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雪芬让越剧成为“最美戏剧”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方亚芬接受本刊专访

　　袁雪芬让越剧成为“最美戏剧”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许陈静

　　“梁兄，梁兄……”病榻之上，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已陷入昏迷之中，口中却依然喃喃呼唤，字字情深。身旁亲朋故旧，潸然泪下。谁能想到，60年前那个倾倒了上海滩、倾倒了日内瓦的“祝英台”，被骨髓瘤折磨了8年，弥留之际，呼唤的仍是她的梁兄、她的越剧。

　　2011年2月19日，“越剧皇后”袁雪芬在上海逝世，遗嘱后事从简，骨灰洒入黄浦江，以便顺江而下，魂归越剧诞生地、其故乡浙江嵊县。

　　“必须按我的要求改革”

　　1954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点名带上我国第一部彩色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的胶片。在日内瓦，这部电影轰动国际外交舞台，西方舆论一夜转向：“谁说共产党不要文化？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拍出了这样凄美的彩色爱情片。”回国后，周恩来把袁雪芬请到自己家里，喜悦地说：“雪芬，我们的‘两台’在日内瓦出了风头，为国争了光，一个是茅台，一个就是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那一年，袁雪芬32岁，一个越剧女演员最好的年华，真正是“绮年玉貌祝英台”。但这个“祝英台”“脾气很硬”，平时不化妆、不应酬，穿一身布衣，梳一条辫子。对周恩来也照样说“不”。周恩来让她演《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她顶撞说：“我觉得这是个心口不一的小姐，一点儿都不可爱，我不演。”周恩来只好派人去做说服工作，苦口婆心，她才终于肯演。

　　袁雪芬的硬脾气，是在旧社会那种时代环境下逼出来的。她1922年出生于浙江嵊县。当地在1906年诞生了一种简陋的“小歌班”，招年轻女孩子扮作男男女女，唱一些“才子佳人”的戏。袁雪芬的父亲是私塾先生，把袁雪芬送到戏班子时，只说了一句话：“不要你成名，只望你成人，人自轻而后人必轻之。”袁雪芬一辈子没忘记，把它改成了“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1938年，16岁的袁雪芬到上海登台演出，认识了影响她一生的人——专演小生的越剧女演员马璋花。马璋花外号“闪电小生”，红得快，爱时髦，每天穿着不重复的旗袍，达官贵人送东西她来者不拒。性格南辕北辙的两个人，却因共同的理想一见如故——她们都厌恶越剧里那些低俗的内容。当时有一出戏叫《梁祝哀史》，袁雪芬演祝英台，马璋花演梁山伯，两个年轻女孩子大段大段删除了那些“乌七八糟的内容”，在舞台上重塑了一个干净、凄婉的爱情故事。

　　这出改编后的《梁祝》轰动上海，连演3年，直到1941年马璋花出嫁前，两人最后一次合演，从台上哭到台下。袁雪芬立志“再不演这出戏”。结婚仅一年，马璋花就不幸去世。袁雪芬闻讯，一口血吐了出来，医院诊断是肺病。不久，袁雪芬父亲也去世了，她只觉得，任凭眼前多少繁华，从台上到台下，她一个亲人也没了，孤独吞噬她的心，她拒绝再登台，回到嵊县。

　　然而，既已成名，何谈归隐？上海的剧场老板们天天往乡下跑，开出一天一两黄金的高价，求她复出。袁雪芬提出了一个条件：“演戏可以，但必须按我的要求改革，谁也不准干涉！”

　　她重返上海，挣的钱几乎全拿去改戏。她把莎士比亚的作品改编成越剧、找大学生来写新戏、放弃京剧式造型、旦角们的头发照古代仕女画梳、裙子模仿好莱坞电影的设计、脸上的妆和电影明星一样……唱越剧的都是妙龄女子，经她这样一改，越剧成了“最美的戏剧”。

　　1944年，在马璋花去世快3年时，袁雪芬重拾《梁祝》，“梁兄”变成了范瑞娟。第一次重演，唱到《楼台会》，灯光一亮，照着范瑞娟出场，袁雪芬眼前蓦然映出马璋花的身影。她把“前面走的祝英台，后面跟的梁山伯”的唱词忘得一干二净，一开口换了新词：“久别重逢梁山伯，不由我又是喜来又是悲。”这句触景生情、发自肺腑的唱词，已成《梁祝》中最经典的一句。

　　1946年，周恩来在上海的剧场看了袁雪芬的《凄凉辽宫月》。这场戏给周恩来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安排左翼文化人士到越剧界担任编导，写了《国破山河在》等新戏，替袁雪芬的越剧改革添了一把火。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指示：要把袁雪芬、范瑞娟的《梁祝》拍成我国第一部彩色电影。那是一次艰苦的创作经历，彩色电影需要很好的照明，但从苏联进口的两盏灯总是坏。时任国家文化局长的夏衍急了，亲自来检修，修不好；上海市长陈毅也急了，调来打敌机的探照灯……1953年，《梁祝》终于上映了，“最美的祝英台”定格在新中国的电影史上。

　　“我断不能让老师这部戏失传了”

　　电影《梁祝》的问世，为越剧带来了10余年的“黄金时代”。但“文革”的开始，中断了袁雪芬的艺术生涯和第二次改革的梦想。20世纪70年代末，袁雪芬复出时年过半百，“祝英台”已成往事，培养下一代是她后半生的最大心愿。

　　2011年2月28日，袁雪芬的学生、上海越剧院演员方亚芬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她回忆起和袁雪芬近30年的师生情。

　　1983年，方亚芬所在的浙江镇海越剧团到上海演出，团里一位老师请来了和袁雪芬并列“越剧十姐妹”的徐天红看戏。方亚芬那天演的是《柳毅传书》，徐天红一惊：“这孩子的扮相和转身动作，多像年轻时的袁雪芬呀！”她马上跟时任上海越剧院院长的袁雪芬说：“有个女孩子不错，你过来看看。”袁雪芬来了，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好苗子。

　　第二年，方亚芬考入上海市戏曲学校越剧班。“她最不愿意别人说我是她相中的，所以从不对我多看一眼，我只有靠自己拼命努力，才能得到她的指导。”

　　1987年，方亚芬从上海戏校毕业，正式加入上海越剧院，在青年剧团挑大梁。但袁雪芬最经典的代表作《梁祝》，方亚芬却从未在舞台上演过，唯一的一次，只是在越剧电视剧《蝴蝶的传说》中扮演祝英台。“老师是上海越剧院的老院长，我们院里一直都有范（瑞娟）派小生、傅（全香）派花旦合作的《梁祝》。老师觉得，大家是一个团的，要是我还碰这个戏，有点自家打擂台的感觉。1995年《蝴蝶的传说》筹拍时，起初找的演员也不是我。直到离开机只有一个星期了，原定的演员来不了，导演组才找我‘救场’。我去征求老师意见，在她心里，救场如救火，便让我去了。现在老师走了，我这两天整理老师的东西，发现她的代表作我都演过，只除了《梁祝》，这是一个最大的遗憾。”说到这里，方亚芬一直温柔、悲伤的语调变得异常坚定：“我将来一定要在舞台上演祝英台，我断不能让老师这部戏失传了！”

　　虽是袁雪芬的得意门生，方亚芬却直到2007年才被推荐参评中国戏曲界的最高奖项“梅花奖”，她请袁雪芬帮她“把把场”。

　　“她后来去了吗？”记者追问。

　　“她要会去就不是袁雪芬了！”方亚芬脱口而出，“她质问我，‘我去了你就能得奖了吗？要是我不去你就得不了奖，那我还是不去的好！’”方亚芬那时候难过极了，她一路发着高烧到了北京，演了新戏《玉卿嫂》和传统戏《碧玉簪》，登上了那一年“梅花奖”的榜首。回来后，袁雪芬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我看了你这么多年，现在放心了。”方亚芬顿时明白了老师的苦心。“她从来都不表扬我，她把感情放在心里了，磨砺我，雕琢我，都是为了我。”

　　2009年，袁雪芬病情危重，医院连续下了三次病危通知。有一次刚刚被抢救过来，袁雪芬精神有点恍惚，冲着陪护阿姨喊：“快快快，我要吃饭，我吃完了要去剧场看戏。”这可把方亚芬吓坏了，连忙安抚老师：“今天不演出，昨天演完了。”袁雪芬马上说：“那你快点去剧场，你要多演出，在这里守着我干吗？”方亚芬一边连声答应，一边噼里啪啦地滚下热泪。

　　2011年2月19日下午，医生宣布袁雪芬抢救无效。方亚芬强忍悲痛，亲手帮老师擦身、换衣服，料理后事。“那一天我回到家，有人给了我一些吃的东西，我本能地想，这东西老师喜欢吃，我要给她拿去。忽然一个激灵，醒了过来，呀，老师没了！我…… ”说到这里，方亚芬再也忍不住，泣不成声。

　　“每个改革者都是孤独的”

　　在越剧界，有这样一种说法：继承了袁雪芬艺术成就的是方亚芬等人，继承了袁雪芬改革精神的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茅威涛。

　　“袁老师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她虽然没有上过大学，却从小跟着父亲读书，是那一代越剧演员中文化水平最高的。”2月26日，记者采访茅威涛时，她感慨地说。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演了《梁祝》等剧目后，袁雪芬“扬起头来迎接新文化”，想演鲁迅小说《祝福》里的悲剧女性形象——祥林嫂。为此，她结识了许广平。第一次见面，没看过越剧的许广平好奇地问袁雪芬：“你们改这小说，有人看吗？”袁雪芬自豪地回答：“我们加座都能卖光。”许广平又问：“怕不怕有人讲你们是‘赤色’的？”袁雪芬说：“那有啥！”于是，许广平同意让越剧界改编鲁迅的小说。1946年，越剧《祥林嫂》上演，许广平把田汉等文化界名流全都叫去看戏，盛况空前，被誉为“新越剧的里程碑”。

　　巧合的是，半个世纪之后，茅威涛掀起第二次越剧改革浪潮时，其代表作也是由鲁迅小说改编的《孔乙己》。“1998年《孔乙己》公演后，袁老师给了我很多建议和意见，她非常支持这次尝试。我后来又改了《陆游与唐婉》以及《梁祝》，但她身体越来越虚弱，新版《梁祝》请她时，她已经不能来了。”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茅威涛的手机彩铃就是《梁祝》的旋律。她说整个剧团的人设置的都是这个。

　　“当你出演梁山伯时，有没有想过，如果对面搭戏的是袁雪芬的祝英台，那将是什么样的效果？”

　　“我不敢想。袁老师的《梁祝》是不朽的作品，把一个民间传说变成了中国文化和爱情的符号。我们新版《梁祝》的种种改革，都是站在袁老师‘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用《诗经》里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作为梁祝的爱情誓言；借鉴昆曲的扇子舞蹈，两把扇子，既是《同窗共读》的书，又是《十八相送》的舞，还是《楼台会》的信物，更是《化蝶》的象征。这些改革是为了让传统戏剧打动现代人。我认为，我们最应该继承袁老师的，就是扬起头迎接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提了一个问题：“袁老师在世时，她是越剧改革的精神先驱。如今她去世了，作为新一代越剧改革者，你觉得孤独吗？”茅威涛沉思良久：“也许，每个改革者都是孤独的。我想，袁老师也很孤独，她一生之中，很难找得到真正与她共鸣的人。可是人要乐于享受这种孤独，在孤独中去完成一个理想，也是件美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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