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灾区重建并不是再现落后 灾区工业迅速发展

　　“白纸重建”的挑战

　　——四川灾区重建实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璐晶|北京、四川报道

　　车子行驶在重修的省道上，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工作人员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5·12地震发生后，我们赶赴现场核灾。但从航拍图上看，无论怎么核查计算，都数不对受灾行政村的数量。”

　　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村子？少一个，总是少一个。

　　“逼急了。我们徒步来到龙门山断裂带，一个村一个村的排查。最后，找到了龙门山谢家店子。”

　　这个在5秒内，被整个倒过来的山体掩埋的村庄，因为被填平，航拍图上无法显示。全村已无一丝生机。

　　故事讲完后，车厢里一片沉默，人们把视线转移到窗外。

　　道路两旁，震后新栽的树木并没有承载人们的悲伤，旺盛生长。

　　人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两年后，重返灾区。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把眼前的这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和两年前地震后的满目疮痍联系在一起。

　　采访中，一位老妇人的话犹在耳边。

　　“我们是不幸的，但活下来的人是幸运的。因为这场地震，我们的生活水平前进了30年。”

　　地震之后的重建，像是在一张白纸上重新绘图。这是一个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新机会，一个推进改革的新舞台，也是一场关于国家意志和人民需求间契合度的探索。

　　当然，这更是一场关系到灾区未来的中国式规划实验。

　　“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的速度与质量之辨何解？三大产业重新布局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如何?在巨灾面前的举国应对模式对他人的借鉴意义如何？在灾区人民生命线恢复之后，如何避免当地居民“住着别墅吃红薯”、“只输血，不造血”的尴尬局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与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一同深入灾区寻求灾后恢复重建的发展之路。

　　“最快的重建”：项目完成超八成

　　从省到市到村镇，在灾区采访时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我们的任务基本完成了。”

　　实际上，如果以80%以上算基本完成的标准，灾区恢复重建的任务已经提前超额完成。

　　据《中国经济周刊》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最新得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30日，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资金1万亿元为标准（实际具体为9950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8150亿元，达到总投资的85.3%、3个省完成项目数33443个，占总项目数的81%。

　　灾区在灾后对生产力规划和产业调整的过程中，三个受灾省的产业规划项目（包括工业、现代农业、第三产业服务业等）总规划项目数为5351个，规划投资1496亿元，截至2010年9月底，项目开工数为5269个，占规划项目数的98.5%，完工项目数完工项目4953个，占规划项目数的92.6%，完成规划投资1447亿元， 占拟投资额的96.7%。

　　任务超额提前完成了，质量又成了受关注的问题。

　　实际上，关于“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速度与质量之辩，自重建计划开始制定的那一刻起就未曾停过。

　　尽管有专家指出，灾后重建除了紧急的抢建工程和过渡临时建筑，应当按照《全国统一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适当从宽确定工期，遇到不可抗力影响时必须顺延工期，不提倡和表扬“提前竣工”。

　　但在重建的过程中，诸如“一日千里”的速度、“抢工期、赶进度”、“与时间赛跑”、“某某速度、震撼世界”的报道屡见报端。不仅有多个省市纷纷宣布提前完成援建任务，具体到每个工程来说，工期也都大大缩短。

　　比如原定工期10个月完工的彭州鱼洞大桥，在工人“三班倒”的抢修之下提前4个月完成任务。类似的还有四川绵阳江油火车客站、德阳换流站工程等。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叶耀先认为，与1995年日本神户阪神7.3级大地震灾后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恢复重建，目前国内三年，甚至两年的时间恢复重建，显然是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但由此是否会带来因为时间紧而造成的规划不足的问题，值得商榷。

　　对此，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史培军表示：“对四川这样大的一个经济体系，迅速的恢复重建，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

　　而且目前也没有出现有质量问题的援建项目，不能因此就以偏概全的认为速度快就一定不好。“速度恰恰体现了我们‘举国应对模式’制度的优越性。”史培军说。

　　面对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群众，迅速的恢复重建，无疑保障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极重灾区茂县光明乡马蹄村文登高一家5口，在灾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搬进了新家。文登高75岁的老母亲至今还兴奋地逢人就说：“没想到遭了这么大的灾，我们能这么快住进新房子。”

　　显然，对于灾后无家可归的群众来说，快速恢复重建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民生成绩。

　　重建，并不是再现落后

　　在本次灾区重建中，总投入1万亿元，是直接灾损8500亿元的1.18倍——有专家提出，这种“昂贵的重建”是否标准和水平过高？

　　在重建过程中，一些媒体的报道也提出了疑问：一幢幢欧美风格的独栋别墅，竟然是山区村庄的标准住宅？这样的重建标准，合理吗？

　　史培军的看法是，此次重建的标准符合国际通行的灾后重建投入与灾损1.1—1.5之间的比例。另外“要改变一个观念，即‘恢复重建就是原样再建’的落后观念，而要把可持续发展纳入到恢复重建中来。”

　　史培军举例，2007年5月美国堪萨斯绿堡镇（Greensburg Kansas）遭受龙卷风重创。灾后当地把重建的医院，学校修建的要比当地消费档次高的多得多，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要让周边的人也被吸引而移居到这儿。于是，此地区灾后人口迅速超过灾前人口，非常兴旺发达。甚至在金融危机的时候，经济发展水平还超过了与它相邻的其他地区。

　　另外，灾区重建似乎也有着不成文的规律，即：越是受灾严重的地区，重建得越快、越好。

　　据今年10月18日，北川县灾后重建和建后管理工作会议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北川县国有资产总量已增加到300亿元以上(不包括国有林地和国有土地)，是2008年总量的10倍。

　　重建，成为了灾区经济社会突进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迅速取代“灾区”这个名称的，将是中国西部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

　　对此，APEC秘书处备灾工作组项目主任赫尔穆特.拉各斯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作好对灾害恢复重建成本的评估可以对受灾地区未来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和保护的作用。

　　世界银行顾问保罗·班尼特·西格尔博士表示，应在恢复重建的过程中实施“不留遗憾的改进恢复及可持续增长规划”，具体来说，“这次中国在减灾的名义下，政府组织各部门搜集的数据，要不仅只为减灾服务，而要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数据积累和研究。”

　　因此，如何借重建之机，改变灾区的落后面貌，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吸引外部投资，成为了“白纸重建”的挑战和机遇。

　　换句话说，在白纸之上是大刀阔斧的泼墨写意还是细致入微的工笔描摹，从大的结构部署到每户农民的生活，都借重建之机跃然纸面。

　　迅速转身的工业

　　“不能住着别墅吃红薯”，这是青川一位官员发出的感慨。

　　房子盖好了，甚至还超过了灾前的水平。但快速重建后，如何巩固这一地区的发展和保障人民生活水平，这是一个考验规划者智慧的严峻问题。

　　史培军认为，在对口援助撤出后，四川地震灾区要管理好建筑水平和设施配备已大大提高的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以及灾区产业的培育、农民致富还贷，直至地方经济的恢复治理，还需经历较长过程。

　　对此，国家减灾委办公室副主任闫志壮也认为，灾后的发展问题，不仅仅是针对房倒屋塌后的简单生产恢复。“灾害本来是一个坏事儿，我们目前考虑的是如何在灾后让老百姓过的更好，是一个再发展和延长灾害管理周期的问题。”

　　工业重建，是灾区重建的头等大事。

　　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汶川地震灾区工业恢复重建规划》显示，四川、甘肃、陕西省受灾工业企业达17923家，直接经济损失1048.7亿元。规划区内的一批支柱产业和重点企业损失较大。

　　借重建之机实现工业结构的转型，成为了工业重建的重要工作。

　　?四川省政府数据显示，截至今年４月底，四川灾区淘汰413户落后产能企业，推进了发展方式转变。灾区受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产率达99.1%，东汽、阿坝铝厂等重点骨干企业迅速恢复崛起，灾区工业产能总体恢复到震前水平。

　　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三木滚副厅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产业重建方面，恢复后的工业比重建以前的工业在规模和产业的结构上都要提高，效益更好。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东方汽轮机（下称‘东汽’），从汉旺镇搬到德阳市中心后，产值增加，供不应求。”三木滚说。

　　据东汽总经理张志英介绍，东汽2010年工业总产值计划完成200亿元，超震前水平一倍。在灾后重建中，东汽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据悉，新东汽将把发展低碳技术和新能源产业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占领未来市场的重要突破口，加快风电、核电、太阳能、光伏产业、海水淡化、等新能源建设。

　　城乡一体化新实验

　　工业结构转型调整的同时，一场城乡一体化实验也在灾区展开。

　　“欣欣向荣”——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题写的四个大字在重灾区都江堰市天马镇的向荣新村A区矗立着。

　　都江堰市天马镇党委副书记刘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镇上的水、电、气、网络都和城市一样，居住方式也更像城市，甚至超过了城市。

　　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成都市建立城乡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保障体制、社会保障体系户籍制度等，相应配套城乡一体化的土地流转政策。

　　简单来说，就是把原来分散的各农户的土地，现在集中起来，由国家统一管理。每户农民可从土地上拿到相应的租金。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可以靠租金生活，如果有企业，年轻人还可进企业当工人，等于是两份收入。

　　一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如果是在从前，把人家原本好好的房子拆了再集中重建，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而现在的重建化解了这个矛盾。”

　　天马镇，这个距都江堰市区14公里的小镇，成为了新政的受益者。

　　刘刚告诉记者，震后天马镇通过“统规自建”的方式利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城乡集体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开启了重建之路。主要的思路是“拆小院、并大院，依托林盘搞重建，节约耕地谋发展”，成功节约近1800亩耕地，并以每亩15万的价格转让给成都市温江区做义务保护耕地，有偿使用，从而为村民募集到大部分建房资金，约合2.7亿元。

　　“以前农民都是‘横向平铺’着盖房，现在集中起来往高处盖，统一规划，自然节约了一部分土地。”刘刚解释。

　　刘刚给记者算了笔账，以重建费大约10万元计算，天马镇每户居民通过土地流转而得到的房屋重建费为6万～7万元，占到总重建费的65%～70%，另外每户还有2万多政府补贴，地方上再补贴一些，百姓再通过贷款和自筹的方式，自建房屋的资金来源就有了保障。

　　史培军认为，重建除了加快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外，另一方面也使重建房屋和重建农村产业合二为一。

　　刘刚也告诉记者，目前该镇已同成都德润集团签订了供应蔬菜的合同，为德润集团成都外国语学校近5万学生提供蔬菜供给。从客观上讲，居民集中安置节约的闲置土地，为该镇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条件。

　　刘刚解释，具体来说就是“公司过来租我们的地，我们的人负责种植，价格是每年按照粮食局挂牌的价格，提前布置种植计划，同时提供技术支持，化肥农药。”

　　谈及此方式的优点，刘刚说：“以前每家每户只有两三亩地，现在农民可以自己租上八十亩、一百六十亩的大田，种不完的，再找别人来收、种等等，因此村民不仅可以得到土地的佣金，还可以通过分包转租再获得一笔收入。”

　　现代农业的号角也已经在灾区吹响。据悉，重建后的天马镇增加了秆秸加工厂、养猪场、循环农业示范园三个现代农业项目。

　　从“两眼一抹黑”的自行种植到“定制农业”，从“靠天吃饭”的原始农耕到农业科技化数字化管理，灾区农业的复兴正在“程序升级”之中。

　　遍地开花的“农家乐”

　　“震后依然美丽”不仅仅只是一句标语。

　　2009年，四川宣布重振旅游工程“五大行动”，包括政府主导、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分步实施、产业依托。

　　四川省旅游局局长张谷表示，通过重建，四川旅游总收入超过震前200多亿元，符合国务院在灾后重建规划中对旅游先导产业的定位。

　　在都江堰，震前所有旅游交通路网均已恢复。“走出快铁的各个站点，游客就能找到开往乡村旅游景点的公共汽车。”都江堰市旅游局局长鲁洪彬说。

　　重建中，都江堰市长徐富艺提出将都江堰建设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目标并在香港举办经贸推介会，计划在未来三年里实施98个重点旅游项目建设，总投资近300亿元。

　　相比之下，与原来就是大家闺秀的精品旅游重建不同，灾区各地不同风情的小家碧玉“农家乐”也红火开张。

　　背景是青山绿水间的农家院，左边还有一辆鲜红的法拉利跑车——这是彭州市小鱼洞镇太子村村民黄德明刚印好的簇新彩色名片，上面写着“新红农家乐：环境优美，卫生舒适”几个大字。

　　小鱼洞镇党委书程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以前老百姓建房时只选择房屋的朝向，而现在各家为“农家乐”兴建的小院是“用了心思的，怎么组合，把原来的生活资源变为生产资源，就是他们自己商量的。”程勇说。

　　黄德明介绍，他家的这幢楼，包括装修成本一共18万元。他家是4人户，国家补贴8.3万元，民政资金1.9万元，其他机构提供的重建资金3.2万元，贷了4万元的款，又自筹了一部分资金。

　　谈及收费价格和今年的接待状况，黄德明说：“今年我们收的每人每月包吃包住800元到900元，刚开始把价格定的便宜一点。”不过，“7月－9月，我这儿全住满了，今年接待赚了1万多元。”

　　至于客源，黄德明表示主要是成都附近的居民，“基本上都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据悉，像黄德明的“农家乐”一样在灾后重新规划设计开张和新开张的“农家乐”旅游不在少数。

　　不过，对于“遍地开花”的农家乐旅游观光产业，四川省民政厅救灾处处长王绪恩说：“引导农民致富，省里还是要做出规划，家家都搞旅游，一是没有那么多客源，二也要考虑到自身的生态、道路等条件。”

　　另外，“房子建好了，但如何让灾民在短期内还清债务，解决老百姓的债务压力也是一个问题。”王绪恩补充。

　　今年8月30日，为了处理好灾区农民债务问题，国务院汶川地震后恢复重建工作协调小组第五次会议上提出了延长还款期和调整还款方式等方案。

　　具体来说，与城市买房子贷款的月供不同，按照农民以农作物收割获得收益的季节性特点，由借贷双方商量具体还款日期，避免由于农民一时没有资金造成的“被动违规”。

　　一切都在重新开始，一切也都刚刚开始。

　　对口援建启示录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全国之力，上下齐心”这些中国人看起来平常而又熟悉的口号和救灾模式，在国际社会灾害管理专家的口中竟成为令外人羡慕的“举国应对模式”。

　　9月27日在由民政部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秘书处主办的“将减轻灾害风险纳入灾后恢复重建研讨会”上这种对“举国应对模式”的赞许再一次得到了印证。

　　许多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都表示，中国面对灾难“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对国际社会灾害风险防范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联合国国际恢复平台信息管理官萨加亚·巴哈提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震后国际从中国学到的经验包括“对灾民短期和长期的居住安置，对学校等公共建筑的安全升级。”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政府主导下，包括规划部门在内的所有相关部门都参与到重建中来。”

　　巴哈提亚说，“中国政府开创的灾后对口支援重建，由经济较强的省份指定支援某个受灾地区”的做法，将“举国应对模式”的优越性发挥到了极致。

　　2008年6月11日，国务院出台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明确要求19个省市以不低于1%的财力对口支援重灾县市3年。据统计数据显示，19个省市对口支援四川、甘肃、陕西的资金超过700亿元。

　　截至2009年4月9日，根据四川省发展改革委汇总的数据，18个支援四川的省市已确定支援四川18个重灾县(市)项目2375个，确定援建项目总投资额517.41亿元。其中，已到位援建资金186.05亿元，已开工援建项目1175个，已建成援建项目198个。

　　史培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口援助省份与灾区在基础设施恢复、房子等建好以后，应互相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合作关系，开展项目合作，形成从‘帮助、救助’到‘互助’的新的合作纽带。”

　　截至目前，援建省市已与灾区建设合作产业园区18个，协议引进项目420个，投资总额500多亿元。

　　在现实中，各对口支援省份都在帮助的区域内留下了鲜明的“当地特色”。

　　在恢复重建的过程中，应彭州市的要求，福建省除了在灾后短时间内准备了5万多个就业岗位，随时接收彭州的受灾群众到福建泉州等地工作外，为了进一步推动灾区本身的“造血”机制，福建还组织闽籍企业家赴彭州考察投资。

　　目前，先后有26家福建籍企业与彭州市签订了投资协议，协议投资额24亿元。已有21家福建企业在彭州市落地，还有20多家福建籍企业到四川省其他市（县）投资兴业。

　　对此，四川省民政厅救灾处处长王绪恩评价：“许多对口援建的省份，在建房的同时都考虑到了被援助地区下一步的出路。”

　　从田园到乡间，从工业到农业，灾区重建包裹着人们太多的期待与心愿快速生长。今天之后，这场令世界赞叹的中国抗震救灾的启示录仍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