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农民工的“身份世袭制”

　　一份来自科研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在目前中国近2亿的农民工队伍中，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农民工占到60%以上，成为当前农民工队伍中的主体。记者采访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发现虽然生活在城市，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内心其实还是孤独的。他们每天工作在流水线上，到月底拿到手的是微薄的薪水。他们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5月12日 《法律与生活》)

　　“民二代”在不属于他们的高楼大厦间寻梦，尽管这是一个数以亿计、游离在城市边缘的庞大群体。但是，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之间，越来越多的“民二代”偏离了人生航向，迷失在犯罪的丛林里。

　　对此，社会该如何审视之?农民工看似概念问题，实则是因为享受不到国民待遇的结果。必须看到，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农民工都处于社会边缘地带。据报道，海口市龙华区政法委书记杨来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各地政府对于新生代外来工采取的依然是歧视态度，甚至当作一种麻烦和人渣去对待。他曾经在会上听一位领导说，要把所有收垃圾的全部赶出龙华区。这是最为明显的例证。

　　首先，农民工“第二代”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他们虽进入了城市，但又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使得他们在城市里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农民工“第二代”处于一种“双重边缘人”的状态。

　　其次，隐藏在边缘心理中的世袭因子，还容易导致相对剥夺感的强化和放大。第二代农民工从表面上看，接受了城市的生活，但城市没有提供给他们正式的接收渠道和组织，城市公共政策也未将他们纳入其中，由此产生了该群体对城市的对立情绪。

　　最后，在农民工第二代问题上，依旧存在着建立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基础上的群体性不平等，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制度上的接纳和社会制度上的不接纳这一矛盾依然存在。

　　农民工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种职业，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制度性身份。对农民工的歧视是歧视性的身份制度在城市空间中的延伸、再生。城市中不仅已经形成“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二重社会，而且，“身份制”的世袭效应已经出现：农民工的孩子们普遍被贴上了农民的身份标签，他们在城市中被称为农民工子女、民工子弟，这些概念甚至已经进入相关的城市公共政策。这是公众悲观的理由所在。

　　在农民工的社会类别概念被不断强化、延伸的程中，一方面，农民工的权益状况可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他们的特殊身份也一再地被社会和他们自己确认，有关他们的制度设置也得以维持。从这个意义上，只有把问题视作公民如何获得公民权的问题，而不是视作农民工的权利问题时，农民工的问题才可能获得真正解决。对第二代农民工来说同样如此。因此，警惕歧视性身份制度在城市的蔓延和消除农民工的“身份世袭制”现象就是必须。(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