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滇缅战场老兵

1944年7月，缅甸密支那战役中美军“加拉哈德”部队炮击2500码开外的日军阵地

1944年8月底，密支那战役刚刚结束，14师驻扎卡盟地区整训，50师驻扎孟拱。这是14师军官及美军联络官们为甘浦少校晋升中校而举行的聚会。本文所提到的14师师长龙天武、副师长许颖、40团团长王啓瑞以及潘侨南都在其中

    寻找滇缅战场老兵

　　本刊记者 邢人俨 发自深圳

　　他们觉得欣慰的，是这些年来陆续有远征军将领的后人找来。他们或想确认父辈是那支光荣队伍中的一员，或希望能从这里找到参战亲人的线索——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连一张亲人的照片也没有

　　“他不是自己，他是战火祖国千千万万无畏父辈的缩影。我久久地端详着他,他没有在看我，他在看着远方。那双眼睛，眺望胜利与未来的眼睛，坚毅得像钢铁，清澈得像泉水，纯洁得像婴儿。那时的他，就像今天我的儿子一样年轻。”

　　在500张从美国国家档案馆里复制来的中国滇缅抗战战场照片里，章东磐挑选了一幅全身都用野草和藤蔓伪装的士兵肖像，作为他主编的《国家记忆》一书的封面。

　　作为民间抗战史研究者，章东磐十几年间从未放下中国远征军抗战史研究。在滇西做田野调查时，他和同伴邓康延、牛子踏上了寻找美军少校梅姆瑞之旅。之后，他结识了同样致力于挖掘这段历史的远征军将领潘裕昆的后人晏欢。这些人共同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民间抗战史打捞队，远赴美国，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他们找到了1946年起就再没有被打开过的影像档案。

　　10月23日，由章东磐发起的“抗战图片复制小组”为期两个月的跨洋工作，以《国家记忆》的问世告一段落。这些六十多年后重见天日的照片，首次真实还原了二战期间中缅印战区的影像记忆，一段长期湮灭、甚至被遮蔽的历史，开始慢慢被唤醒，被复原。

　　中缅印(CBI)战区，是当年二战最多国家军队的搏杀之地，也是中国军队创造过大规模雪耻战绩的所在，由于从未被正式纪念过，渐渐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这里的故事太多太多，每张照片，甚至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章东磐说。

　　少校翻译官

　　2010年9月中的一天，晏欢接到一个来自广州的电话。

　　对方告诉他，自己90岁的父亲正是当年驻印军14师的翻译人员。在一张拍摄于1944年8月底密支那战役后的合影照片里，对方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中的父亲。“那个脸型轮廓，跟老头子现在一模一样。”对方指着照片右下角蹲着的年轻人，“父亲以前常会说起当年在驻印军时的经历，那时我还在读小学，心里总是有点奇怪。”

　　90岁的潘侨南站在广州家里的阳台上，个子比1米78矮了一点，身形跟当年一般瘦而结实，额头、眼窝、脸型都还透出南洋少年昔日的模样。

　　又一位中国远征军少校的故事从照片里浮现，继而清晰起来。

　　抗战爆发之际，潘侨南还在新加坡念小学，过的是富家少爷的生活。当时，华人圈里有一种说法，回“唐山”就意味着挨冻、啃番薯，少有人愿意回国。在陈嘉庚号召南洋华侨回国抗战之后，大批爱国华侨纷纷乘船归国投身抗战。

　　在新加坡养正小学的铜管乐队里，吹长号的潘侨南认识了来乐队指挥兼做指导的冼星海。临走那天，冼星海告诉潘侨南，自己要去延安。潘侨南对延安没有任何概念，他对冼星海说，“你去延安，将来我也去延安找你!”

　　1939年底，19岁的潘侨南回国。他并没有北上去找冼星海，而是到了云南，他在保山华侨学校念完高中。1941年，日军进攻东南亚地区，侨汇断绝，在南洋的家人再无法为他汇款。1943年底，他在国立贵州大学读到大学二年级。

　　1944年初，国民政府决定在印度的蓝姆伽和利多设立基地，在美军的帮助下，重新装备和训练远征军，提高在热带丛林中的战斗力，为下一步入缅作战、打通国际运输线做准备。

　　在中国军队里，美军联络官配备到营级，每个联络官身边都有一名中方翻译。“那个年代，一万个人里出一个大学生，应届毕业生都不够当翻译。”外事局到各个大学招考英语翻译，还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潘侨南报考，顺利被录取。

　　“1944年4月，外事局分配我到印度利多。我们从昆明乘美军运输机去报到。途中飞越一处高山时，机身结冰，为减轻飞机重量，丢下不少物品。美军机师又命令我们做好跳伞准备，他一下令就挨个往下跳，违者立即就枪毙！因为气压下降，很多人身上钢笔里的墨水都喷出来了，还有不少人在呕吐。”

　　到达印度利多之后，所有人员被安排洗澡换装，全部改为英式军服和美式武器。潘侨南和西南联大的3个四年级理工科学生被派往新六军14师40团。潘被留在团部，任团长王啓瑞随身翻译，外事局委任其为三级翻译、少校军衔。

　　“有一次实弹演习，我陪同团长和美军联络官到第一线观察，炮火轰向山头工事，飞机在天上投弹，我站在那里，突然就被团长扑倒在地，保住了命。后来团里给我发了一支36发的美式冲锋枪，还派了两个卫兵保护我的安全。”

　　在40团工作数月后，潘侨南被急调到师部兽医处，和美军兽医官约翰一起共事。“美国兵最初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坐车时，他一定要我坐到后面去，不然就冲我喊outside!我心想，都是少校，凭什么你这么自以为了不起!”

　　潘侨南很不服气，有次他问了约翰一个问题：“你知道中国人和日本人有什么区别吗？”约翰不知道。潘侨南跟约翰说了一个他听来的真实故事：军队里有美国人不会分辨中国人和日本人，日本人来了，还朝着对方喊“hello,挺好挺好”，结果就被日军杀了。

　　这个故事改变了约翰对潘侨南的态度。自那以后，无论吃饭、坐车、睡帐篷，约翰一定要拉上他。抗战胜利后，约翰曾盛情邀请潘一起去美国，潘摇摇头：“我才不要去，我要留在中国！”

　　印缅战场地处热带密林，粮弹物资难以用卡车运抵，美军联络官提出组建骡马队。运来的骡马大都来自澳洲，水土不服，经常染病，潘侨南和约翰忙着到处巡查，医治病马。偶有骡马得了炭疽病，约翰就命令士兵挖一深坑，把病马枪毙后掩埋。

　　这些骡马之后被用在了密支那战场上。“我们师从印度打回缅甸，每战都胜。英国人就说，一个日本人可以对付6个印军3个英军，但只能对付一名中国军人。”也就是在那场重要的战役胜利后，潘侨南与14师官兵留下了那张合影。14师师长龙天武、40团团长王啓瑞、40团一营营长赵振英、美军中校甘蒲等人，都在其中。

　　密支那战役之后，滇缅公路重新开通，物资得以运入中国境内。1945年春夏，新六军被任命为总预备队，全军空运到湘南芷江、安江、洪江一带集结。抗战胜利后，潘侨南升为二级译员，挂中校衔。“离别前，我和约翰互换了照片和地址。他回美国德克萨斯继续当兽医。我重回贵州大学继续读书。”至此，二人再无联系。

　　由于父母在抗战期间相继去世，潘侨南大学毕业后没有回新加坡，而是随福建同学去了老家永春。因受到老家县一中的校长挽留，他留下来做了英文教师。解放前夕，联合国难民救济总署为他买好了回南洋的船票，潘侨南放弃了这唯一一次机会。解放后，他身上所有的证件，包括军官证、退伍证统统上交组织，他的想法很单纯，新的国家一定会带来新的希望。

　　“反右”斗争时，因为学校的右派人数还没有达到5%的指标，第一批“漏网”的潘侨南最终被打成右派，学校找出他抗战服役的经历认定他为反动军官。他被开除，下放到农村劳改。1961年，他“摘帽”回到一所中学当代课老师。

　　文革期间，潘侨南再次戴上“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帽子。学校里放《永不消逝的电波》，红卫兵在看电影的时候突然想到潘是反动军官，家里一定有电台，用来跟台湾联系，就去抄了他家。

　　“其实连一台收音机都没有。”他再次被学校开除，下放农村劳改，1973年才回到学校继续做一名代课老师。直到1980年，潘才被“割尾巴”，彻底平反。他身边，除了两张在印度时拍的军装照，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那场战争的纪念物。

　　1994年，潘侨南和家人去上海、杭州玩。他坚持要去看一看黄浦江。家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在南洋读小学的时候，读到过一句话：“黄浦江在流泪。”

　　伞兵部队

　　“初看到那个阵容，我们几乎以为是看到了欧洲战场上的盟军。那种望不到头的运兵车队；望不到头的坦克车队；望不到头的空军机群；望不到头的大口径榴弹炮群，这些真的是抗战中国自己的军队吗？”章东磐在《国家记忆》的序言中说。

　　他相信，这两万多张照片足以向世人展现，中国远征军如何从一支血肉之师变成钢铁之师。其中这样几张照片特别令人兴奋：年轻的中国士兵手提降落伞包，手臂上还挂着打开的降落伞；国军领与伞兵队员交谈，以及一名正从空中降落的伞兵。

　　这几张罕见的空军照片第一次证实了，在中国抗日战场上，中国军队里存在着一支伞兵部队，这支部队就是中国第一支伞兵部队。

　　在一份由国际徽章机构出具的材料中，对这支鲜为人知的伞兵部队有过更为详细的叙述：

　　在1945年1月举行的会议中，蒋介石、多诺万（Donovan）将军和魏德迈(Wedemeyer)将军决定组建20支由200人组成的伞兵突击队。训练、装备和指挥的任务，最终落在了（美军）战略技术支援部执行部队。400名执行部队的成员最终参与了这次行动。

　　突击队最初的5名成员均来自中国第一个伞兵团，他们之前已经历了9个月训练。突击队的人员组成暴露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指挥官拒绝甄选士兵。其结果是执行部队所带领的军人，多质量低下、训练无素。尽管面临各种问题，但突击队的一些成员还是参与了对日作战。

　　为了进行空降训练，战略技术支援部在昆明成立了跳伞训练学校。历时4个星期的训练，因为种种原因被推迟。截至战争结束只有6支突击队接受了完整训练。其中最初成立的一支队伍，还执行了中国军队的第一次空降任务。

　　顺利完成空降任务的所有突击队员，都获得了合格勋章。有一份来自中国昆明伞兵突击队的文件，上面写道：1.中国军队跳伞部队授权你使用跳伞装备；2.我们对于你在中国第一支跳伞部队的训练中做出的成就表示感谢，特授予你此勋章。这样的勋章和文件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稀有。

　　吉尔伯•斯图尔特（Gilbert Stuart）是澳大利亚的一名勘探工程师。日本侵华时期正在香港工作，他并没试图寻找安全的住所，而是加入了游击队。游击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被日本军队消灭，但斯图尔特组织了另一支队伍，并成功将队伍并入一支中国正规军队。斯图尔特的军衔最终升至上校，这也是唯一一个在中国军队担任如此高级别的外国人士。他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装甲车部队，为之后建立第一支伞兵团也起了关键作用。

　　1975年，一名勋章搜集者在斯图尔特的一本书中看到了他佩戴翼伞的画像，就写信给斯图尔特表达了他对翼伞的兴趣。他接到了斯图尔特家人的回信，信中说斯图尔特在两年前就已过世了。这名搜集者通过斯图尔特的家人找到了两块伞兵勋章，其中一块是中国伞兵突击队的勋章。他的勋章上没有军队的序列号，写着两排字：“中国伞兵团”和“斯图尔特”。（翻译：王珏）

　　他们的命运，我们的记忆

　　如果说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坐等管理员推出一车子档案照片的那一刻，是在等待奇迹，那么每接近历史真相一点，章东磐和他的同伴都更坚信，真正的奇迹发生在照片之外。

　　最令章东磐难忘的，是一些小兵的照片。他相信照片中的人，一定有活下来的。“这些年轻小兵，如果活到现在，已经接近80岁了，他们中一定有人在战争中存活下来。”尽管照片背后的英文名字难以准确地译成中文，章东磐仍然觉得，一旦更多国人看见这些照片，很可能就会有人认出他们来。

　　小组成员对这些小兵后来的命运也有各种猜测：在滇缅战场上，他们可能死了或者存活下来；存活下的人可能在抗战胜利后退伍回到自己的老家，可能继续读书，也可能跟着军队参加了内战；在内战中存活下来的人，可能被俘，可能退伍回到自己的老家，也可能离开内地……一个小兵的命运走向有着无数可能。他们在哪里？现在过得怎么样？“如果把这些小兵的故事收集起来，一定会非常精彩！”章东磐说。

　　晏欢觉得欣慰的，莫过于这些年来陆续有远征军官兵的后人找到他。他们或想确认自己的父辈是那支光荣队伍中的一员，或希望能从晏欢这里找到参战亲人的线索——他们中的一些人手边甚至连一张亲人的照片也没有。

　　抗战结束以后，很多曾在滇缅战场浴血奋战的官兵下落不明，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之后的命运，即便是他们的亲人。在“密支那战役”的合影里，有一位名叫许颖的少将副师长。多年来，许颖的后人四处寻找许颖的照片，“东北内战结束后，我们就没有他的消息了”。他们找到一张照片，无法肯定照片中的人是许颖。“据说他长得很高大，很魁梧。”

　　在“密支那战役”的合影里，与许颖同为14师的少校赵振英认出了与自己同在照片中的许颖，跟描述的一样“高大，壮实”。这位名将奉命参加了国共内战，之后像谜一样从此消失在历史里了。

　　对于更多消失在历史中的人来说，照片，是抵抗遗忘的重要方式。

　　明年10月，章东磐希望能从照片中挑出一部分，在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史迪威的母校西点军校展览。西点军校那首经麦克阿瑟之口成为经典的军歌写着：“老兵永远不死，只是悄然消逝。”

　　（感谢赴美复制中国抗战历史图片项目组以及潘宏杰给予此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