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凸显立法缺失 有病没病医生说了算

　　精神病医疗机构也是弱势群体

　　记者：其实这个数据公布后，社会的舆论普遍很担心，认为自己的安全可能会遭受侵害，这种公众心理和医疗机构的强势结合，是不是导致了今天的这种局面呢？

　　黄雪涛：精神病医疗界也面临很多困难，医疗机构也未必是强势。在我的观察里，精神病医疗机构，是个弱势社群。

　　记者：但您刚才提到，医生和患者之间，患者没有话语权，不给患者选择的机会，这两个言论冲突吗？

　　黄雪涛：只是一个没有外界力量监察，没有权力制衡的弱势，他们能对付更弱的弱势社群。

　　记者：法理上的弱势？

　　黄雪涛：不，是资源上的弱势。中国文化中，精神病污名化很严重，甚至家庭耻辱感也很严重。家中有精神病人，也不愿意承认。所以，送病人就医，有文化上的障碍。第二个障碍是经济原因，精神病是长期的慢性病，很多家庭没经济能力送病人就医。而精神病院要自付盈亏，所以，也不可能长期免费向真正需要的病人提供服务。

　　记者：您是说，所以在患者资源中，精神病医疗机构其实病人并不多，这是不是造成他们不放过每个“精神病人”的原因呢？甚至“指鹿为马”？

　　黄雪涛：对，非自愿治疗，就开发有支付能力的市场。精神病医疗行业内的一份研究指出：（该地区）总体上精神科床位有20%-35%的空床率，说明现有精神科的服务能力相对于居民的精神卫生服务需要是“资源短缺”的，但相对于居民的支付能力是“过剩的”，这是目前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供给与利用之间的突出矛盾，即所谓“需求不足导致的过剩”。

　　记者：据您观察，这种情况大概形成于什么时间段？

　　黄雪涛：这种情况始于什么时间，我还没有研究。我估计于与医疗机构产业化市场化有关。自愿治疗市场化，是我赞成的。但非自愿治疗，市场化，就会出严重问题。监狱、警察，这些限制公民权利的部门，不能市场化经营。精神病医疗行业没有积极培养自愿治疗的市场，而去开发非自愿治疗的市场，这是误入歧途了。

　　精神病领域立法需“公众意见”介入

　　记者：也就是精神病医疗机构，现在充当了一部分“公权力”的角色，像监狱一样？

　　黄雪涛：精神病医疗机构里的封闭病房，的确有公权力的性质。精神病医学中的自愿治疗，门诊，开放病房，市场化问题不大。但封闭病房，就绝不能市场化。而现在的医院，就跟送治人以自由契约的方式，将另外一个公民收入封闭病房。但无论被关的人，是否真有精神病，这种合同，依据法律，都是无效的。合同不能以他人的人身权利作为标的物。

　　记者：即使本人强烈抗议也没用？

　　黄雪涛：本人反对，在精神病医生的解释里，叫无自知力，拒绝治疗，也是入院的“指证” 。在某些精神病专家的鼓吹下，送治人的范围，无限扩大执行，不限于监护人与近亲属。

　　记者：而我们目前缺乏这种法律约束。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认定的问题，假如这个人真是重精神病，那么谁来认定，谁来送医治疗？不是家属和医院的契约，那又应该是什么呢？

　　黄雪涛：问题不在于缺乏法律约束，而是医疗规范违法之处，缺乏纠错机制。我国刑法里有精神病人的送治规定，但中国还没有违宪审查，没有机制可以宣告某些规范因为违反上位法而宣告废除。立法法也缺乏操作性，恰恰肇事肇祸，有严重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却送治不力。

　　记者：主要是由医疗机构、专家负责精神卫生的立法，公众参与不够，也就是“偏执立法” ？

　　黄雪涛：你说的很对。公众参与不足，是主要原因。

　　记者：是公众不愿意参与，还是没有给予机会呢？因为您也说了，传统文化中对精神病的理解有偏差，本身了解它的就是“小众” 。

　　黄雪涛：公众压力不足，财政资源就投入不足。公众意见表达不足，立法意见就没有表达公众意见。法律专家的参与也不足。

　　记者：是不是说，我们最急需的是还要对精神病的知识进行普及，让更多人首先了解它、关注他，才可以达到您所说的公众压力和公众意见。

　　黄雪涛：最迫切的，需要法律人了解精神卫生法，法学学者开展课题研究，律师介入个案。媒体人，了解精神病，消除精神病歧视，理解精神病不等于暴力与疯癫。精神科医生，也要推广国际通行的精神科医生职业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