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网-新闻晚报
□杨攀峰
药家鑫撞人后刺死伤者案日前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药家鑫当庭表示后悔，庭审现场辩护人律师向法庭提交3份证据，包括报纸对药家鑫主动递交悔过书的报道，上学期间的13份奖励，被告人校友、同学、邻居的4份请愿书，请求法庭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证据提交后，民事原告人张妙的丈夫当庭说：“我不看那个，那都是垃圾！ ”
这是药家鑫的辩护律师 “激情杀人”之说外的又一个视点。对于一个犯了故意杀人罪的人，其校友、同学、邻居联名请求宽大处理，也许是缘于药家鑫成长道路没有污点，学习优秀、得过各种奖励等等。如果药家鑫在平日与人交往中作恶多端，也不会有“请愿”这一出。但是笔者认为，不论是联名请愿的民众还是执法机关，都应该慎之又慎。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在情、理、法相悖的案件中，经常有民意请愿的说法，药家鑫的邻里、朋友为其请愿就是其一。在中国传统社会，“曲法以伸情”有着社会根基，封建人治社会遗留下来的法理情相糅合的模式，还在影响着现代人的思维。可能在古代社会，虽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道理，但是判与不判、判轻判重等，都由官家发话，于是很多的猫腻就此产生。而现代社会，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已经相当完备，法律必须驾驭社会日常生活，依法执法、依法行事，应该成为法治社会的黄金定律。
把法律和人伦情理放在一起的结果，就是法律很难独善其身，最终也就难以实现其应有的功效，这样就很难养成尊重法律的习惯。美国曾有一个案例，一名妇女因杀人被判死刑，在等待执行的很多年里，她在狱中做了很多好事，感动了许多人，包括死者的亲属、妇女组织和许多社会人士表示希望免其一死，改判终身监禁，但这些请愿最终都被法院驳回。
虽然两案细节不同，但都有民意请愿，而且发生在美国妇女身上的请愿更令人动容。但是，在法治领域，无论被告人地位何等显赫，名声如何良好，功是功，罪是罪。如果功可以减轻，或是挽救罪，法律作为社会公器的权威又如何体现？如果为民意请愿开一个口子，简单来看只是动了执法者手中的裁量大权，而其实质则是轻易地为裁量权贴上了“正义”标签，损害的是更广大民众的利益。尤其是在当下法治还不甚完善的情况下，请愿有时候只是给执法者创造了权力伸缩的空间。
当然，我们不是否决所有的民意，在司法实践中考量“民意”，也有助于加强判决的正当性。但是我们决不能落入“情理法”的俗套，药家鑫的邻里、朋友为其请愿，其实质就是牺牲法律的规则，使得法律弯下腰来适应更多的具体情境。所以无论是民众还是执法者，在民意选择和回应民意的选择上，都应该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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