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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学者:安阳大墓“魏武王”石牌属伪造(图)

来源:燕赵都市报
2010年09月13日02:39
“魏武王”石牌

  本报驻邯郸记者 邢云

  新闻提示

  安阳西高穴大墓出土的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一直以来被举为认定墓主是曹操的“最为确切的证据”。在一轮轮高涨的质疑声中,关于“魏武王”石牌的言论从未间断。日前,邯郸曹操墓研究学者刘心长专就此问题进行考析。他认为,石牌上的“魏武王”铭文存有重大问题。这3个铭文不是确认安阳大墓是曹操墓的硬证,恰恰相反,却是不能证明安阳大墓是曹操墓的硬伤。安阳西高穴大墓中发现的石牌石枕是假的,是伪造的,其他作伪痕迹也提供了造假的旁证,石牌石枕的发现、发掘和认定过程也充满了种种疑问。

  石牌不可能铭刻“魏武王”

  东汉末年,军阀们为了筹集军饷和攫取宝物,疯狂掘墓,曹操也干过盗墓的事。《文选》载陈琳起草的《为袁绍檄豫州》列举曹操发掘梁孝王墓时说:“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恭肃。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唐朝李善注说:“《曹瞒传》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宝,天子闻之哀泣。’”

  在这种盗墓成风的时代,曹操不能不考虑防止身后陵墓被盗。曹操一生政敌私仇很多,在遗令中他说墓葬要“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固有他当时提倡薄葬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防盗墓。曹操遗令说,他的墓葬中要“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又遗令“金珥珠玉铜铁之类,一不得送”。这就是向世人昭示,他的墓中没有值钱的东西,没有必要盗挖。

  曹操为了表明不埋葬金玉之物的决心,连标志他履历身份的金玺也没有带在身上。曹植在《武王诔》中说:“玺不存身,唯绋是荷。”随葬的只是系金玺的绶带。这样也可不暴露身份,防止政敌仇家掘墓辱尸。

  如果说,曹操在遗令中只是透露出他的防盗考虑,那么明白无误地讲其防盗墓意图的,是曹丕后来所作的《终制》中说出的:“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曹丕从汉氏诸陵被盗掘的惨痛教训中看到,“厚葬封树”是盗墓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曹丕说出防盗墓的最终目的是:“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墓葬是藏起来,使人找不着,看不见,更不标示墓主的身份姓名。曹丕是曹操主丧的孝子,他对墓葬的这种认识,会把刻有明确标示他父亲身份的“魏武王”的石牌埋入墓中吗?他不怕曹操墓也像汉氏诸陵被发掘,骸骨被烧的焚如之刑吗?这些违背曹操遗令、遗愿,违背曹丕令文、意愿,标示有“魏武王”的石牌到底该怎样解释呢?

  当时公文没有“魏武王”称谓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被汉献帝策命“为魏公”。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6年),汉献帝“进公爵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曹丕继任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曹操去世10个月之后,即延康元年十月,曹丕禅代汉室称帝。《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汉献帝在禅位的册书中有“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的文句。

  曹丕即位,又改延康为黄初。黄初元年十一月,“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从这些当时的公文正式行文用语来看,曹操去世后正式标准用语是谥号“武王”,而不是“魏武王”。

  而在安阳所谓“曹操墓”中的石牌文字的书写铭刻,是一件极严肃郑重的事,书写用语应该与正式公文的用词相一致。所以,石牌上不可能书写铭刻“魏武王”。这里还有一个佐证,曹植哀悼曹操的诔文题目是《武王诔》而不是《魏武王诔》,这证实曹操下葬时的正式称谓是“武王”而不是“魏武王”。由此可以判认,“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等石牌铭文是假的,是伪造的。

  “魏武王”铭文有常识性错误

  曹操去世时的建安二十五年,还是汉献帝的年号。曹操被谥封的“武王”,是汉朝的“武王”,而不是汉封魏国的“武王”。曹丕禅代汉室,汉献帝在册书中说的“武王”,也是汉的“武王”,不是魏国的“武王”。曹丕称帝后,才追曹操为“考武王曰武皇帝”。刘心长说,这是鉴别石牌是真是伪的关键点,是要害部位。“魏公”、“魏王”、“武王”,是3个平头等序的词,所谓平头等序是指大汉皇帝赐给曹操的爵位,如果在爵号前加主属词,只能加大汉或汉,不能加魏。如果真是在曹操墓中埋葬了标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那就标明曹操已经篡汉了。这件事不论是曹操临终遗命,还是埋葬曹操时曹操的夫人卞氏和儿子曹丕干的,都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同时,在是否代汉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曹操生前是有过慎重考虑的。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以曹操为丞相。为了平息舆论,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下了一道有名的令文《让县自明本志令》。曹操在令文中回顾了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开始青年时期的志向并不大,“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曹操平定天下的功劳越来越大,同时权位也越来越高越重,所以恐人“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于是把别人想说的话自己真实地讲了出来。曹操列举历史上的范例,说他三世深受汉室厚恩,决不篡汉。曹操把他心里的真实想法先告诉社会上的人们,“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

  刘心长认为,曹操讲这个话的时间是在他去世前的10年,为时不算太长。当时曹操代汉这件事不但在曹操政治集团中的人有议论,连东吴的孙权也看出强大而握有重权的曹氏代汉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所以就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劝曹操当皇帝。《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这小子打算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呀!曹操心里明白,谁抢着篡汉称帝,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的记载:“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曹操的意思表达清楚了,已经掌握了实权,可以发号施令,也就行了。在他这一代,决不代汉,不冒这个政治风险。如果有可能,他的下一代即曹丕那一代可以代汉,他只发挥周文王的作用。

  “这件事在当时是一个重大而敏感的政治问题,但后来就变成一个历史常识了。”刘心长因此质疑,曹操早年的最大志向是死后在墓道题“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怎么在曹操并未代汉的情况下却在曹操墓中发现了标示有“魏武王”的石牌呢?考古专家和有关学者在认定石牌时考虑过这个常识性的问题没有?如果没有考虑到,是水平问题;如果考虑到了,就是态度问题了。

  所以,仅凭石牌上“魏武王”这3个铭文,就可以正确认定石牌是假的,是伪造的。如果不是,怎么解释?请考古专家和有关学者作出回应。

  “魏武王”称谓是历史文献错误

  汉末曹魏时期的正式公文中,没有“魏武王”的称谓。因为“魏武王”的称谓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因为曹操身份特殊,此事敏感。实际上,如果在朝代上没有疑问,墓主身份也没有政治敏感问题,后世史学家和世人也可以用郡国封地称谓墓主。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中,说过“梁孝王”。“梁”是西汉孝王刘武的封地。《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中也有“任城威王彰”、“彭城王据”等称谓,“任城”,“彭城”,也是封地。

  但是,曹操就不同了。当时就有不少人疑心曹操要篡汉,这是一个重大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魏武王”的铭文不可能在曹操墓中出现。如果曹操墓中的石牌不写汉臣,而写“魏武王”,会带来政治麻烦,给政敌以口实。历史事实是,曹操时期不但没有“魏武王”的称谓,就连“魏武”这个词也没有,只称“魏公”、“魏王”,死后谥“武王”、追“武皇帝”,“魏武”是后来史学家和文人对曹操的称谓。

  刘心长注意到,“魏武王”的称谓在曹魏两晋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没有出现过,只是在南北朝及其以后的历史文献中才有记述,而这些记述都是存有问题的。“魏武王”的称谓在历史上以东晋末年和南朝初年为分水岭,东晋末年以前历史文献没有“魏武王”的称谓,南朝初年以后的历史文献中才出现了“魏武王”的记述。不过,这种历史文献中的乱象,稍加考析即可辨清。不管是南朝《宋书》,还是北朝的《水经注》,以及再后唐初的《晋书》,都不能否定曹魏时期只有“武王”的谥号而没有“魏武王”的称谓。

  所以,刘心长认为,由此可态度坚定地指认判言,安阳大墓中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是假的,是伪造的。

  人物介绍

  刘心长,河北隆尧人,1943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编审,邯郸学院兼职教授,邯郸大学特邀研究员,临漳县古邺文化研究会特邀顾问。从事历史研究30余年,是国内著名曹操墓研究学者,近1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曹操墓的研究,曾出版《曹操墓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10月一版)一书,并著述大量有关曹操墓著作。

(责任编辑:曾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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