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心灵的救赎
北川本来就有484名干部在地震中遇难，活下来的千余名干部，几乎每人都有直系或旁系亲人遇难。而董玉飞、冯翔接连死去，对于活着的干部，是一种心理暗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康正 | 北川报道
震后北川幸存的1000多名干部，一度紧张地应对着自杀的威胁。
震后才144天，北川县委38岁的农办主任董玉飞，一个人在自己房间拿一根细绳活活勒死了自己。现场尸检发现他两膝青淤，推断他在勒死自己之前，已在地上长跪。他应该是在极度悲痛中自杀的，他在遗书中说：“我不孝，跪拜父母、岳父母。”
这是北川震后首例官员自杀事件，在当时整个灾区干部系统中造成了极大震动。彼时，从四川省到市、州、县的各级组织部门，事实上已悄然采取应对措施，来阻止“自杀”感染到更多的灾区干部，全力“争取生命”。
董玉飞、冯翔接连死去的心理暗示
北川的压力尤为沉重，除了董玉飞事件，2009年4月，年仅33岁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缢身亡。他生前在博客中不断跟地震遇难的儿子说，“儿子，你离开了，爸爸没有了未来，没有了希望，没有了憧憬，与你相聚，是爸爸最大的快乐⋯⋯”
北川本来就有484名干部在地震中遇难，活下来的千余名干部，几乎每人都有直系或旁系亲人遇难。而董玉飞、冯翔接连死去，对于活着的干部，是一种心理暗示。
“县里实际上把这千多人排了排，接下来还有可能自杀的干部中，后来听说我是最危险的。”2011年3月25日，北川县民政局长王洪发，在他的办公室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王洪发和冯翔曾经意气相投，是很好的“兄弟伙”。王洪发儿子遇难，另外还失去了近20位亲属，他说只有他最懂冯翔为什么要死，“儿子调皮捣蛋的样子天天在你眼前晃，你撑都撑不下去。”
后来在冯翔的追悼会上，王洪发飘飘乎乎。那天，往回走时，他一路深一脚浅一脚，心想自己还能撑到什么时候。
“我会活下来，要对得起这份关心”
王洪发只字不提自己的儿子，他只说工作上的事。
局班子5个人只剩下他一个还活着，民政事务又十分繁重，在地震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就像一台临时拼凑起来的破落机器，每天都在超负荷的状态下按部就班地赶手头工作。
“很机械，感觉灵魂都不在了，一天三四盒烟，不到一年体重由162斤降到126斤，脱了人形。”
直到冯翔自杀，县里对干部采取一对一帮扶，“受灾轻的干部联系帮扶一个情绪不稳的干部、家庭”，互相鼓励着活下去，但联系到最后就剩王洪发没人敢接手。
组织上问干部，这到底啥原因，结果大家都说王洪发已经“非常危险了”，很可能就是“下一个”。后来，王洪发的帮扶工作决定由县委书记陈兴春来做。
王洪发说，那以后陈兴春有事没事就转到他办公室去，跟他聊上一阵。有时候晚上还来他家看看电视。他起先不习惯陈兴春这样三天两头往他办公室跑，也知道书记来是出于工作安排，他心里头不冷不热的。
有一回陈兴春带各部局领导下乡，主要是让各乡镇反映县上各部门配合工作情况。到了民政这一环，陈兴春就讲，“民政问题要汇报，但是讲出来就行，不要让王洪发答复，我这次就是让他出来散心。”
“书记去山东出差，回来给我捎一包枣。”王洪发说，等陈兴春走了，他一个人关在屋里，先是哭，哭完了就骂自己没用，“你王洪发，自己滚到地上，现在有人来拉你，你还不往起爬。”
到地震一周年的时候，王洪发到干部会上发言，他表了个态，“我会活下来，要对得起这份关心。”以后，直到3年重建任务基本完成，王洪发率领全局完成了北川县的全部民政任务。
此次，王洪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北川新县城是按现代社区理念建成的花园城市，他因为这两年和各种义工、社工接触较多，也考虑把社工这个元素引入到新县城小区建设中来。
王洪发说，老县城的时候，他虽然也当民政局长，压根没听说过民政工作还有社工这个领域。眼下，王洪发已经完成对深圳社工工作的考察，下一步正式拿出实施方案。
“我们要让社工成为北川新县城的一个亮点。”他满怀希望。
“让自己没时间想那些悲痛的事情”
田兴惠一直不敢哭。地震把丈夫带走后，只剩下她娘儿俩，在情感上更加相依为命，她哪怕装也要在儿子面前装得坚强。
田兴惠是北川羌族自治县发展改革和经济商务局副局长，分管投资领域，北川重建的大小项目都要她来牵头做立项等工作。
“灾损统计、项目编制，当时一共编制了1000多个项目。”2011年3月21日，田兴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很多项目要去省上批，她就得来来回回在成都、北川之间跑。另一方面，他还要代表北川就每一个项目和援建方进行对接，“有段时间援建天天在后面催着我们的工作进度。”
这样没白天没黑夜地忙工作，田兴惠也有自己的原因，“不敢让自己闲下来，这样就让自己没时间想那些悲痛的事情。”他甚至有意避开悲伤的事，“听见谁在一起说地震那会的事情，就赶紧走开。”
但忙到年底，有一天在成都上大学的儿子打来电话，告诉她不想参加期末考试了。
田兴惠跑到学校找儿子问情况。儿子跟妈妈讲，学习再刻苦，文凭再高，地震一来什么都没有了，他对上学心灰意冷。
田兴惠理解儿子这些想法，父亲突然就没了，这对他打击很大。但她只能劝儿子安心考试。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她正在乡下的指挥部开会，儿子电话又打过来，坚决不上学了。
田兴惠拿着电话冲出指挥部，找到个僻静的地方终于忍不住哭起来。她试图再一次劝住儿子，但根本劝不住，“只好同意他回来。”
儿子回家后，天天打游戏，田兴惠心里犯急，却也找不到什么好办法。她先是觉得两个悲伤的人不能天天呆在一起，所以她让儿子在家先想想。过了一阵子，她托了关系，让儿子去消防队帮忙。
田兴惠心想儿子天天跟消防警打交道，能变得坚强，但他勉强只干了几个月，就再也不去了，精神状态也没见什么好转。
田兴惠又让儿子去山东泰山散心。第二学期开学的时候，她做通了儿子的工作，接着回学校继续上学，“他精神还是集中不了，半夜给我打电话，我正在加班，他还是说上不下去了。”
儿子回家后，田兴惠又托人安排他去交警队当协勤。不过，这次他叮咛儿子：“我就是想让你进去看一看，从地震当中走出来的人，是不是都像你这样，看看他们到底是怎样活下来的。”
结果，儿子到协勤岗位上锻炼一段时间后，“发现跟前的人都是5+2，白加黑，根本没有人顾得上去悲痛。”
这样，经过来回几番折腾后，儿子再一次同意回去上学了。
“他这一次再去上学，明显心态有变化，他一学期报了40多个学分，全部都考过了，这学期又一气报了60多个学分，信心很足，还要考研。”
田兴惠说，现在灾后重建基本完成，自己的工作正在恢复常态，儿子每周都能回家，“他在家里，我给他做做饭，说说话，从前家里的温馨又找回来了。”
“我是把帽子（官位）放在一边来干事的。”
灾后重建的3个年头里，尽管媒体一再聚焦北川，但在这里一直主政3年的县委书记陈兴春，很少在媒体露面。
2011年3月24日，陈兴春坦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是他有意为之，“当时我身上承担的压力太大了，稍微讲错一句话都有可能惹来麻烦。”
地震时，陈兴春正在绵阳市委、市政府秘书长的职位上。地震发生后1个月，绵阳市委决定调他出任北川县委书记，并很快给予绵阳市委常委任命。而在此以前，他已经做过绵阳下辖县级市江油市市委书记。他猜测组织上此次任命，其中可能就是看到他在江油任职时的政绩。
但他从任职起，“心里就诚惶诚恐”。他首先要面对现实压力，“整个灾区中，北川全城覆没，伤亡人数最多，财产损失最大，1/4干部遇难，90%以上的基层党组织受到破坏，重建就是要再造一个北川。”
另一方面，北川的遇难学生占到四川全省遇难学生数的1/3，整个北川的重建工作都在全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之下。陈兴春一度光接待上访群众，最高一天达1000多人，平日也都在几十上百人。所以，“在北川3年，每天感觉像在走钢丝。”
灾区重建其实矛盾重重，而重建决策往往要在诸多矛盾中做出艰难挣扎。比如乡下安置点重建时，来自外界的舆论压力颇大，晚建或者建设速度滞后，受灾群众就迟迟住不进去，“你北川的整体工作就可能被否定，认为你这个县不急群众所急，干事不力。”
陈兴春说，这是考验干部政治勇气的时刻，“我告诉底下不能盲目追求快，我亲自带上人到选址点上考察，必须确保地质安全。”
“‘5·12’之后，北川连遇几次大型山洪泥石流灾害，但没有再死一个人。”陈兴春说，这个成绩取得背后，北川曾经承受的压力超乎想象。
回想起3年重建走过的心路历程，陈兴春难免想到其间的曲折艰难和受过的诸多委屈、辛酸。他在县委临时的办公室里熬过3年，始终没装一部空调，宿舍借住在安昌镇农村一间房子里，从床头到大门只有两步远。
但陈兴春的信心越来越足，随着灾后重建任务基本完成，他觉得他和北川的1000多名干部已经从阴影中走出来，走到了阳光底下。
上网从搜狗开始
