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急不可待

　　要想改变中国人的心态，让国人能从容优雅地生活下去，需要制定更加科学和稳定的法律体系。凡是调整具体经济关系的法律，必须有正常的“寿命”；凡是涉及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基本法律，应当保持长期的稳定性。

　　乔新生

　　最近，一篇《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的文章，引起人们注意。这篇文章把中国称为“急之国”，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人。文章列举大量事例说明，中国人总是急不可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其实，在19世纪中国人曾经被称之为“漠视时间”的民族，农耕文明所形成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方式，使得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放慢脚步。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关系一成不变，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中央集权体制下形成的“臣民”性格，使得人们自觉地“莫谈国事”，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人们总是从容不迫，甚至有些慵懒和不思进取。

　　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人们发现世界上还有另一种生活方式。在现代都市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激烈竞争的关系，如果行为懒散，那么，就会落于人后；如果争强好胜，那么，有可能脱颖而出。

　　但是，中国人的争强好胜与发达工业化国家人们的争强好胜又有所不同。发达工业化国家建立了一套非常完整的、稳定的社会行为准则，人们按照社会行为准则办事，必然会达到预期的目标。而中国目前还缺乏完整且稳定的社会行为准则，这就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缺乏信心，因为规则的改变就意味着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这种焦虑感和不安全感使得中国普通民众宁愿追求眼前的利益，而不愿追求长远利益。

　　一些政府官员在政绩考核之下，不得不弄虚作假，确保自己官场地位；平头老百姓为了生活更有保障，不得不拼命地赚钱。人们起早贪黑，争先恐后，为的是换取自己的一日三餐。更糟糕的是，有些“无良”的市场主体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想尽一切办法创造“新产品”。他们在儿童玩具中添加有害物质，在食品中添加化学制剂，在建造房子时偷工减料，在制作艺术作品时粗制滥造。总之一句话，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他们无所不用其极。

　　当下，每个人不仅要竭尽全力地创造财富，而且要使出浑身解数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律规则的不稳定，社会公共产品的严重匮乏，使得中国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虑感，而这种内心的焦虑外化为日常行动，就变成了种种互不相让、斤斤计较的社会景象。

　　部分学者把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熙熙攘攘皆为利来，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迈着八字步，陶醉在自然经济的满足之中。其实，市场经济只不过是表象。

　　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在自由竞争的初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就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能建立稳定的法律秩序，那么，就没有真正健康的市场经济，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制定不完善的法律体系。拿破仑上台执政不久，即着手制定法国的民法典。有史料记载他曾经数十次参加法典的讨论，并且提出具体的意见。他曾经自豪地说过：我所有的光荣不在于打赢40场战役，滑铁卢一场战争会摧毁所有的胜利，永世长存的只有我的民法典。这说明伟大的政治家不仅善于打碎一个旧的秩序，而且善于利用法律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我国虽然制定了许许多多的法律，但法律的稳定性还有待提高，需要真正有效地保护公民的权利，所以，公民面对法律问题尚存焦虑。

　　要想改变中国人的心态，让国人能从容优雅地生活下去，需要制定更加科学和稳定的法律体系。现在，我国基本法律的平均寿命不到20年，建议今后修改《立法法》规定，凡是调整具体经济关系的法律，必须有正常的“寿命”；凡是涉及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基本法律，应当保持长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