转型期，社会矛盾突出，暴力犯罪不断涌现，动用刑罚手段似乎更符合我们的惯性思维。两年前将绑架罪起刑点从10年降到5年，能够为社会所接受，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转折点，表明刑法立法并不只有重刑主义，并不只有一种做“加法”不做“减法”的思路。

　　立法上的选择不能完全按照公众直觉来

　　南方周末：对75岁以上的老年人不适用死刑，立法者和专家们是怎么考虑的？

　　周光权：法院反馈来的数据是，70岁以上犯重罪可能判处死刑的，每年全国也就几起，是个位数。

　　刑事立法政策和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险政策一样，要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因为这两类人比较特殊。老年人的判断能力、控制能力都很低，反应迟缓，对他们犯下的错误，即便很重，刑法也要保持应有的宽容。另外，我们可以想象，一个70多岁的人，仍然去犯重罪，肯定有可以谅解的原因，实际上法官也下不了手。俄罗斯65岁以上的人犯罪，刑法就规定需要特别照顾。有个别国家甚至还规定，70岁以上的无论犯什么罪都不处罚。中国从古代开始就有对老人从宽的规定，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也规定，80岁犯罪的人不判死刑。1979刑法是在拨乱反正之后制定的，当时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太多，没来得及规定老年人问题。

　　这次修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重拾宽宥老人犯罪的法制传统。

　　南方周末：包括对75岁老人不适用死刑在内，部分公众还是对死刑减少感到不能理解。

　　周光权：这个很正常。对于死刑，公众的直觉和立法者的判断永远有偏差，全世界都是这样。有的欧洲国家废除死刑搞民意调查，结果发现，近80％都是反对废除的。立法上的选择不能完全按照公众直觉来，最后也还得做出跟公众直觉不同的决断。

　　为什么在死刑问题上公众的直觉可能是不可靠呢？因为公众一般都是从自己亲历的、了解的个案出发，把个案的危害无限扩大，对什么人一定要判死刑有一个预断。立法者要制定普遍执行的考虑，它考虑的是通常的危害，不能以某些个案或者经过放大的个案作为出发点。有很多人认为，对盗窃罪要规定死刑，说有的人轻易偷盗价值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财物，危害很大，这就是把个案放大。立法不是要根据特例来立法，要根据普遍的情况来立法。

　　贪污贿赂罪的死刑是一个政治问题

　　南方周末：这几年贪污贿赂罪实际被判死刑的很少，大多都是死缓，不少学者呼吁参照国际惯例对贪官废除死刑，但这次修改对此问题没有任何突破。在涉及死刑的法律修改上，中国的立法者也不可能不考虑公众的直觉。

　　周光权：贪污贿赂罪的死刑，不仅仅是刑法问题，还是一个政策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所以，这是个难题，是舆论的焦点，得慢慢来，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立法者确实考虑或者说尊重公众的看法。

　　和普通经济犯罪比较，贪污、贿赂罪除了有侵犯财产的性质外，还有损害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公正性的成分，动摇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信赖，甚至动摇执政根基，危害要大一些。加上现在有的贪污受贿动辄上千万，如果不保留死刑的威慑，在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下，要公众接受，的确是有难度的。事实上在中国贪污、贿赂罪死刑的适用非常严格，即使保留了死刑，也不会导致滥用。从长远看，是否取消贪污、贿赂罪的死刑，是可以讨论的，并不是说这次没有取消，以后就要永远保留。

　　死刑废除要分步走

　　南方周末：据说全国人大在这次修法前做了一些民意调查，结论如何？对这次以及未来废除死刑罪名有什么样的参考价值？

　　周光权：民众对废除死刑这样的议题还是很敏感的，但是对于死刑问题的宽容度比三四年前好了一些。所以说，最高法院控制死刑也为这次立法上废除死刑罪名创造了条件。

　　中国死刑废除要分步走，这次废除的13个罪名，大多数都是发案率低，废除后不会引起社会治安的震荡，不会危及国家安全，不会产生负面效果的。但是，像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国防利益和军人违反职责的犯罪，这次都不在考虑范围内。接下来可能就是非暴力的渎职犯罪，贪污贿赂等都可以考虑。第三步是部分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当然，这些罪也比较特殊，跟政权根基有关，说不定会永远保留死刑，不好评估。

　　南方周末：一直有人担心死刑少了，社会治安会有所恶化，怎么看待死刑的控制跟社会治安的关系？

　　周光权：杀人犯难道不知道“杀人者死”的道理？刑法规定贪污十万以上情节严重的判死刑，我想这是官员人人尽知的规定，但每年还出现那么多贪官以身试法。这说明死刑的威慑力是有限的，因为大家都有侥幸心理，都认为自己不会出事。犯罪人基本上不是以刑法有无死刑的规定去选择要不要犯罪，减少犯罪主要还是要靠社会治理方式的改革。现在经济犯罪为什么能取消一部分死刑，就是因为很多犯罪即使不靠死刑，靠改革，靠统一的市场经济秩序也可以预防。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说过：“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句话，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