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凸显立法缺失 有病没病医生说了算

　　精神病人也有权找代理律师

　　记者：您肯定参与了很多个案，就您说观察到的“被精神病”的案例，您认为，家属的出发点是善意的，还是利用法律漏洞，以达到某种利益上的目的呢？

　　黄雪涛：我处理的个案中，送治人与被送治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是绝大多数案例的共性。至于善意与私利，其实难以证明。很多家属把有精神病的亲人杀死，到底是善意还是自私？

　　把另一个人的生命都剥夺了，凶手也说，是善意的。为了你好，把你的权利全部剥夺。前一句是一句流行语，后一句是真相。

　　记者：很幽默却很深刻的一句话。但古人说“虎毒不食子”，也说“清官难断家务事',鉴于这种情况，您建议立法的重点是在哪里？

　　黄雪涛：法律应明确，国家承担精神病救治的兜底责任，社会为精神病人提供司法保护。

　　记者：您提到的纠错机制，这个应该是怎样的？

　　黄雪涛：无论精神病人是否有行为能力，权利遭受限制时，有权指定他自己信任的代表。可以是律师，也可以是亲友。可以代为提出异议，有机构受理和审核异议。我不是说，有这一点就足够，而是，没有这个机制，其他写在字面上的权利，都将是空话，无救济就无权利。

　　记者：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存在一个立法上的道德悖论，就是立法的目标是不是质疑你亲属的动机？而中国传统观念就是家长制。

　　黄雪涛：家属关爱的文化值得推崇，可以推定家属善意，但应该在制度上，留给弱者获得社会救济的机会。家长制的法权，在民国时代就已经废除了。

　　国外精神病院设法庭值得借鉴

　　记者：您觉得国外有什么成功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黄雪涛：台湾香港，都是中国人的家庭文化，这两个地区都有比较成熟的精神卫生立法，可以借鉴。

　　记者：具体的您了解到的有没有好的点，能不能给我介绍几个？

　　黄雪涛：我在纽约参观过不同的精神病医院，不同的精神卫生法庭。精神病医院里，设一个小型法庭，一名法官每周到医院的法庭主持聆讯，把上一周收到的所有病人轮流带到法庭，有法律援助派出的律师，代表病人，医院也是派出律师作为代表。一位精神科医生作为证人，向法官陈述自己的专业意见。病人家属，有的支持医生意见，也有的家属，支持病人意见，要求法庭释放病人回家。一个案件的聆讯时间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当庭裁定，继续住院治疗，或住院观察，或裁决释放。如果医院的意见认为病人无需住院，就根本无需开庭，直接放人。

　　记者：以后过几个月是不是还是由他们来认定是否可以出院了？

　　黄雪涛：对，法官每周开庭，住院病人可以申请开庭。香港的做法，是所有非自愿住院的个案都要填表，病人可以申请见法官，不申请的法官直接授权，按医生意见处理。

　　记者：他们都是政府负责兜底治疗吧？

　　黄雪涛：对。病人的治疗费用，可以是医疗保险，社会保险，方式很多。但政府财政保证兜底。而我国的精神病领域，实际处于民国以前的境况。（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