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璐晶|北京报道
按朱继民自己的话来说：“这辈子，我没想过还能离开鞍钢。”
然而“服从组织安排”的他多次调动，与钢铁相伴的经历让他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的钢铁企业。
从鞍钢到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水钢”）再到首钢，有人说，首钢党委书记、董事长朱继民的经历好似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现实版。
而有时经过数月奔波，回到家中，夫人的一句“小铁人终于回家了”，似乎也印证了这个“铁人”，并不好当。
9月2日，在央视《奋斗》节目录制现场，朱继民讲述了他的“钢铁故事”。
换过14个岗位的鞍钢“百科全书”
1970年，朱继民在沈阳东北工程学院矿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鞍钢，成为一名普通工人。在随后的26年里，朱继民在调离鞍钢前，共换过14个岗位。
朱继民回忆：“那个年代的大学生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所以我刚去鞍钢时做的是铁路养护工。”
随后他又当过爆破工、文书、核算员、团总支书记、副工段长、总经理办公室秘书、钢渣厂副厂长、鞍钢总经理助理等。在他离开鞍钢前，最后的职位还包括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和供销公司党委书记。
朱继民认为，自己“对钢铁行业百科全书似的了解，就是在这段时间慢慢历练出来的”。
朱继民介绍，秘书的工作看似简单，其实质是围绕领导开展的，要出调研报告、讲话材料等。
“所以那一时期，对我的考验很大，恰逢我的领导是个老红军，经历过战争磨练又去苏联学习过，所以对技术特别重视，钻研很深，这也促使我去熟悉了许多专业知识。”朱继民说。
在秘书这个岗位上，朱继民工作了6年，“从领导秘书，到秘书的头头，管理40多个秘书到后来当下属工厂的副厂长、厂长，又回到供销战线，鞍钢进出口国贸公司、咨询开发公司、总经贸公司，最多时候我一人兼四、五个岗位。”朱继民说，“这都来源于领导的信任，因为信任所以交给的活也越多，许多购销都是几百亿的规模。”
就在朱继民在鞍钢工作得如鱼得水、“从未想过离开”之时，1997年春节前，正在参加鞍钢老干部座谈会的他接到了北京的调动电话，当年2月，朱继民来到了亏损多年、地处贵州六盘水的水钢集团任总经理。
半年扭亏的水钢“舵手”
在去水钢之前，朱继民的父亲以为是儿子犯了什么错误，被“发配”到贵州，还曾专门打电话询问。
妻子因为要照顾老人留在了东北，从此，朱继民与亲人们的联系渠道，只剩下了一根细长的电话线。
回忆起刚到水钢的情景，朱继民坦言：“开始真有些没有信心可以扭亏为盈。”当时的情况是：水钢基本处于缺乏原料的半停产状态，工人已经4个月没发工资。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调研，朱继民得出了水钢“人多产量低”的结论。具体来说就是：几十万吨的产量没法养活3万多职工。
此外，在进入管理工作前，朱继民还要解决水钢人的“喝水难”问题。当时因为暴雨破坏了水钢的供水设备，水钢人喝的水里大肠杆菌和有害物质严重超标。在“感叹命运太苦”的同时，朱继民开始主持实施“我们要争取自己的生存权的‘大河工程’”。
朱继民回忆，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工人们的热情被激发起来后，几万人会战，仅用13天时间就完成了长达15公里的输水工程建设。
重振士气后，朱继民开始了带领水钢人为实现扭亏为盈而努力的道路。
“第一是转变陈旧观念，把解决企业的生存问题从靠国家转到靠自己的观念上来。”朱继民说，“市场经济不同情眼泪，那时我每天晚上7点半看完新闻，就带领职工开讨论大会，经常是到深夜才结束，就是要从士气和观念上树立起应对市场的观念。”
“第二是抓住企业的要害部位，切实地彻底改变面貌，提高产品质量。”朱继民说。为了提高质量，朱继民请了鞍钢、首钢的专家前来指导生产，还曾在客户和记者的见证下将3000多吨钢材重新回炉，并对社会承诺：在抓管理的同时接受舆论监督。
另外，对水钢的历史欠账，朱继民经常主动道歉、“说软话”。例如，当时水钢与同在六盘水市的盘江矿务局关系很僵，原因是企业用煤欠的债务还不上。盘江矿务局还曾一度停了水钢的煤炭供应。朱继民在主动前去道歉的同时，也讲解了水钢的发展规划，最后把煤炭供应的事情也谈了下来。
在朱继民的管理下，连续四年亏损的水钢，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计划三年完成的扭亏目标。
1998年7月，水钢开始盈利；到1998年底，水钢的钢产量由年产40万吨跃升到75万吨；1999年之后，水钢的钢产量又一连越过了115万、130万和150万吨的大关。
正当朱继民认为可以“功成身退”之时，他调任首钢。
“今年底完成首钢搬迁”
2002年，朱继民正式接任首钢董事长和总经理，成为首钢改革开放后的第四位掌门人。
任命之前，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贾庆林曾找他谈话，让他接任首钢党委书记与董事长，开始的时候朱继民拒绝了，他的理由很简单：“压力太大，不想做首钢的末代皇帝。”
当时首钢的情况也很微妙，产业发展规划得不到批准，前途很迷惘，钢产量维持在800万吨左右，在其他钢铁巨头发展的大势之下，首钢已经从全国第一的生产规模，落后到了全国第四，而且“要首钢还是要首都”的“首钢搬迁”问题也还没解决。
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为首钢搬迁日夜忙碌的日子里，朱继民曾经做过一个“打游击被反动派追杀”的梦。梦醒之后，他感慨首钢也需要突围，要转移阵地，而且要率先突围，否则就要坐以待毙了。
2003年，朱继民在首钢党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了自己新的治厂理念：“冲破狭隘视野，首先要冲出首钢，走向全国，在此基础上走上世界”。这一治厂理念也为首钢大搬迁指明了指导方向。
2005年2月，首钢搬迁调整方案得到国务院的批复，首钢计划用5年时间把钢铁冶炼项目从北京搬迁到位于河北省的曹妃甸。2005年6月30日，有着“功勋高炉”称号的首钢五号高炉开始停产，为了安抚工人们可能爆发出的激烈情绪，他还特意赶到现场。“全场只有沉默，没有骚动。”朱继民回忆。
朱继民说：“首钢对于北京影响是巨大的，仅就业一项，首钢就吸纳了17万员工，并且不包括附加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就业容量。”搬迁之后，多出的人员如何安置？他坦言，“人的‘搬迁’成为首钢搬迁的最严峻考验。”
对于人员安置，朱继民介绍有几种流向，即钢铁企业本身、首钢自身的非钢产业、围绕曹妃甸等新钢铁基地的服务行业以及首钢搬迁后原址上发展的创意产业和服务产业。
转眼，5年搬迁时间已到，朱继民表示，首钢的搬迁已经进入尾声，将于今年底完成钢铁冶炼项目的迁移。
首钢搬迁胜利在望，而朱继民的“铁人”生涯还在继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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