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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的世界,再平衡的中国策

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2010年12月25日00:30

  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局面可以用两大相关的失衡来表示,即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国际经济结构的失衡。要从这两者之间寻找因果关系可能非常困难。不管怎样,这种结局是过去数十年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他很多国家也是这样。

  中国经济向何处去?中国的经济改革向何处去?从宏观层面来看,无论是中国的经济政策还是实际经济表现都离不开这两个不平衡。有一点是明确的,尽管世界经济的平衡会有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经济内部的平衡,但世界经济不会自动平衡。世界经济要平衡就必须首先要求各国经济体的平衡。并且,对各国来说,这也就是自己所能做的。就是说,中国要靠自己,通过改革来求得内部经济的平衡。内部经济平衡了,就会有助于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会为世界经济平衡做贡献。那么,内部经济平衡是如何来的呢?又如何能够求得内部的再平衡呢?

  ·“如何失衡”·

  绕过“既得利益”的改革原则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开放性。开放分为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对外开放比较容易理解,也是人们一般理解的开放。把国门打开,开放给外国资本。但实际上,对内开放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对内开放就是把国家的经济过程开放给各个社会群体。这也是先易后难的过程。城市既得利益比较强大,那么先进行农村改革。在城市改革开始后,因为国有经济部门既得利益比较大,所以,先不要动国有部门,而是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逐渐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也就是说,先不要不切实际地触动既得利益,而在现行的既得利益之外,培养出新的利益来。等到新的利益培养出来之后,再动既得利益。新利益一方面对既得利益构成了压力,另一方面新利益也能消化改革既得利益所产生的很多问题。八十年代分权和开放式的改革可以说导致了一种包容式的增长和发展,社会各方面都受惠于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导向型经济的转型。这个过程开始于八十年代,主要的任务是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完成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而之前,在意识形态层面,人们对国有和非国有、计划与市场等关系争论很大。1997年十五大正式提出“抓大放小”的战略和经济结构布局。“抓大”就是要学日本和韩国,建设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放小”就是民营化或者中国式的市场化。“放小”方面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内部私有化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没有这个过程,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不会得到很快的发展。一些人因为看到在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而怀疑“放小”的目标,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否定“放小”,很难想象当时那么大规模并且处于亏损状态的中小型国有企业会有什么其他的出路。“抓大”的理念也是对的,主要是要强化中国在国际经济上的竞争能力,但没有能够有效实施下去。国有企业越做越大,但“走”不“出去”,于是调转头来进入国内市场,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竞争市场。这是中国目前存在的大问题。

  朱镕基时代确立了基本市场经济的制度。1994年分税制改革、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加入WTO等国际经济组织都是这个时代完成的。再者,这些变化也反映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上,主要是承认非国有部门的合法性和保护私有产权。

  须以社会改革推进经济改革

  十六大以来的改革围绕着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社会改革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为什么要社会改革?社会改革首先是为了“还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遭到破坏,或者说已经不适用,但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有能够提供新的社会制度体系。而这些新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得以实现。经济改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应当强调的是,这些体制大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符合当时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当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过,原来的体制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通过社会改革重建这些体制是唯一的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可以为可持续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主要是要建立一个内需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就已经证明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软弱性。当时中国政府也提出了要拉动内需。但当时的危机局限于亚洲,北美和欧洲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仍然有很高的进口需求。因此没有能够产生足够外部压力促成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但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中国真正感到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局限性。

  中国生产、西方消费,中国人积累、西方人花钱,一直被视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一个主要原因。要达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中国就要建立消费社会。中国要少存钱、多消费,而西方则要少消费、多存钱。也就是说,中国要通过建立消费社会来减少出口和增加消费。但一个消费社会是需要社会制度基础的。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这不仅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改革而得以建设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看病、交通、教育等方面用不了多少钱,那么要存款干什么呢?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在早期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的消费水平非常低。但现在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会制度。中国人不是不会消费、不想消费,而是不能消费。在没有社会政策的条件下,看病需要钱、上学需要钱。中国人是完全无助的,完全依靠自身。只有确立了一整套社会政策之后,中国的消费社会才会有希望。

  无“改革”下的增长

  在没有社会制度建设的情况下,生产(通过投资)和积累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种趋势不仅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外部压力(主要是因为和西方的贸易不平衡及相关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而且也导致了国内发展多方面的不平衡。

  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一直是中国三个互相关联的政策领域。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再改革和再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和平衡的发展模式。但近年来中国总体局势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表明这三者之间似乎已经开始进入一个不良循环,即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或这说,改革停滞不前,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社会的不稳定则反过来制约着改革和发展。一句话,不稳定是经济本身失衡、经济和社会失衡的必然结果。而失衡又反过来影响发展这个最根本的目标。

  首先来看“无改革”。“无改革”指的是一种没有改革的客观局面,它并不是说决策者或者社会不想改革。想改革而没有执行或者执行得很差,就导致“无改革”局面。今天,方方面面的改革似乎已经遇到了瓶颈或者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公司化、公司治理和规制等方面的改革得不到深化。国企的规模越做越大,越来越多企业从规模讲已经排到世界前列,但无论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从技术创新来说,中国的国企都无法和先进国家的相比。原来所设想的通过重组国企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显然没有达到。相反,随着国企的扩张,越来越没有边界,挤占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空间。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央企和地方国企大肆挺进房地产等领域,国企很快改变着原来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保持相对平衡的格局,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实际上,国企是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的财富转移机制,把财富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大多人转移到少数人。如果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就能获利,那么国有企业就没有动力通过提高生产力和技术方面求进步了。也很显然,垄断型国有企业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阻力。

  相比之下,非国有部门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尽管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法律上,非国有部门已经合法化,但这个部门仍然遇到一些实际政策的歧视。缺少资本的民间企业得不到国家控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支持,而已经聚集了相当金融实力的民间资本则缺少投资的空间。也令人遗憾的是,国家对民间融资要么是不容许,要么就是加以过多的控制。如果容许民间资本享有比较均等的融资机会,中国的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是可持续的,因为资本会从过剩部门会流向资本短缺部门。在民间融资得不到发展而国家银行又不给有效支持的情况下,需要资金的非国有部门得不到发展,而资本过剩的部门没有投资空间,从而到处盲流,大势炒作一切可以炒作的物品,包括房地产。最近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新情况,那就是,大量的民间资本连同民间企业家流向了海外。因为全球化,如果中国内部的情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这种趋势会加剧。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那么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为什么反而是在加速呢?

  一个重要的增长源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这些年的成就是此前改革的“收获”。九十年代的改革和加入WTO等都为后来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基础。无论是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和此前的改革是有很大关联的。没有九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一套基本市场经济制度,中国不会有此经济收获。

  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来自于政府动员型的资源投入。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近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似乎从各种危机中找到了发展的动力。为了应付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非常有效的政策举措。例如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出台的4万亿“救市”措施有效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同时,以举国体制出现的大规模工程例如“奥运会”和“世博会”等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刺激效应,即“奥运经济”和“世博经济”。不过,应当说明的说, 来自于制度改革的收获是好的收获,而来自于动员型的收获只是暂时的。

  “另类”双轨制

  真正导致中国经济失衡的是不利于社会领域发展而得到的高速经济发展。为了促成经济的飞速增长,近十多年来,权力资本直接主导了“社会改革”,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像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国家不仅对私人投资都具有非常严格的控制和限制,而且这些领域也是国家投入最多的领域。很可惜,在中国,这些领域都在不同时期成为了一些政府部门代理人和私人投资者分享利益的暴富领域。首先,这些领域“改革”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家应付危机的“强制市场化”。

  一旦经济出现困难或者遇到危机,如九七亚洲金融危机或者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我们都是以牺牲这些社会领域,推动社会的市场化来保住GDP增长的。其次,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保GDP,不仅不阻止资本无限制地流入社会领域,而且也加入这个行列,并经常成为主角。例如在住房领域,地方政府只有对扩张房地产市场有动力,而对于改革的另一面,保障性住房制度,明显缺乏兴趣。最后,正如垄断央企在国企改革中坚如磐石的垄断地位,国家工作人员的福利体系或者“特权”体系也俨然成为社会领域市场化狂澜中惟一的绿洲。最有权势的阶层可以最大程度地享受市场化所带来的好处而不需要承受市场化之痛,他们理所当然推进社会领域的市场化,而对社会领域市场化的负面效应毫无感觉。当前的中国,在经济领域市场化不足的同时,社会领域已经过度市场化。虽然价格 “双轨制”已然消失,但以行政垄断和福利特权为标志的另类“双轨制”,在社会经济两个领域仍然并行存在。

  这种社会市场化在两个方面不断破坏社会稳定。一方面,通过破坏社会、转嫁改革成本而获得高速增长,本身就是对大多数人基本生活资源的一种掠夺。1990年代中期以来,普通居民的收入在数目字上确实获得了稳步增加,但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基本生活成本的增加速度,却是远远快于收入增加的速度。最近,当中国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增长的火车头,反映全民基本生活水平的恩格尔指数的上升却分明显示基本生活水平的整体下降。医疗、教育和住房涉及一般社会成员最基本的切身利益和生存条件,当社会的生存基础受到威胁甚至摧毁,那么,社会的“不稳定”也很容易理解了。另一方面,社会市场化导致的普通居民与“特殊利益集团”在社会经济生活之间的巨大落差,将中国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推向了新高。在近几年迅速激化的官民矛盾和地方政府信任危机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普通民众,特别是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普遍的“相对剥夺感”。

  ·“如何回归再平衡”·

  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经济领域市场化不足

  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中国经济要回归平衡。如何回归?

  首先要分清楚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区别。两者不分即导致经济和社会之间的不平衡,也导致经济本身的不平衡。在经济改革成为主体改革的年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改革派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相关改革思路没有考虑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分野问题,或者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政策上,没有能够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结果,在很多方面造成了社会政策的经济政策化,就是说,在一些本应当属于社会政策的领域,经济政策畅通无阻,甚至推致极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发生在经济领域,而社会领域是受国家保护的。但在中国则相反。在经济领域,主要是国有部门,因为有国家力量的抵制,新自由主义很难发生作用。但在社会领域例如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方面,新自由主义则大行其道,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近年来,社会政策已经成为主体性改革。人们不仅忽然发现社会领域已经被市场破坏得必须要进行改革了,更重要的是,进入社会领域尤其是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的既得利益已经变得无比强大,能够有效抵制政府的任何改革了。于是乎,一些人开始怀疑市场经济。再者,社会政策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因此凸现出来。很多人开始用社会政策的思维套用到经济政策上,怀疑经济领域的市场作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认知误区,那就是,社会改革者和经济改革者一样,没有能够区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正如社会政策不能经济政策化,经济政策也不能社会政策化。在经济政策领域,不能无限夸大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正如在社会政策领域不能过分夸大经济政策的作用。

  实际上,在社会领域因为新自由主义入侵变得过度市场化的同时,在经济领域,中国面临着的是市场化不足的问题。这些年来,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不仅没有深化,而且有减低的趋势。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部门。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和市场没有关联。在1990年代的改革时代,在实现企业公司化和法人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日后改革没有能够深化下去。国有企业的行为仍然不是市场主导的。这表现在多个方面,主要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政府仍然视国有企业为自己的“自留地”。国有企业也仍保持着行政级别。另一方面,既然国有企业不是单纯的企业,那么它们就要利用政治和行政权力来搞垄断,形成人们所说的权贵经济,或者权力市场。

  “国家能力”和“社会公平”没有正面联系

  从中央地方关系来说,需要改革1994年体制。中央地方关系在中国至为重要,可能比其它任何因素都重要。改革有没有动力、改革政策是否能够制定和落实,都要看中央地方关系。以经济再集权为核心的1994体制在当时也是应急之举,随后在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建设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到现在已经实行了很多年,绝对有必要进行再改革。1994年分税制改革改变了邓小平南巡之后分权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失控的情况。改革之后,财力迅速向中央政府集中,而此前中央财政高度依赖地方。实行分税制后,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很大一部分需要返回地方,但依赖的方向改变了,地方依赖于中央。尤其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终于首次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的收税机构(国税局)。1994年税制改革的两个最主要的理由,一是强化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二次收入分配能力,即国家有更多的能力来改变区域之间和社会之间的收入差异。

  这的确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增加。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所取得的高速而平稳的经济发展和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有很大的关联。但同时也要看到,经济集权在二次分配方面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当时所设定的目标,即减少社会收入不平等,基本社会正义还有待于实现。但分税制以后,社会收入差距也不断加速扩大。当时中国一些学者假设国家的二次分配能够达到社会公平,认为“账面上”的国家能力越高越好,但税收收入为指标的“国家能力”和国家促进社会公平的直接能力之间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正面的关联;相反,负面关系是显然的。

  这其中的道理很容易从中央地方关系的角度解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在分权的环境下,一些地方政府大多实行藏富于民、藏富于地方的做法。但随着1994年分税制的实行,这种策略失去效用。越是基层办事的政府,财政反而越是困难。

  而“地方穷”的局面必然导致“国富民穷”。地方政府需要生存,需要发展,因此就要向“民”和社会要钱。用学术语言就是要找到新的税基,如果找不到稳定的税基,那就得开辟一些新的融资渠道。一开始是向农村农民收费。各地的农村收费土政策曾经成为农民集体抗议的主要一个原因。农业税取消掉之后,地方政府就转向了农民的土地。现在土地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财政的重中之重。这已经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效应。其中之一就是房地产价格的飞涨。在抬高房地产价格方面,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是一致的。在城市土地市场居于垄断地位的地方政府需要高房价来维持高地价,而开发商又能够把土地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因为住房是“刚性需求”。这一购房者根本没有参与的博弈结果,当然是以普通购房者的血汗来换取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双赢”。

  另外一个向社会要钱的方法就是地方政府和大资本的合作。为了让企业发展地方经济,多交利润给地方,地方就拼命向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廉价的工资和廉价的法律约束(尤其是在执行环保、质检、社保和税务法律方面)。这其中一个最常用策略,就是通过防止工人自发的组织,压低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劳工工资。这一情况在近年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最近所发生的劳工潮只不过是前面压低劳动者收入的反弹而已。环保和质检的问题也早已成为近年来民怨沸腾和地方政府信任危机的一个主要来源。更为重要的是,目前的局面已经造成了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某种失衡。很容易观察到一些很特别的现象。一方面,中央的一些政策越来越难以执行,地方有这种“对策”,这尤其表现在“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的领域。另一方面,地方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越来越依赖中央。这种依赖滋长了各式各样的权力寻租和“公关”活动。布满京城的驻京办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情况(现在要撤消驻京办,但可能会不得要领,因为驻京办完全是地方对中央的制度性依赖性的结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所发生的地方企业“央企化”或者地方政府直接求助于央企的情况更是说明了这种趋势。与央企结盟是地方的理性选择,通过这种途径,地方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利益,即政策利益和经济利益。很显然,和央企结盟,地方很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利益。一些本来通不过的项目,一旦央企卷入,就很容易得到批准。同样,和央企结盟也可得到经济利益,这不仅仅是因为央企本身掌握着大量的资金,而且也是因为央企对中央政府的巨大影响力,通过央企,地方很容易融资。

  国企权势化、民企犬儒化

  今天的国企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下的国企,权力加市场是今天垄断国企(尤其是央企)的主要特征。这一特征使得国企能够在近年来急剧扩张,大量挤占民企的空间。这就是人们称之为“国进民退”。最近的报道说,民企500强利润总和不及两大央企(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就是明显的例子。应当指出的是,国企的大扩张并不是说国企的强大。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经说过,中国国企只有500大,而没有500强。此前的“抓大”战略就是要强化国企的国际竞争力。今天国企国际竞争力仍然微弱,“走出去”困难重重。但当国企在国内市场在和民企竞争时,则显得“优势”十足。

  央企化需要及时纠正。央企化表明,政府的规制越来越具有“左手规制右手”的性质。很多央企和地方政府是同一行政级别,甚至前者的级别要比后者高。鉴于行政级别在体系中的重要性,地方政权必然和央企在很多问题上发生冲突。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民企开始想和国企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这有些不可理解。民企和国企发生关系,和国企形成依附性关系。对民企来说,这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说穿了中国还是权力经济而非严格的市场经济,和国企发生关联是民企寻求政治保护的一种方式罢了。在实际政策领域,民企处处遭歧视。无论民企发展到如何强大,在权力面临都会显得无能为力。如果说,在九十年代国企和民企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空间,各自创造着财富,那么现在的情形更多的体现为两者之间在抢夺财富,看谁抢得多。毫无疑问,面临强大的国企,民营企业纷纷败下阵来。“不安全”是民企的普遍感觉。这促使一部分民企开始寻找和国企联盟而得到保护,也有很多民营企业家被迫离开中国。更应当指出的是,经济集权实际上大多是权力的部门化,是部门集权。这也是“无改革”局面的成因。

  这些现象都表明需要对94体制进行改革。最明显的就是在社会政策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环保方面的政策。所有这些方面涉及到社会成员的基本公民权问题。公民权应当是全国范围的。在这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的集权。现在中央政策具有政策制定权,但政策实施权在地方。更是因为在这些领域往往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很多政策根本落实不下去。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在财政集权之后,也要把事权(执行政策)的一些方面收归上来。这样做,就可以把“地方公民权”转型成为“国家公民权”。尽管这并不是说,中央政府要担负所有的责任,但必须要担负相当程度的责任,以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民权。不管怎样说,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在所有这些社会政策方面必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另外一个向社会要钱的方法就是地方政府和大资本的合作。为了让企业发展地方经济,多交利润给地方,地方就拼命向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廉价的工资和廉价的法律约束(尤其是在执行环保、质检、社保和税务法律方面)。这其中一个最常用策略,就是通过防止工人自发的组织,压低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劳工工资。这一情况在近年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最近所发生的劳工潮只不过是前面压低劳动者收入的反弹而已。环保和质检的问题也早已成为近年来民怨沸腾和地方政府信任危机的一个主要来源。更为重要的是,目前的局面已经造成了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某种失衡。很容易观察到一些很特别的现象。一方面,中央的一些政策越来越难以执行,地方有这种“对策”,这尤其表现在“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的领域。另一方面,地方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越来越依赖中央。这种依赖滋长了各式各样的权力寻租和“公关”活动。布满京城的驻京办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情况(现在要撤消驻京办,但可能会不得要领,因为驻京办完全是地方对中央的制度性依赖性的结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所发生的地方企业“央企化”或者地方政府直接求助于央企的情况更是说明了这种趋势。与央企结盟是地方的理性选择,通过这种途径,地方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利益,即政策利益和经济利益。很显然,和央企结盟,地方很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利益。一些本来通不过的项目,一旦央企卷入,就很容易得到批准。同样,和央企结盟也可得到经济利益,这不仅仅是因为央企本身掌握着大量的资金,而且也是因为央企对中央政府的巨大影响力,通过央企,地方很容易融资。

  国企权势化、民企犬儒化

  今天的国企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下的国企,权力加市场是今天垄断国企(尤其是央企)的主要特征。这一特征使得国企能够在近年来急剧扩张,大量挤占民企的空间。这就是人们称之为“国进民退”。最近的报道说,民企500强利润总和不及两大央企(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就是明显的例子。应当指出的是,国企的大扩张并不是说国企的强大。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经说过,中国国企只有500大,而没有500强。此前的“抓大”战略就是要强化国企的国际竞争力。今天国企国际竞争力仍然微弱,“走出去”困难重重。但当国企在国内市场在和民企竞争时,则显得“优势”十足。

  央企化需要及时纠正。央企化表明,政府的规制越来越具有“左手规制右手”的性质。很多央企和地方政府是同一行政级别,甚至前者的级别要比后者高。鉴于行政级别在体系中的重要性,地方政权必然和央企在很多问题上发生冲突。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民企开始想和国企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这有些不可理解。民企和国企发生关系,和国企形成依附性关系。对民企来说,这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说穿了中国还是权力经济而非严格的市场经济,和国企发生关联是民企寻求政治保护的一种方式罢了。在实际政策领域,民企处处遭歧视。无论民企发展到如何强大,在权力面临都会显得无能为力。如果说,在九十年代国企和民企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空间,各自创造着财富,那么现在的情形更多的体现为两者之间在抢夺财富,看谁抢得多。毫无疑问,面临强大的国企,民营企业纷纷败下阵来。“不安全”是民企的普遍感觉。这促使一部分民企开始寻找和国企联盟而得到保护,也有很多民营企业家被迫离开中国。更应当指出的是,经济集权实际上大多是权力的部门化,是部门集权。这也是“无改革”局面的成因。

  这些现象都表明需要对94体制进行改革。最明显的就是在社会政策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环保方面的政策。所有这些方面涉及到社会成员的基本公民权问题。公民权应当是全国范围的。在这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的集权。现在中央政策具有政策制定权,但政策实施权在地方。更是因为在这些领域往往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很多政策根本落实不下去。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在财政集权之后,也要把事权(执行政策)的一些方面收归上来。这样做,就可以把“地方公民权”转型成为“国家公民权”。尽管这并不是说,中央政府要担负所有的责任,但必须要担负相当程度的责任,以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民权。不管怎样说,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在所有这些社会政策方面必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要把国有企业转变成为公共部门。人们一直把中国的国有部门比喻成西方的公共部门,这是一大错误。西方的公共部门属于公共,属于社会和人民。公共部门受公众的监督,各国议会都有一整套对公共部门的监督和制约的机制。而中国的国有部门属于国有部门的代理人。这里存在着严重的“内部私有化”问题。国有部门的产权理论上属于国家,但实际上是国家的代理人拥有实际的产权,利用国家权力追求私利。国有部门要真正国有化、公共化。

  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对国有部门规定一个边界。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本来的意义在于政府在涉及到国家整体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领域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是,现在央企所从事的很多经济活动根本不具有战略重要性。国有企业的触角伸向了每一个可以获得利益的角落。因此,要给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规定一个边界。国有企业不仅要退出一些不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而且要把这些经济活动下放给地方,进行民营化。要深化市场改革,这一步必须走。在西方,当“看不见的手”主导一切,政府失去对其规制能力的时候,经济危机必然发生。中国则相反。当“看得见的手”或者国有部门主导一切,非国有部门或者市场对其失去制约的时候,经济危机必然发生。这是又一个铁的定律。

  以国内平衡实现国际平衡

  如果上述所说的主要是为了深化经济改革和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同样重要的是要建立消费社会。在经济层面看,建设消费社会除了要建设社会制度、去除普通民众后顾之忧以外,还必须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使人民真正具有消费能力。中国目前的状态是收入差异过大,社会过度分化。这导致了少部分人的过度消费(这一大部是对进口奢侈品“炫耀性消费”以及出国留学置产)和大多数人的消费不足的矛盾状态。要建立消费社会,首先就必须做到收入的相对公平。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努力改善收入分配机制。只有当大部分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成为消费社会。实际上,因为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的缺失,中国本来规模就不大的中产阶级正在面临风险。当缺乏制度保障的中产阶级陷入“房奴”和“孩奴”的境地时,今天的中产阶级很可能就是明天的贫穷阶层了。

  提高劳动者工资也可以实现另外一个重要目标,即鼓励经济通过创新、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而得以可持续发展。现在中国劳动者所得占GDP很小一部分。资本家或者企业主主要通过压低劳动者收入(还包括便宜的土地)来获利。要建立消费社会,就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这就会给资方带来压力,造就创新的压力。如果没有任何压力,资方就没有动力来进行创新。

  从中国经济的对外方面看,提高劳动者收入还可以减少外国压力。一旦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国内市场足以支撑国内产能,出口的压力自然就减少。同时,消费社会表明外在世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就如当今的中国依赖西方社会一样。消费社会在进出口方面也会有外来的压力,但届时的主动权则在中国,正如当今的主动权在西方一样。依托一个比美国更庞大的国内市场,中国在国家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更加稳固。

  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对中国来说,提高劳动者工资要比人民币升值更有效解决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对中国人民币升值施加并且保持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当然和中国的出口有关。美国和西方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主要根据就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贸易顺差问题,而其它方面的理由并不充分。但人民币升值不仅解决不了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而且只有利于中国的富裕阶层。而提高劳动者工资则有利于底层社会成员。提高劳动者工资对内对外都具有很大的优势。对内,它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消费社会的建设和社会的稳定;对外,它可以减少出口,减轻西方对人民币的压力,减少顺差,从而为国际经济的平衡作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仍然有待深化。深化改革是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我们已经指出了,深化改革仍然有很多空间。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国内和国际两个平衡,但国际的平衡要通过国内的平衡来实现。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必须放在国内的平衡。在这方面,社会改革必须进行下去,通过社会改革来深化经济改革,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同时,社会改革也不能替代经济体制改革。从改革政策来说,人们既不能继续用经济改革的方式来指导社会改革,也不能用社会改革的方式来指导经济改革。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和社会领域的社会政策必须互相配合,平衡发展。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之间的关系,改革不但难以前行,而且会不断倒退。

  (作者:郑永年 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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